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福建龙岩的一个农村家庭，在1978年至今的40年里，我的父母消除了对饥寒的恐惧，我和姐姐弟弟三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住进了城市，我们的后代也开始为她们的将来而努力学习。如今一家三代人过上了与祖辈完全不同的生活。今年暑假，当我在西安的博物馆里看到中国流传了2000多年的农具时，猛然意识到那些农具和农村生活可能已经永远退出了我的生命。

　　父亲和母亲

　　父亲和母亲是孤儿，在家族长辈的主持下结婚成家。1978年的时候,父亲26岁，母亲24岁,已经有了我和姐姐两个孩子。

　　那时，我们家和其他十几户共同属于一个生产队。成年人和10岁以上的孩子通过参加集体劳动获得工分，用来换取粮食和肉类、布匹及其他生活用品。

　　最初的记忆里，还有初夏时分青黄不接的窘迫。上一年度的粮食吃完了，新一年度的稻谷却还没成熟。母亲只能把红薯丝掺杂在大米中煮饭以供全家充饥。这对于父母只是习以为常的无奈之举，对于我们却是一次新奇的调换口味。

2002年作者和外婆舅舅等一家合影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78年的秋天，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过，这个重大变革真正影响到我们家还要到1981年底，这一年，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模式终于结束，共同耕作的农田按人口分到了各家各户。父母不仅有了自己包干的农田，也迎来了他们唯一的儿子，我的弟弟。我们成了五口之家。

　　从大集体进入农户单干，父亲不再一天只挣10个工分，他每天天一亮就下地看管他的农田，把农作物照管得妥妥的，一年两季都有丰厚的收成。到了农闲时候，父亲还到山里帮林场扛木头，挣一些零花钱。1984年，土地分配重新调整，弟弟虽然还未满10岁，却也分得了自己的口粮田。天遂人愿，我们家迎来了大丰收。父亲把余粮卖了，到邻近的城市买了一部电动机。有了电动机磨浆，不再需要人工推石磨，我们家做起了豆腐，用来出售给乡邻做菜。虽然只是小生意，但是家里有了一些零花钱，在用度上也不再那么局促。

　　心灵手巧的父亲还无师自通掌握了砌筑土灶的独门手艺。慢慢地，他不再需要去出卖苦力，而是开始更多从事需要技术的工作。他种植专门用作种子的水稻，掌握了种植和烤制烟草的技术。随着商品流通的加速，我们家乡特有的红心地瓜干打开了全国乃至国外的市场。父亲也加入了种植和烤制地瓜干的队伍。

　　父亲长期每天工作十几或二十个小时，母亲也是从清晨忙到深夜。这样的长期辛劳，虽然没能使我们家变得富裕，但支撑起了一家五口的生活，使父母亲在交纳了农业、教育、交通等各种费用后，能够按时支付我们的学费，还把我们家从仅有的两间夯土房扩建成了有6间主房两个厅的成套房子。

　　父亲和母亲用20年的时间，乘着改革开放的大潮，通过自己的辛劳，为全家带来了小康。20世纪90年代末，姐姐完成学业开始工作，弟弟也考上了大学。我们家眼看着就要过上与以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父亲常年辛劳的身体也疲累不堪，逐渐退出繁重的劳动。

　　我和姐姐弟弟

　　我和姐姐的童年没有饥饿，我们的衣物不多,但也基本够用。我们用泥土揉制小狗、小车，用草绳编织鞋子，用菜梗编制项链，这是我们童年时候的娱乐，和母亲小时候一样。

　　1982年秋天，姐姐进入幼儿园的时候，弟弟还不到周岁，我也只有5岁。母亲需要照顾弟弟，我便随着姐姐到幼儿园。我们的教室有时在老师家里，有时在过去生产队的集体用房里。后来，我们搬进了正式的学校。随着学生的增加，学校还扩建了好几间教室。

2017年春节期间作者（左一）和女儿一起去厦门弟弟家过年

　　那时，政府和学校推行义务教育，几乎每个同学都有同胞姐弟，老师们不是忙着去劝说那些被叫回家中帮忙看管弟弟妹妹或者帮忙劳作的孩子回校读书，就是忙于修建更多的教室。我和姐姐等着进入新建的中学教室时，弟弟已经可以在新建的小学里上学了。

　　我们都是出色的学生。感谢父母，虽然三个子女的学费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他们总是提前就给我们备好学费和生活费，从没耽误过我们的学业。而我们的同学中，却有不少早早回家务农或进入工厂挣钱帮补家用。那个时候，他们总是把收入上交给父母，再由父母返还给自己生活费。

　　1995年，我和姐姐同年考上大学。姐姐是师范生，免除了大学学费。我考上了清华大学，学费不高，有奖学金。1997年，姐姐从省城的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成了一名中学老师。1999年，弟弟考入北京一所大学，他的学费已经上涨到了我的4倍。2002年，我研究生毕业，到了北京一家研究所工作。同一年，弟弟也毕业了，开始坎坷的求职之路。

　　弟弟先在北京的一家私营企业工作了8年，后遭遇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收入锐减，只得辞职，于2010年去厦门重新找了一份工作。换了工作的弟弟跟上了IT产业快速发展的节奏。虽然没有升职，也没有多次跳槽，但他的工资在6年间涨了1倍。事实上，在过去的十余年时间，我们的工资都上涨了3倍以上。

　　今天，我们姐弟三个都在不同的城市购买了住房，或多或少有了一点积蓄。我们的收入足够日常开销，可是还不能支持我们经常外出就餐。我们也计划每年都出去旅游，但是还无法支持舒适的旅途。于是，我们只能汇入拥挤的旅游大军。

　　我们在老家的那些小伙伴，他们大多数没有考上大学，不过他们中的将近一半也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了城市定居。其中又有一半获得中等以上收入，有自己的住房并能每年外出旅游。

　　我们的孩子

　　2004年底，女儿出生前夕，我们邀请父母到北京定居。我们经常在周末陪同父母到郊区旅游，直到孩子出生。由于我只休了不到两个月产假就回到工作岗位，父母和许多老人一样，承担起了家务和照顾孩子的大部分工作。

　　日子就这样琐碎地过去。母亲成为辅助我们的主力，父亲却总是不太适应，后来回到了老家独自生活。母亲长期在京，帮助我们做饭、洗衣、打扫卫生，还送孩子去上音乐、绘画、舞蹈等各种课程。

2018年暑假，作者（中）带母亲和女儿在西安旅游

　　衣食无忧、日益富足，只有一个孩子的中国父母，把许多财力、精力倾注在了孩子的身上。从胎教、幼教到各种才艺教育，我们努力给孩子最富足的营养。在中国大城市的普通工薪家庭，虽然政府提供了免费教育，但孩子的校外课程以及其他开支往往超过家庭日常开支的一半，在有些家庭也许可能高达80%。

　　2013年，我们也花费了大概1/6的年收入送孩子到欧洲游学了10天。类似的活动已经成为中国大城市孩子的常规安排。如今，我的同事的孩子，到了寒暑假，大概有近1/3的人会选择出国旅游度假。

　　去年，孩子通过考试进入了一所比较好的民办中学。如果不是这么努力，她可能会通过政府派位进入一所不够理想的中学。政府正在努力提供均衡教育，减小学校之间的教学质量差距。家长们却希望孩子进入更好的学校，将来考上中国或者欧美更好的大学。如今，13岁的女儿的英文程度已经达到我们那个年代普通大学生的较好水平。女儿的同学大概有1/5会选择自费就读欧美大学本科。而不像我们那个年代，大部分同学在大学本科毕业之后才考取奖学金到美国上研究生。

　　对于姐姐的女儿，情况却很不同。她比我的女儿大5岁，从小在老家的乡镇上幼儿园，后来在姐姐工作的学校完成小学和中学学业。6月份，她完成了进入高等学校的统一考试—高考。她的成绩并不理想，所以还在犹豫是明年再考一次呢，还是先上一所一般的学校，将来再努力使自己进入更好的平台。

　　江褔梅 北京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