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5年5月10-1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中美经贸高层会谈，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中美对彼此的关税回滚至4月初水平。 

　　这一成果超出了大多数学者的预期，全球市场也在惊愕中迎来狂欢，不仅道琼斯指数创下年内最大单日涨幅，其他主要资本市场都迎来了大涨，离岸人民币汇率也应声反弹。这场看似突兀的转折，实际上暴露了美国在国内外压力下的战略窘境。 

　　干预市场受反向约束 

　　美国政府将4月2日称为“解放日”，是因为在这一天实施了所谓的“对等关税”政策。这一行为激起了中国等国家的强烈反对。 

　　现代国际贸易体系的运行建立在市场规则之上，价格信号的有效传递是有效市场的基础。美国对各国加征关税的政策，本质上是对市场定价机制的干预。这种干预产生的成本会沿着供应链逐级传导，最终形成反向约束政策制定的力量。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国际经贸格局中占据着极为关键的地位。美国的居民和众多企业高度依赖中国企业生产的消费品和中间品。美方一系列加税行为，极大影响到美国商品的价格，必然对其经济运行带来负面影响。恰如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所说，对美国消费者而言，这是“通货膨胀日”，而不是“解放日”。 

　　在消费品领域，加征关税的直接效应体现为进口商品价格的抬升。由于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枢纽地位，许多商品短期内难以找到替代供应源，进口商被迫将额外成本转嫁给下游分销商和零售商。这种转嫁过程在需求刚性较强的商品类别中尤为显著，例如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等生产性物资，以及服装、家居等生活必需品。当终端消费者面临持续的价格上涨压力时，市场需求会逐渐萎缩，形成“价格上升—需求下降—库存积压—生产收缩”的负反馈循环。 

　　中间品贸易的复杂性放大了关税政策的副作用。以汽车产业为例，美国汽车制造企业从中国大量进口电气控制系统、精密铸件等关键部件，加征关税直接增加了整车组装成本，还导致配套服务体系的价格波动。在美国宣布“对等关税”政策后的一个月，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长滩港等主要港口，竟然出现了中国货船数量为零的情况，引发了美国各界的恐慌。毫无疑问，关税的增加必然会导致维修配件供应延迟、技术升级周期延长等问题，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 

　　多方受损带来多重压力 

　　由此可见，这种产业链的连锁反应，使得单边关税政策的实际成本远超政策制定者的预估，给其带来巨大压力。 

　　这种压力首先来自美国的制造企业。美国的大型企业大都形成了全球化的生产网络，当政策干预给特定环节的供给带来冲击时，企业会通过多种途径重构资源配置。面对高关税成本的压力，美国制造业企业试图采取推进生产流程自动化改造、调整产品结构、重构区域供应链布局三个层面的适应性调整。但这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不仅不会达到制造业回流的目的，反而有可能极大削弱行业的竞争力。 

　　农业部门是美国具有极大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但面对这次关税冲击仍然感受到了阵痛。2025年4月数据显示，美国大豆对华出口量同比暴跌89%，玉米、猪肉出口量归零。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玉米、小麦的期货价格在关税落地后一周内分别下跌17%、8%和4%，导致农民的种植成本与收入出现倒挂。 

　　农产品生产的长周期特征使得价格信号传导存在时滞，但市场出清压力会通过信贷体系快速显化。当对华农产品出现库存积压时，生产者的现金流压力会转化为金融机构的坏账风险。而美国农业信贷体系高度依赖政府担保，这种风险最终会转移给公共财政系统。这种“市场风险财政化”的传导路径，使得农业政策成为政治决策的重要约束条件。 

　　关税政策给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金融市场都带来了巨大冲击。美国三大股指在“对等关税”公布后数日内跌幅均接近10%，给全世界投资者带来恐慌。现代金融市场的定价机制能够有效反映政策风险溢价，跨国企业的估值模型中，地缘政治风险因子权重在最近几年不断提升。这种定价逻辑会导致企业的融资成本显著上升，股权融资的市盈率倍数下降，上市公司股价也会下跌。从美国资本市场可以很明显看出，4月以来特斯拉、苹果等高科技企业股价快速下跌，对美国资本市场造成巨大冲击。 

　　在债券市场，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通过信用评级体系传导。受关税影响严重的制造业企业面临评级下调压力，导致投资级债券与高收益债的界限变得模糊。这种信用资质的重构，会引发资本从实体经济部门向避险资产流动，直接威胁到产业部门的正常融资需求，形成对政策调整的倒逼压力。更严重的是，关税政策已经对美国的财政收入带来负面影响。著名的债券评级机构穆迪公司已经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1，预示美国财政前景可能进一步恶化。

　　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 

　　美国的对等关税政策对其实体经济、金融市场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超出了政策制定者的预期，中国的反制措施又进一步加大了其政策转向的压力。 

　　为了应对美国的关税政策，中国从市场多元化与核心技术突破两个方面加速推进。通过深化与东盟、中东欧、非洲等地区的经贸合作，中国将对美贸易依存度从2018年的19.2%降至2024年的14.7%。这种结构性调整不是简单的贸易转移，而是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技术标准协同、本币结算体系构建等深度合作实现的供应链重构。例如，中国在非洲的多哥、加纳、尼日利亚等国家建设港口，不仅给这些国家的货物出口带来极大便利，也促进了工业园、支付等领域的合作，并逐渐形成了区域贸易的新范式。 

　　在关键技术领域，中国通过“集中攻关+市场应用”的创新模式，实现了对“卡脖子”环节的突破。稀土分离提纯技术的升级，使得中国能够从原材料出口国转型为功能材料供应商，在该领域牢牢占据了全球价值链的主导权；半导体制造装备领域也取得了巨大进步，显著降低了外部技术封锁的潜在风险。这种产业升级不仅增强了反制措施的有效性，更改变了全球价值链的收益分配格局。 

　　同时，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所带来的反噬转化为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根据多家媒体发布的民调结果，特朗普本届任期的执政百日支持率为39%，创下过去80年来美国历任总统同期最低纪录。越来越多的利益团体对政府施压，希望改变当前的关税政策，比如，加州政府起诉美国联邦政府，指责后者滥用关税政策的行为“违法”，就连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也抨击该激进关税政策的荒谬性。 

　　这些理性的声音通过发达的社交媒体极大纠正了社会偏见，关税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认知。中小企业的经营困境、普通家庭的生活成本压力、农业社区的破产危机等现实问题，逐渐瓦解了简单化的“对华强硬”叙事逻辑。 

　　这场持续数月的经贸博弈，最终以美国调整对华关税政策而告一段落。我们从中获得了更多的启示：在高度互联的现代经济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崛起，正在加速改变全球格局，即使是作为世界霸权的美国也无法为所欲为。这促使美国贸易政策加速回归理性，更重要的是，必然会激励更多国家维护自身利益，并为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打下坚实基础。 　　  

　　卞永祖 《管理现代化》杂志常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