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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新石器时代

2023-05-08 16:20:00 【关闭】 【打印】

  最近,随着“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热度不断升温,河北尚义县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以下简称“四台遗址”)也迎来了更多关注。作为全国六处入选遗址之一,四台遗址所见成组房址、陶器及成熟的石器压剥打制技术等,不仅为中国北方万年文化史提供了最新实证,也为人们开启了一场与新石器时代的对话,探索着中华文明的根系。

  北方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2022年9月16日,一件压印纹陶片的出土,引起了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文瑞和四台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赵战护的高度重视。在经美国贝塔实验室测年证实为万年前遗物后,张文瑞更是激动万分:“我们找到了一万年前后的文化遗存,旧、新石器过渡的实证有可能就在四台遗址!”而随着发掘不断深入,张文瑞的猜测得到了更多证实。四台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石井乡四台蒙古营村南,遗址分为四个片区,面积约15万平方米,是近年河北省西北地区发现的一处面积较大的包含旧、新过渡时期遗存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自2020至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其持续开展了考古发掘研究,发掘面积1700平方米,发掘房址40余座,出土陶、石、骨、贝、角类遗物820件,文化遗存可分为5组,距今10400-6400年。

张文瑞(右)和赵战护在观摩文物标本

  该遗址的发现,确立了北方地区最早 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对此,赵战护解释道:“以压印纹筒形陶罐、陶板状器、细石叶石器、研磨器等典型器物为代表—第一、二组文化遗存,资料较为丰富,文化特征明确,呈现出全新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是本地区前所未见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初步判定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四台文化。”

  与此同时,在四台遗址第一组文化遗存中,目前发现了6座距今万年左右的半地穴式房址,面积7-10平方米,平面近方形或长方形,同时还发现有浅坑灶、柱洞和灰烬堆积。第二组文化遗存中,同样发现了4座半地穴房址和较多的骨针、骨锥、骨簪等。“明确的半地穴式房屋,摆放有序的器物,都告诉我们北方的人类在距今一万年左右已经开始创造宜居的生活。这些成组的房址实证了北方地区目前已知的最早定居村落的出现,展现出人类生存方式从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流动性栖居到新石器时代早期逐渐定居的发展转变。”赵战护说。

  因此,四台遗址的发现,也建立起北方地区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的无缝连接,填补了燕辽文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空白,为研究旧、新石器过渡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

  “第一组、第二组文化遗存,地层关系清晰、测年数据连续,都体现出连续发展的过程。”张文瑞介绍,在房址中发现的舌形两面器、楔形细石核、锥状细石核以及大量细石叶与工具,继承发展自泥河湾盆地一万余年的楔形细石核技术传统,表现出文化与人群的连续性,为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提供了直接证据。

  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实证

  200万年前,在张家口阳原县马圈沟,一头猛犸象误入沼泽。一群幸运的泥河湾人途经此地。他们将没有反抗能力的猛犸象用石块、木棒等原始工具进行猎杀,在大象骨头上刮肉取食、敲骨吸髓……在泥河湾遗址群,被形象地称作“人类第一餐”的至今发现最早的古人类进餐场景还在讲述着旧石器时代古人类依赖狩猎为生的故事。

  而距这里不到200公里的四台遗址,却已经开始讲述起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生存方式逐渐转向开发利用原来没有或忽视的植物资源的新篇章。

  在人类文明起源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农业起源。“第三组遗存中包含大量的石磨盘、磨棒等加工类和石铲等翻土类工具,并发现有碳化的粟与黍,微遗存分析也说明了驯化粟、黍的存在—表明7600年前后,该地的古人已经开始了驯化农业,是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实证。”赵战护说,而这里的“北方”,则是西辽河流域和燕山南北等广大区域。

  用碾磨石器加工禾本科植物种子,是人类对植物资源强化利用的体现,而陶器的出现,同样促进了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并改变着人类的居住方式。

  四台遗址出土的遗物中,就有大量陶器。赵战护介绍,第一组、第二组遗存中有部分陶器残片,陶色为灰黑或灰褐色,纹饰有压印的窝点纹、折线纹、网格纹,个别饰有浅刻划纹,可辨器形有筒形罐、板状器等。第三组文化遗存中,陶器主要是素面夹砂小平底筒形罐、附加堆纹筒形罐。

  “四台遗址中陶器、磨盘、磨棒和石铲类掘土工具的出现,以及所发现的粟、黍碳化颗粒,说明在这一时期,人类经过长期摸索,已认识到粟黍类等农作物具有种植、储藏和食用价值,粟黍类等农业种植或已趋于成熟。”张文瑞说,陶器的出现,还意味着蒸煮食物出现。除烧烤熟食制品外,增加了熟食物品的种类,说明人类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

  草原丝绸之路的文化互动

  在四台遗址第五组遗存中,大口尖圜底罐再次引发热议。这件大口尖圜底罐是目前国内已知公开报道中的唯一一件,与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卡林加河口、叶尼塞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大口圜底罐器形、纹饰、制法十分相似,展现了距今六七千年或者更早之前的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对早期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在四台遗址、阳原于家沟遗址发现的石核、细石叶等细石器,也广泛分布于内蒙古高原,最远到贝加尔湖周围地区。“这些文化遗存反映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来自贝加尔湖的一些居民不断沿这条通道南下,抵达内蒙古高原南部,有的在河流阶地或湖泊周围定居下来,与生活在附近的人们交流融合。”张文瑞说,“当然,也有来自于中国内陆的一些居民沿着这条通道北上,将中国内陆的文化因素传播到贝加尔湖及周围地区。”

  而四台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压印纹饰中的类“之”字纹、网格纹、窝点纹等文化因素,在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太行山东麓易水流域的北福地一期文化中,均得到延续和发展,并具有相似的文化因素,可能是“之”字纹等纹饰的源头之一。赵战护介绍:“这一发现,突破了以往对中国北方区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为燕山南北和西辽河流域找到了共同的文化根源,将两大区域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大的考古学文化区—燕辽文化区,这为更加全面和深入理解该地区后续考古学文化谱系即史前社会发展演变奠定了基础。”

  四台遗址不同时期的多文化交流与互动,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断的重要基因,更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体现。

  “目前,四台遗址的发掘量是非常小的,需要我们研究的问题还很多。”张文瑞说。未来,考古工作者将继续对四台遗址本体进行发掘,开展聚落结构、年代分期、文化面貌、动物、植物、环境、地学等考古研究,进而持续开展华北北部农业起源研究、旧新石器时期过渡动力机制研究,让四台遗址真正成为万年文化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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