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世界上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逐步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原因，也有时代机遇，更有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发展。从改革、开放、发展三个维度，探寻中国经济社会进步的源泉，特别是其中的因果联系，可以勾勒出中国40年的发展轨迹。

　　改革：释放中国经济社会进步的根本活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面临许多困难，物质供应不足，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为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年轻的中国政府进行了深入改革和一系列的探索。中国改革开始于农村改革，农村改革的成功不仅解决了人民吃饭问题，更主要是探索出改革成功的路径。

　　一、农村改革序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进行的农村土地改革，试图改变传统、碎片化的小农经济，逐步组建互助组、人民公社。这些虽然都与当时落后的生产力基本相适应，但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难以实现富裕的梦想。

　　1978年末，中国大地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安徽凤阳小岗村以严宏昌为首的18位农民偷偷地、自发地冒着巨大风险以按红手印方式，签下生死契约，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大包干”），由此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

　　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启动了农村新改革，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提出了要发展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其中就包括“联产计酬责任制”。这既是历史的巧合，也是新改革的必然，解决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问题，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实行“大包干”后的第一年，在遭遇罕见干旱的情况下，小岗村仍然取得了大丰收。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超过13万斤，其中油粮总产就达到了3.5万斤，相当于前20年产量的总和。小岗农民不仅吃饱了肚子，还实现人均纯收入400元人民币，是上一年的18倍。此后，农村改革不断深入，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等等。

　　二、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前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限，实施计划经济体制，是根据政府计划调节经济活动的经济运行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就是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措施，有计划地安排重大经济活动，引导和调节经济运行方向。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允许对部分产品的生产流通不做计划，而是通过市场来调节。

江苏海安：输变电装备企业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的重点逐渐从农村转向城市，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中心环节全面展开。该决定是指导中国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指出了改革的基本任务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决定各项改革措施取舍和检验其得失的根本标准。1993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就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体制不断演变，主要脉络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每一次经济体制改革对上一次改革都是一个较大的突破。

　　三、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展开。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极大地鼓舞了中国深层次改革。继农村改革后，中国开始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城市改革等。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措施，对国有企业实施了承包制、租赁制等改革措施，积极进行以厂长负责制、工效挂钩、劳动合同制为内容的企业领导、分配、用工等管理制度的改革，增强企业的内在活力。中国国有企业也走上了改革道路，以租赁、承包、厂长负责制等多种方式，剥离了企业办学校、医院等社会功能。这些改革不断深入，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释放了社会进步的活力，涌现出个体户、私营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股份制企业等。1997年，中国拉开了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改革的序幕，相当部分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组建国有大型企业集团，“抓大放小”来准确定位国有经济领域。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坚持“抓大放小”，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

　　1984年开始，中国还进行了政府宏观调控职能方面的改革，逐步建立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包括财政体制、金融体制、行政体制等改革。《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主要职能，提出宏观管理体制以宏观间接管理为目标，对价格、财税、金融、计划以及流通体制等进行改革；采取“调、放、管”相结合的方针，理顺商品和服务的比价关系；大幅度缩小指令性计划；改革银行组织体制；实行各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制。其中，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就是，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计划、方针和政策；制定资源开发、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的方案；协调地区、部门、企业之间的发展计划和经济关系；部署重点工程特别是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的建设；汇集和传布经济信息，掌握和运用经济调节手段；制订并监督执行经济法规；按规定的范围任免干部；管理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等。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财政管理体制从“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经“划分收支、分类分成”到“划分收支、总额分成”；1980年，国务院决定实行“划分收支、分别包干”的财政包干体制，1994年进一步实行中央地方的分税制和财政支出管理改革。《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要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改革国有银行，建立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等。199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撤销省级分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九家分行。1992年10月设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1998年11月设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2003年4月设立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2018年3月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此外，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逐步深入。

　　2008年中国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冲击了中国经济。一方面，中国政府采取积极举措，减缓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更加意识到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和加快改革步伐。

　　2008年2月，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各级政府要按照加快职能转变的要求，结合实际，突出管理和服务重点；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紧紧围绕职能转变和理顺职责关系，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必须严格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健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度等。

　　中国进行了几次机构改革，合并、撤销、组建了相关机构，2008年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3年组建了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重新组建了国家海洋局、国家能源局；2018年出台《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组建了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中央审计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大力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特别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推进电价、水价等资源型产品价格改革，完善成品油价格改革，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增值税转型改革，完成营业税改增值税；深化国有金融机构改革，稳步发展多种所有制中小金融企业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推进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措施。

　　自1978年之后，中国积极探索改革的勇气一直延续到现在，与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路径有异曲同工效应，经济体制改革路径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局部到全面，解放了思想，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经济社会进步的根本活力。

　　开放：激发了中国经济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的改善为中国开放奠定了基础。中国只有对外开放，才能抓住历史给予的发展机遇，经济社会就能快速进步。制定对外开放的战略，合理确定对外开放的顺序，成为落实改革开放这个基本国策的重要步骤。中国实行了试验、试点，总结经验后再逐步推广的渐进式对外开放模式，确定首先在广东省、福建省特定地域进行开放试验，它们与中国的香港和台湾毗邻，具有对外开放条件。

　　一、中国经济特区

　　1979年4月，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向邓小平同志汇报时提出广东开放搞活的设想，希望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同志十分赞同这一设想。他郑重地说：“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79年5月5日，广东省委具体提出《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初稿）》，报告于1979年6月6日呈送到中央。这不仅是第一份关于兴办特区的设想方案，同时也是“特区”一词第一次在正式的文件中出现。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1979）50号文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出口特区”。1980年3月，国务院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同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1980）41号文件，都明确提出把原拟的“出口特区”名称改为“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和《福建省厦门经济特区条例》，决定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中国经济特区正式宣告成立。

　　1988年4月，海南建省，并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当地时间2017年12月12日，阿根廷布宜诺利艾利斯，中国—毛里求斯正式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二、中国对外开放路径

　　1984年3月26日，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此后，中央又决定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带，以及辽东、山东半岛等地区。

　　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运用经济特区成功经验，在沿海城市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1984-1988年期间，中国政府进行经济技术开发区试验，首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达14个。此后，中国设立了更多的开放平台，包括出口加工区、综合保税区、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

　　截止到2017年底，国家级经济开发区达到219家，其中浙江、江苏、山东各有15家，并列全国首位；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达到168家，其中江苏有15家，名列全国首位；国家级保税区、国家级保税港区、国家级综合保税区分别有12家、14家、54家，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国家级出口加工区分别有17家、63家。2013年，中国在上海设立了首家自由贸易试验区，目前国家级自贸区共有12家。

　　2001年末，中国加入WTO，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性重大举措。WTO的前身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1995年GATT转身为WTO。经过十多年的漫长入关和数年的入世谈判，中国成为WTO成员，除了降低货物关税外，削减了许多非关税壁垒措施，开放了服务贸易等，中国全方位融入全球经济。

　　不仅如此，中国还与一些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FTA，Free Trade Agreement）。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已经与25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7个FTA，自贸伙伴遍及欧洲、亚洲、大洋洲、南美洲和非洲。

　　2013年，中国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3月，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加强合作；2017年5月，中国召开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无论是贸易、投资，还是合作、中欧班列、文化交流等成效明显。

　　从对外开放平台来看，除了经济特区之外，中国还设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边境合作区、中哈霍尔果斯边境合作中心、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从对外开放空间来看，中国先后实行了沿海开放、沿海城市开放、沿江城市开放、沿边开放、入世后全国范围开放等。从对外开放内容来看，不仅是货物贸易，而且包括服务贸易，以及投资、合作等。从对外开放方式来看，货物贸易有一般贸易、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边境贸易等多种形式，服务贸易有商业存在、跨境交付、跨境移动、自然人流动等，投资有合资、合作、独资、股份等多种方式。可以看出，中国对外开放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线、面结合的新格局。

　　2018年面临国内外新的发展形势，中国举办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主动开放市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题为《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旨演讲中，承诺将进一步降低关税、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等，预计未来15年，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将分别超过30万亿美元和10万亿美元。这是对当前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有力回击，有力地维护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进一步表明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国策，致力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仅带来市场竞争，规范市场秩序，引进了国外先进技术，学习跨国公司的先进管理经验，通过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嵌入其全球产业链的环节，大大激发了中国经济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提升了中国产品、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根据WTO的统计，中国对外贸易从1978年的世界第32位上升到2017年的世界首位，金额从201.86亿美元到4.11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从7.91‰上到11.48%。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的统计数据，1980-2017年期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从0.57亿美元增加到1363.2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从1.05‰上到9.5%；1982-2017年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0.44亿美元增加到12466.3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从1.61‰增加到8.76%。

　　发展：保障了中国经济社会进步的基础条件

　　中国发展不仅保障了经济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而且对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中国数以亿计的人口脱贫和区域稳定，没有大规模的难民流动和贫民迁徙。中国改革、开放、发展三者密不可分，都有前因后果，改革带来活力，开放激发动力，发展保障基础；改革是积极主动地革掉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开放是放眼看世界和国际比较，产生倒逼机制和知耻而后勇，发展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永恒动力源泉，边干边学而发展，并且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与障碍。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中国发展、进步的过程，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家庭子女衣着原有的“新老大、旧老二、破老三”现象不再出现。

　　一、中国分步走的发展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多次提出分步走的设想。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力争在20世纪末，使中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进一步明确，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十二大报告首次把“翻两番”“实现小康”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战略目标提出来，“十二大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中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0亿元左右。实现了这个目标，中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大进展，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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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提出了中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部署：第一步目标，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基本实现；第二步目标，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目标，到21世纪中叶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基本实现现代化。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提出新的发展目标，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二、中国实现发展战略的主要路径

　　中国实施了区域发展战略，开发浦东新区、滨海新区等，建设雄安新区。对外开放的同时，中国政府加快了发展步伐，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发展战略。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2009年9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2015年3月23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审议研究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北京、天津、河北人口合计1亿多，土地面积有21.6万平方公里，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

　　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新格局。其中，“一轴”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发挥上海、武汉、重庆的核心作用，“两翼”是沪瑞和沪蓉南北两大运输通道，“三极”是长江三角洲、长江中游和成渝三个城市群，“多点”是指发挥三大城市群以外地级城市的支撑作用。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省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

　　1992年10月，国务院批复设立上海市浦东新区；2005年6月，国务院办公会议批准浦东新区为中国大陆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9年又批准撤销上海市南汇区，整体并入浦东新区，使浦东新区面积增加一倍。

　　1994年3月，天津市决定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的基础上建成滨海新区；2005年，滨海新区被写入“十一五”规划并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成为国家重点支持开发开放的国家级新区；2006年6月，国务院又正式批准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4年12月12日，滨海新区获批成为北方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建设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该新区位于中国河北省保定市境内，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规划范围涵盖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等3个小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中国政府还进行了各类等级道路建设、高速铁路建设，实施农村道路、自来水、广播村村通等工程，实施了精准扶贫工作，发展人们的各种技能，以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胡江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