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到民族区域自治法，再到正在推进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国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进程不断深化。如何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怎样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法治轨道上落地生根？近日，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边巴拉姆围绕这一话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边巴拉姆

　　记者：今年两会期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受到广泛关注。您长期在西藏从事民族研究工作，请问制定一部专门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何重要意义？ 

　　边巴拉姆：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既需要情感的维系、自觉的践行，更需要法治的规范、制度的保障。法律正是将民族团结从道德倡导上升为法律要求的重要载体。 

　　此前，我国已颁布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民族事务治理提供了基本遵循。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涉及面广、关联性强，涵盖社区建设、学校教育、矛盾化解等多个领域，需要一部更加专门的综合性法规进行系统规范。《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的制定，正是为了补齐这一制度短板。它将“民族团结”从原则性要求转化为具体法律规范，明确各方权利义务，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记者：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西藏地域广阔、民族众多，普法工作如何做到精准有效？ 

　　边巴拉姆：普法工作不能简单照本宣科，必须把握有效性、针对性、非重复性三个核心要求。 

　　有效性是前提。普法要真正入脑入心，必须融入群众的生产生活。在西藏，我们依托雪顿节、赛马节等传统民俗节庆，运用藏汉双语开展法治宣讲，通过文艺汇演、小品歌舞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法律条文转化为“群众语言”，让法治精神在潜移默化中扎根基层。 

　　针对性是关键。不同群体的法律需求和接受方式各不相同：对公职人员，重点开展法定职责专题培训；对青少年，将民族团结内容融入校园思政教育；对农牧民，结合村委会会议、寺庙讲经等场合进行嵌入式普法。分类施策，方能事半功倍。 

　　非重复性是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与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普法工作应当突出这部法律的创新内容，如“互嵌式社会结构建设”“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等特色条款，避免简单重复既有普法内容，确保普法资源的精准投放。

　　记者：民族地区的执法工作具有特殊性。如何在执法过程中把握好尺度？ 

　　边巴拉姆：民族地区的执法工作，需要在坚守法治原则的同时，充分考虑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做到合法性、科学性、合理性的有机统一。 

　　合法性是底线。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行使执法权，遵循草案确立的“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工作格局，规范执法程序，确保每一项执法行为都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科学性是要求。民族地区情况千差万别，执法工作不能“一刀切”。以西藏牧区为例，针对群众居住分散的特点，可将执法工作与网格化管理相结合，在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等执法实践中融入民族团结要求，实现执法与发展的深度融合。 

　　合理性是境界。草案明确提出“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原则。在执法过程中，既要维护法律统一，也要尊重民族地区的民俗习惯。对涉及传统民俗的执法事项，应当做好释法明理，柔性化解矛盾，让执法既有法治的力度，又有民族工作的温度。 

2026全国两会期间，边巴拉姆委员在分组讨论上发言

　　记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与西藏现有的民族团结法规之间是什么关系？ 

　　边巴拉姆：二者是“总纲”与“细则”的关系，共同构成完整的法治体系。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国家层面的综合性法律，规定的是全国通用的基本原则和大方向，是民族工作法治化的“总纲”。《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则是结合西藏实际制定的“落地细则”，将国家法律的原则要求转化为具体操作规范。 

　　国家法出台后，地方要做的是有效衔接。一是内容上的衔接，将国家法的新精神、新要求吸收进地方性法规，及时修订完善；二是机制上的衔接，健全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协同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三是法规体系的清理，对现行民族领域法规规章进行全面评估，消除与上位法冲突或过时的条款，确保法治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记者：作为长期从事民族工作的研究者，您最期待这部法律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边巴拉姆：我最期待的是，法治的力量能够真正走进群众心里，成为各族群众共同的行为准则和情感认同。 

　　在西藏，民族团结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各族群众共同修路、共同采茶、共同学习、共同歌舞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些生动的实践，需要通过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推广开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制定，正是为了将这些“好做法”转化为“硬规矩”，让各族群众在遇到矛盾时知道有法可依，在共同发展时感受到有法护航。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当法律条文转化为日常交往中的习惯、解决纠纷时的依据、共同奋斗的底气，民族团结的根基才能真正扎深扎牢。

　　记者：对于这部法律的落地实施，您还有哪些建议？ 

　　边巴拉姆：立法是基础，实施是关键。我提四点建议： 

　　一是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对民族事务执法人员进行系统培训，提高法治素养和业务能力，确保执法人员懂法、会用法、善执法。 

　　二是完善配套制度建设。及时制定出台相关实施细则和操作规范，确保法律规定能够落地生根，避免“悬在空中”。 

　　三是持续深化普法宣传。普法工作不能“一阵风”，要建立长效机制，结合不同时期、不同群体的特点，持续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四是建立效果评估机制。对法律实施情况进行跟踪评估，及时了解群众满意度，发现并解决实施过程中的问题，确保法律取得预期效果。 

　　归根结底，检验一部法律成效的最终标准是群众的认可度、使用度。只要各族群众真心认可、自觉运用，这部法律就真正“活”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