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深圳社团总会主席王明凡

　　从人民大会堂出来，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深圳社团总会主席王明凡手里还攥着那份刚划完重点的政府工作报告，“具身智能”和“脑机接口”几个字旁边，他密密麻麻做了不少批注。 

　　今年春晚，一群穿着花棉袄的机器人在台上扭秧歌、转手绢，甚至玩起了高难度空翻。那一夜，不少观众看得又惊又喜，王明凡却在电视机前看出了另一种心情。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位来自香港特区工业界的政协委员语速不快，但每一句都落在点上，“那个集群协同的精度，那个动态平衡的能力，说明我们的智能机器人产业，真的到了从实验室走向练兵场的时候了。” 

　　短板不在“实验室”，而在“衔接处” 

　　过去一年，王明凡的行程单上写满了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名字。他不是去签约，而是去调研。深圳的南山、宝安，东莞的松山湖，广州的黄埔，那些藏在一线城市的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他几乎跑了个遍。 

　　“规模起来了，气势起来了，这不用多说。”王明凡话锋一转，“但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我们很多技术，卡就卡在从‘样品’到‘商品’这一步。创新链和产业链之间，有一道无形的‘断裂带’。” 

　　他用手比划了一下：一边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教授们手里握着顶尖的算法，发愁找不到应用场景；另一边是工厂里嗷嗷待哺的生产线，急等着用机器人替代繁重的人工，却又不敢轻易尝试未经充分训练的新技术。 

　　“还有数据。”王明凡加重了语气，“高质量的工业数据，是喂大模型的‘粮食’。但数据采集成本太高，又涉及到商业机密，大家都不愿意拿出来共享。中小企业想搞研发，根本买不起这种‘精粮’。” 

　　他在今年的提案中写下一组判断：高质量训练数据供给短缺、复合型人才数量有限、耐心资本不足。这三大短板相互交织，正在制约中国机器人产业的长周期技术攻关。 

　　给“耐心资本”找个出口，给“香港研发”找个落点 

　　怎么补短板？王明凡开出的药方里，高频出现一个词：联动。 

　　在他看来，香港和内地，尤其是和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深圳，天然就该是一对。 

　　“香港基础科研底子厚，港科大、港中文在机器人领域有世界级的团队，而且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资金来去自由，国际上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更愿意待在那里。”王明凡顿了顿，“但是香港缺什么？缺产业链，缺大规模的应用场景。你不能让教授们在实验室里造出一个机器人，就在维多利亚港边上找个地方跑测试吧？” 

　　他设想的场景是：香港的高校负责“出题”和“解题”，深圳的龙头企业负责“答题”和“阅卷”。香港的金融资本通过设立跨区域专项基金，变成投向内地硬科技的“耐心资本”；内地的海量数据和应用场景，又反哺给香港的科研团队，让他们手里的技术不至于变成“空中楼阁”。 

　　“这就是我常说的‘香港研发+深圳转化+广东制造’。”王明凡对这一链条很笃定。他甚至建议，在前海、河套这些重大合作平台，专门划出一块地，让香港高校和深圳企业共建产教融合基地。“学生在香港上完课，过条河就能到深圳的工厂里摸机器，这种复合型人才，才是我们最缺的。” 

　　从“春晚刷屏”到“全球制高点”，还差一个生态 

　　聊到国产AI芯片的“卡脖子”问题，王明凡的话锋再次收紧。他认为，智能机器人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那一角，水面之下，是庞大的国产算力生态。 

　　“芯片设计我们追上来了，但生态适配还是短板。”他打了个比方，“你造出了一台性能很好的发动机，但路况、油品、维修保养都跟不上，车还是跑不快。” 

　　他在另一份提案中建议，设立国家级适配认证中心，让国产芯片和算法、软件框架深度绑定。而这项工作，同样需要香港的参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就是一个绝佳的试验田，能不能在那里探索跨境数据流通和算力协同？香港的国际化规则和内地的大市场对接好了，我们在全球竞争中就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目光落在桌面的文件上。 

　　“你看那机器人在台上翻跟头，大家看了都高兴。但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在危险的工厂车间里，在精密的医疗手术台上，在那些年轻人不愿意去的艰苦岗位上，我们的机器人能顶上，能扛事儿。”他的声音不高，却有一种沉甸甸的分量，“技术不能只活在聚光灯下，得活在生产线里。香港和内地，就是要一起把这根针穿好，把这条线引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