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总结和回顾上合组织发展历程时强调，上合组织的发展“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开创了区域合作新模式，为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贡献”。对上合组织与国际关系理论或实践之间的关系，国家层面第一次如此表述。

　　起点高且具内生动力

　　当前国际社会多数综合性地区合作组织，一般源起于经济、贸易等被视为浅层领域的合作，然后才拓展到安全政治等深层领域的合作。这也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新功能主义所提出的地区合作模式。

　　上合组织的成立，不仅得益于“上海五国”机制成员国在边界地区加强信任措施与裁减军事力量等安全领域进行合作所积累的政治互信，而且从一开始就将打击“三股势力”作为组织的重要使命。换言之，上合组织的成立，起源于安全等高级政治领域的合作，这与其它地区合作机制的创立和发展遵循从经济领域“外溢”到政治领域的路径迥然有别。

　　不仅如此，上合组织产生于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环境之中，其创建很大程度上源于成员国加强地区合作的愿望与期盼，主要不是为了应对国际政治大环境的变化。这是一个内生性的国际组织，有别于那些在国际压力下出于联合自强目的所组建的诸多地区性国际组织。起点高与内生动力，是上合组织在组织源起意义上的重要创新。

　　坚持与践行“上海精神”

　　“上海精神”是指导上合组织运行的原则，即“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其中，“互信、互利”是保障组织平稳运行和实现合作共赢的前提;“平等、协商”是成员国之间彼此相待、群策群力和开展多边合作等的原则;“尊重多样文明”是指组织对待成员国文明、文化、政治制度、发展道路等差异的态度;“谋求共同发展”是组织运行的目标。

　　尽管“上海精神”的具体原则有可能体现在其他地区性国际组织中，但将上述原则囊括在一起唯有“上海精神”。“上海精神”对上合组织实践的意义在于，它有效地回应了成员国的各种关切或疑虑：“互信、互利”有助于缓解成员国对在组织框架内进行合作但获益不均的担心;“平等、协商”有助于克服中小成员国在组织内受大国欺凌的恐惧;“尊重多样文明”有助于成员国通过文明对话以超越“文明冲突论”的预言。尽管“上海精神”作为上合组织的灵魂显得抽象，然而对这一精神的坚持与践行，的确是保障上合组织能克服各种障碍和困难平稳运行的基础。

　　包容成员国差异 加强文明互鉴

　　上海合作组织原本有六个成员国，2017年巴基斯坦与印度正式加入，因此目前拥有八个正式成员国。无论是印巴加入前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国情差异始终客观存在。各国不仅在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国家意识形态等方面有所不同，而且在综合国力、发展道路、制度选择、民族构成等方面也有明显差异。即便如此，上合组织始终坚持开放性组织的定位，奉行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积极发展与其他国家、国家组织的联系，而且没有关上扩员的大门。

　　对于国际组织来说，扩员并不罕见。相较于其他地区性国际组织对成员国要么有明确的政体限制，要么有明确的地域限制，上合组织在这些方面所持的开放性态度、对成员国差异所持的包容立场以及明确将加强文化、文明间交流互鉴作为组织的重要使命，使其在国际社会独树一帜、与众不同。这是上合组织在成员国构成这一实践方面的重要创新。

　　事实证明，上合组织不仅有效破除了西方有关上合组织将沦为“清谈馆”、中俄利益冲突导致组织瘫痪等论调，而且，以十七年的发展成就证明了组织具有的强大生命力。这一事实说明，内部存在众多差异的上海合作组织，能有效地克服成员国差异给组织运行与发展造成的困扰，取得切实的发展成效。之所以如此，主要归因于上合组织坚持的指导精神与独特的运作机制，这促使成员国在合作过程中不断获得实利并不断积累政治互信，从而保障它们能求同存异、增信释疑与共谋发展，进而产生对组织的认同。

　　拒绝霸权主义 成员国相互尊重

　　这方面的创新是对“上海精神”的生动阐释。就成员国的相对实力而言，2017年之前，中俄构成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两个大国;2017年之后，中俄印是其中的三个大国。在扩员之前，中俄两个大国与其他成员国关系平稳，并未出现大国与小国在组织框架内发生冲突的情况。

　　上合组织框架下不同体量成员国间的相处之道，有别于其他地区性国际组织存在的大国动辄制裁甚至欺凌小国的行为模式，这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国际组织中的体现。这种现象至少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组织内仅有一个大国，该大国以霸权国家的身份发号施令;一种是组织有两个或以上的大国，这些大国进行“共谋”以胁迫其他较小成员国。截至目前，上合组织并未表现出这些迹象。

　　总之，经过十七年的发展，上合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超越了文明冲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陈旧观念”，展示出了一种区域合作新模式。当然，上合组织仍处于发展过程中，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我们的未来无比光明，但前方的道路不会平坦”。这是承认组织未来发展仍会面临变数，并要求组织自身进行相应的调整。至少就目前而言，上合组织的确在上述方面实现了对既有国际关系实践的创新，这是值得肯定的。

　　(曾向红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