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组成的七国集团举行领导人视频会议。会议阐明要让“2021年成为朝向多边主义的转折点”。诚然，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多边合作面临着一系列新的任务与问题，亟待理论与实践的完善与创新。但是，对于处在十字路口，面临着巨大不确定性的世界来说，这些信号在一定程度上是积极的。历史地看，它的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肯定并鼓励国际合作是20世纪70年代七国集团成立时向世界阐明的立场。这也让我们再次缅怀国际合作理论之父，对建立七国集团起到理论奠基作用的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他因淋巴瘤于2020年12月23日辞世。 

　　1968年，库珀在他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代表作《相互依赖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中，提出了合作性均衡理论。这与以约翰·纳什（John Nash）为代表的非合作性均衡理论有着显著不同。库珀的理论认为，应创造条件使得各国能够以合作或协作的方式制定并执行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国际贸易政策从而有效提升政策成效，并促进繁荣。库珀的国际合作理论经过尖锐的学术争论与政策博弈最终得以采纳。七国集团、八国集团乃至20国集团的成立与发展都是以此为主要理论基础的。 

　　作为服务了四位美国总统的重要政策顾问，库珀的国际合作理论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同样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作为卡特总统的经济事务副国务卿，库珀大力推动并见证了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 

　　库珀的国际合作研究是历史的、社会学的经济学研究。他的研究是真正的跨学科融合，而不是拼凑或形式主义的协同。他认为真实世界是复杂且密切联系的，所以应重视并客观对待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理论与实践。回顾他的中国研究，可以总结出三个值得重视的经验——历史视角、重视调研和面向未来。 

　　库珀强调不联系历史就不能了解现在。他为哈佛大学开设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等课程非常重视教育青年学生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从完整的历史脉络，而不是以近年来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为截面，做出碎片式的分析与判断。因此，库珀高度肯定中国提出的“实事求是”，认为不仅在经济领域，就整个的社会发展而言，都不能过分地依赖理论、模型和数字。在给中国学生的报告中，他引用自己青少年时代在德国法兰克福阅读的德国作家歌德作品中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以此鼓励中国学子要重视理论联系实际。 

　　为了做到这一点，库珀每年都会花大量的时间赴不同国家访问或开展合作研究。近年来，他格外重视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他认为欧美大学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关注仍然比较有限。因此，只有亲身走进这些国家才能真正全面、客观和尽可能深入地了解它们。库珀几乎每年都会到访中国，留下许多美好回忆。例如：他曾参观今日中国杂志社，对中国为发展与深化与世界各国的联系而做出的努力给予肯定。 

　　对于调研的重视赋予了库珀的中国研究很多鲜明的特点。在关于中国的报告中，除了以各类数据为支撑，库珀总会列举许多生动的事例体现中国的国际发展。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访华时，中国人还保有一些不良习惯，抽烟者众多、乱丢垃圾的现象较为普遍等。与此形成对比，现在的中国人重视学习、健身和社会服务；以北京为代表，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已经开始垃圾分类的宣传与行动。这些变化在中国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他的发言总是能够得到包括中国听众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的高度肯定，因为库珀虽然是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但他愿意真正地去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尤其是他们的追求与梦想。 

　　60多年来，库珀的研究历经从冷战到全球化再到特朗普执政期间的逆全球化等不同时期，虽然历史和社会的背景不同，但他始终秉持的视角是合作与协作。他的国际合作理论时至今日，仍然被经济学界高度认同。例如：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指出，“库珀的理论是国际合作的原创性奠基理论”。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关于合作共赢的可行性日益成为国际讨论的热点问题。近年来，由于保守主义、孤立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等思潮的有所抬头，误解、偏见与隔膜不断出现，乃至升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国际社会需要重新关注库珀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研究是具有前瞻性的。库珀是面向未来的，总是从国际视野而不是狭隘的一国利益来看待问题。在他的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百年的论文《经济的相互依赖与战争》（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中，他归纳了人类历史上的三次全球化—— 第一次发生在16世纪。第二次是1870年至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第三次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是“全球化的伟大阶段” （the great period of globalization）。 

　　何为伟大的全球化时代？英国社会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前院长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总结与库珀的观点形成跨学科默契。值得一提的是库珀以马歇尔学者（Marshall Scholar）的身份，在该校留学并获得硕士学位。在《社会学（第三版）》（Sociology 3rd Edition）（2004）中，吉登斯指出，“全球化让我们意识到地方与全球的日益紧密的联系意味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是我们的问题影响了世界，而世界的问题也在影响我们”。 

　　综上所述，与其他经济学家一样，库珀的研究也是聚焦于时代的热点问题。然而，他的研究目标是如何建立和完善合作与协作机制，即如何让世界朝向团结协作。 因此，他的主要观点都是积极的，能够给人以启发和力量。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造成恐慌与痛苦之际，他的文章《回顾2020》（A Glimpse of 2020）仍然对世界的未来充满信心。不断发展的全球流动是他的信心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库珀的研究最突出的特征是人文情怀。这也有力地诠释了何为研究的意义。正如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奥古斯特．孔德 （Auguste Comte）所阐释的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以爱为原则，以秩序为根本，以进步为结果”（Love as principle, order as basis, progress as end）。 

　　库珀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他对世界的关注是充满热情与探索精神的，这为青年学者树立了榜样。有鉴于此，他的关于全球化时代女性政治家的文章被选入《全球化：英语教学系列教材》之《文化智慧阅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北京大学是库珀非常欣赏并总是会到访的大学。   

　　刘琛，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梅森学者，哈佛文理学院博士后，师从理查德．库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