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封城、全法大学关闭的前两天，Xavier RICHET教授给我发了一个邮件，讲他和夫人与女儿女婿的聚会，地点在他认为巴黎当时“安全的地方”——拉雪兹公墓。附件照片上，他们四个人都戴着口罩，墓地阳光灿烂，春意盎然，教授夫人Diana的银发在微风和煦中透出暖暖的光泽，一派祥和景象。但教授在邮件中说：巴黎的疫情形势越来越严峻，家里存了足够的食物，他们在静观下一步的变化。

　　RICHET教授退休前任职于巴黎第三（新索邦）大学，是让·莫奈讲席讲授。他是法国著名的转轨经济研究专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担任过多个东欧国家的经济顾问。1990年，他来华短期任教，得以近距离接触中国，并因此延展了他的人生轨迹。最近20多年，他致力于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成为法国著名的中国企业改革、制度建设与创新发展的研究专家。

▲ 1998年，Xavier RICHET教授（右二）在广州调研，与作者（右一）合影。

　　相识

　　我与教授相识于1995年。当时，他在法国国立科研中心和法国驻华使馆支持下，来华寻求合作。经他的学生介绍与我相识，从而开启了和我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长达20多年的合作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扩展到中法、中欧、中欧印等多方学者的合作。同时，他多次受聘在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等学校开设讲座。

　　RICHET教授出生于1945年，毕业于著名的索邦大学（巴黎一大），28岁拿到国家博士学位，曾在法国里昂二大、巴黎十大等多所著名大学任教。早些年，他专注于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与变革轨迹，在完成了俄罗斯、东欧的企业转轨研究之后，他把目光转向中国，并从中国再扩大到新兴国家、金砖国家，乃至现在的“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企业研究。

▲ 2015年，作者与Xavier RICHET教授在摩洛哥开会后合影。

　　90年代后期，我们合作“在中国企业改革中如何借鉴欧洲经验”课题，一起访问了中法两国的多家知名企业，如法国雪铁龙、雷诺、法兰西电信、法兰西电力，中国的一汽大众、雪铁龙（中国武汉）、中国联通等，同时，我陪同他及其他欧洲学者访问了中国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现发改委）、国务院发展中心、中国社科院、科技部等机构的相关学者和官员；他介绍并陪同我们中国学者去访问法国国家计委、经济财政与工业部、统计局、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巴黎政治学院、人文与社会研究中心等政府部门和大学、研究机构，让我们切身体会法国及欧盟的市场开放政策和企业变革过程，并给我们详细讲解了法国在欧盟市场一体化进程中的政策变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记得我们在一汽大众看到《第八批职工分房方案》的公告时，他赶紧拍照，说这将是日后难得一见的中国企业转轨历史见证。1997金融危机后，大批中国浙江、广东的私有企业陷入困境，他当时完全不赞同众多对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批评，而是用意大利家族企业发展的经验告诉中国，家族企业是最有奉献精神和持久动力的企业，要坚定目标，要改革和完善自身，要相信未来。结果，他对了。

　　友谊

　　教授博学但谦逊，讷言而不失幽默。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他特别包容，富于同情心，尊重不同文化，这使得和他一起做国际课题的合作学者，都感觉非常舒服。他从不指手画脚，耐心倾听合作者的看法，哪怕参与其中的只是一个年轻学者或者来旁听的学生；他提出不同意见时总是用商量的口吻，探讨课题框架时亲自动笔，修改合作文稿时永远尊重合作各方。而对第一次去巴黎访问的中国合作者，他一定亲自去机场接机，以确保我们不因陌生和不了解而遭遇任何一点儿小意外。在国际合作中能够遇到这样的伙伴儿，真的是非常幸运的。我相信这是他温厚的天性，他拥有一颗随和的爱心，也和他一生总是挑战新的研究课题，足迹遍及全球的阅历相关。他的学生遍及亚非拉，他的研究偏重关注发展中国家。国际化视野、态度谦恭、热爱学生，并自己保有持久的好奇心，使得他和他的学生、他的合作者建立起长久的友谊纽带。

▲ Xavier RICHET非常喜爱北京的胡同。每次来中国，都会入住南锣鼓巷附近的酒店。图为2008年，他与工作伙伴在后海。

　　20多年来，在他巴黎的寓所，那个位于拉丁区，推开窗户隔着塞纳河与巴黎圣母院美丽的南窗相望的客厅里，我与很多巴黎乃至欧洲的学者相识，也和他世界各地的学生相识。后来，其中一些人或成为了我们共同的合作者，或至今仍是我持续交往的朋友。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中文名叫李国维，是我给取的。姓李，是因为他女儿Daphne的中文名字叫李达英，“父随女姓”；取名国维，一是因为Xavier太难翻译成中文，二是他儒雅博学，会让我想起国学大师王国维。

　　期待疫情后再相聚

　　RICHET教授的夫人是英裔法国人，自幼随外交官父亲旅居巴黎，和教授是大学同学，著名历史学家，退休前任法国凡尔赛大学副校长。他们的女儿受父亲影响，在中学时就开始学习中文，大学留学中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在取得伦敦经济学院（LSE）硕士学位后，曾任职欧盟驻华使馆，如今在一家知名法国跨国公司工作，频繁往返于巴黎与上海之间，并且嫁给了一位中国艺术家，成为中国媳妇儿。

　　教授夫妇是典型的战后和平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欧洲精英，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都是音乐迷，年轻时充满热情，喜欢披头士。RICHET教授曾经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1968年香榭丽舍大道上高举红宝书的狂热青年；会带着我女儿坐在马路沿上等外交车队过市政厅，仅仅为了让她看看骑在高头大马上的骑警；他们夫妇还专门带我去参加每年一度的法国《人道报》大型庆祝活动，亲眼看看今天欧洲的左派什么样。他们家里充溢的民主、逻辑的气氛则令我既羡慕又感慨。

▲ 2006年，作者的女儿与Xavier RICHET夫妇在其巴黎的寓所内用餐。

　　去年的深秋，RICHET教授还来京授课。今年，距他第一次来华正好30年。我行文的此时，全球因为新冠病毒而风声鹤唳。看着飙升的全球感染数据，我和很多人一样，会啜泣，会焦虑。我和教授夫妇保持着密切的联络，从开始时他们关注我、关注中国，到现在我担心他们，听他们讲法国乃至欧洲的疫情。教授仍旧是乐观的、淡定的，有理性评论也有批评，但他相信一切都会过去，一切很快就会好起来。我信他，并期待着今年北京金秋时节，与教授夫妇重聚。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