2021年5月27日，共青团北京市通州区委员会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通州区永顺镇人民政府，举办“副中心青年论坛·新职业青年与城市发展”。此次论坛邀请来自政府、学术届、媒体、企业等各界人士，就新职业青年的成长与发展、都市社会治理、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2021年5月27日，“副中心青年论坛·新职业青年与城市发展”在北京通州举办

　　新职业青年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 

　　随着新经济和新业态的发展，一大批形态多样、分工精细的新职业应运而生，比如外卖小哥、网络主播、网络文学写手、新型职业农民等，这些新职业覆盖不同层次就业、采取灵活多样的就业形态，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口。其中，青年是新职业从业人员的主力群体，新职业青年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 

现场专家就新职业青年研究的政策意义与社会意义进行圆桌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杨典表示，新职业青年既是新技术、新业态的产物，也大大促进了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消费的发展，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代表着未来，代表着新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方向。所谓“工作塑造人格”，相信这类新职业也会使青年人的社会人格发生新的变化，而新职业青年群体具有怎样的社会政治态度和立场，对中国的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力会有怎样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 　　 

　　共青团北京市通州区委员会书记高翔表示，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不断推进，区域内不同层次的新职业青年数量也将不断增加，如何引领、服务以新职业青年为代表的新兴青年群体，是新时代青年工作的新课题，通州团区委将引领广大青年为副中心建设发展贡献青春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 

　　平台职业是“抽水池”还是“田螺姑娘” 

　　很多新职业基于平台经济新业态，由此也引发一些争议，比如平台职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人才竞争问题，还有关于新职业塑造的职业路径和传递的价值观对于年轻人的影响问题，“年轻人不去学一技之长，都去赚快钱了，他们以后发展怎么办？”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院长、教授闻效仪认为，平台经济、零工经济总体扮演一个“抽水池”的概念，制造业自动化水平提升不是主动而为，而往往是劳动力市场短缺的被动而为，与以往处于边缘地位不同，零工经济的发展成为一级劳动力市场，年轻人主动选择从事它，那么后果可能加大产业空心化风险，进一步降低制造业比重，也影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劳动者技能养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杨典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社会发展研究室副主任崔岩同样反思了新职业的就业质量。通过对比不同职业的就业脆弱性指标，崔岩发现，外卖骑手就业脆弱性仅低于临时工/小时工群体，与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相关职业相比，差距较大，脆弱性更强。他认为，外卖骑手的就业脆弱性从根源上归于个体劳动技能的缺乏。由于外卖骑手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和简单重复的低技能工作内容导致他们陷入职业发展困境。同时，平台为了规避责任、降低成本，从法律制度等多个层面淡化其与骑手之间的劳动关系也加剧骑手的就业困境。 

共青团北京市通州区委员会书记高翔

　　针对新职业和平台经济的“抽水效应”和就业质量，也有学者表达了不同意见。 

　　基于250份个案访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城市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郑少雄，强调骑手作为“田螺姑娘”对社会的贡献以及从业者与平台的“共生关系”。从对社会的贡献来讲，骑手职业更像是“田螺姑娘工作”，将技术进步承诺的红利通过打工人送到我们每个人手里。从阈限视角和并接结构视角，看待当下外卖骑手的现实境况，一方面展示了社会的困境与努力，另一方面则表明，骑手职业是寻求自我发展的个体与平台经济之间的共生关系，社会的主体性正是体现在他们充分利用了平台经济提供的空间。当下笼罩在骑手及平台身上的问题，是当代城市文明进程中的总体问题，其解决之道依赖于“政府、企业和社会之间的深入对话和相互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高文珺更加认同骑手职业对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特别为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低的人群提供了本地就业和向上流动的机会，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低、持有农业户籍的人更可能通过这一职业实现向上流动；由于入行容易、工作灵活性，很多人将骑手职业作为阶段性的缓冲，为长远职业规划提供支持。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回应了劳动力竞争和技能培养两个问题。他认为，其实在网络配送员出现以前，我们就在讨论制造业升级的问题和从业者技能缺乏的问题，因此并不是平台经济在争夺劳动力，根本原因在于职业教育的滞后，跟最先进的技术之间存在差距。此外，技能形成机制是一个复杂系统，大家对新职业发展也缺乏认知，但是至少它是经过国家论证的，具有一定职业前景，未来还要做职业技能标准和职业资格认证。网约配送员职业被认为门槛很低，但也需要经验与技能积累，当然目前忠诚度低、流动率高等因素不利于新职业从业者的经验与技能的积累。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政策研究院秘书长李丁提供了更宏观的全球化和城市治理的思考角度，认为非正规经济发展和治理是后发展国家的共同挑战，存在效率与公平的平衡问题，平台管理和新职业发展不单纯是劳工问题，应当放在整个世界体系和城市治理体制下综合考虑，社保政策、劳动法规的改造，包括市民化政策的推出，对城市竞争力以及中国在整个世界竞争格局中的相对地位的影响都需要考虑。 

　　着力建设青年友好型城市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新职业青年为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城市也应考虑如何善待这群城市建设者，从制度政策和基础设施等多方面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为新职业青年的成长提供高质量的空间。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协商代言处处长滕素芬表示，共青团高度重视新职业青年工作，希望通过有效的联系服务来增进新职业青年的情感认同，通过情感认同来增进组织认同，通过组织认同来增进制度认同和政治认同。同时强化政策服务，以推动《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落实为牵动，探索建设青年友好型城市，持续推动地方加强普惠性政策和实事项目供给，并围绕新职业青年成长发展积极开展政策倡议和社会倡导。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岳含表示，网约配送员和快递小哥为城市的便利生活和高效服务做出重要贡献，特别在疫情期间，他们凝聚成巨大的社会力量，保障生产生活有序进行，而城市应当以更加包容的态度、更加柔性的监管方式以及更加灵活的政策，来保障他们能够在城市中扎下根，获得比较完善的生长空间，这样也反过来推动、刺激城市活力的提升和内生动力的增长。 

　　上海市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院长徐建介绍了“浦东经验”。浦东对年轻人的吸引有三个关键词：一是“年轻”，一个年轻的区域，没有传统的束缚，没有很多历史的包袱，意味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二是“开放”，浦东的视野、格局和气质有着开放的特性，在这里可以触碰到世界；三是“规则”，年轻人需要机会，但更在意有了机会能不能轮到年轻人，长期以来上海形成的契约文明、规则意识以及对机会平等的强调，使得年轻人相信能够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改变。 　　  

　　中国劳动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鲍春雷认为应加强政策创新，传统工业化时代的劳动保障方式越来越不适合新型用工关系，应完善劳动基准，积极开发新职业、开展新业态平台企业职业技能提升试点，在就业、创业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将就业政策切实从稳岗向稳就业转变，让灵活就业的新职业群体也能享受到政策红利，建立适合新就业形式的社会保险制度，尤其是尽快出台职业伤害保险参保办法，这是下一步要重点做的工作。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社会学部博士、讲师昌硕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高晓雪，从城市空间的角度，提出“反规划”的逻辑，留下边缘留白空间去孵化新的职业，可能带出来更多的创意产业。昌硕强调以数字技术赋能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将城市大脑与智慧界面精确匹配，实时评估青年群体的多维需求、合理营造服务青年的数字应用场景、有效拓宽青年参与城市治理的便捷渠道。 

　　朱 迪  通州区团委副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