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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万盲人影迷和他们的电影讲述师

2022-07-11 14:52:00 【关闭】 【打印】

  每周六上午9点,北京东城区正阳门外的保利国际影城9号厅,是王伟力与盲人观众约定的时间和地点。院线热门的片子会在这里放映。与普通影厅不同的是,影片放映时,王伟力就开始同步讲述。银幕上的场景和人物细节被他一一解构,盲人观众或侧耳歪头,或者眉头紧锁,紧跟着他的节奏调动情绪。 

  “这不是‘听书’。”在与记者对话时,他反复强调。这些年里,他琢磨了一套自己的讲述理论:把握导演的创作意图,把影片的镜头感、形象感准确地描述传递,由此让盲人观众产生心理视觉。 

  “要让盲人进入社会、融入社会。”身为心目影院创始人,王伟力始终把电影看作盲人与现实社会产生连接的重要通道。 

盲人在电影城欣赏电影,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持给盲人做现场观影讲解

  从小院里走出来

  2004年的一天,王伟力正在家看《终结者》,刚巧一位盲人朋友到访。考虑到朋友看不见,他开始将电影里的画面讲述给朋友听,这是这位盲人朋友过去30余年里的首次“观影”。也正是从这天起,王伟力确信,盲人一定可以成为电影的观众。 

  “通过电影讲述,能在短时间里为盲人提供大量的视觉形态和信息,这或许可以为盲人填补上视觉认知的部分空缺。”王伟力开始琢磨着为盲人讲电影。起初,放映室只有20多平方米,在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79号的一间小屋里。第二次试讲时,闻讯而来的盲人观众挤满了屋子,坐不下的观众就沿着门外的台阶席地而坐,竖着耳朵朝向窗户屏息倾听。 

  这是心目影院最早的雏形。2005年,王伟力夫妻俩一起创办了为残障人士服务的红丹丹文化教育中心,同年7月,心目影院正式启动为盲人讲电影的公益项目。 

  为了对盲人的世界有所共情,王伟力刻意闭上眼睛。在妻子的协助下,他走上街头体验“失去光明”的“滋味”,以便自己能对盲人的理解更为深刻。电影讲述的脚本写好后,王伟力也让妻子闭上眼睛试听。两人常因为修辞、场景的“听不懂”争论不下,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改。 

  王伟力说,电影是视觉的艺术,电影的讲述不同于说书、评弹。对于无法用视觉感受的盲人而言,场景、时间、色彩,以及年龄、动态、表情、服饰等描述需要极具细节,才能在他们的脑海里对画面有所建构。 

  语调要贴近角色,语气要契合场景,为了准确地讲述,王伟力要把片子多看几遍,导演的阐述、影评都得看,脚本注解也随着观影的理解越写越多,最长的脚本写了十多页。战争片往往是“难讲”的,涉及方言的更是难上加难。为了讲好带方言的战争片《八佰》,他在4天里看了5遍。院线上映《长津湖》时,他去看了3遍。 

  几年后,王伟力欣喜地发现一些变化出现在这里的盲人观众身上:有人为了来这里观影特意打扮一番;观影时,大家会跟着电影的情节哭或是笑;小屋子里的对话声也趋向正常音量。王伟力笑称:“刚来这里时,盲人朋友因为对环境和周围人的陌生,聊天总是不自觉地提高音量,像是一群人在吵架。” 

  在小院放映的片子都是王伟力找来的影碟且大多是老片,要想看到院线热映的片子,只能是影院。为了让盲人观众和明眼人一样,也能第一时间体验新上映的影片,心目影院决定告别小院,走进社会公共场所,这是它在小院放映电影的第14年。 

  从2005年起就在心目影院当全职志愿者的视弱患者曾鑫记得,那时大家挨个给电影院打电话,询问合作的可能性,再去实地踩点,几经沟通,最终心目影院得到了保利国际影城的资助,有了标准的放映厅。 

  “盲人也是社会人”

  告别小院的那天,心目影院举行了简单的息影仪式。老朋友们在院子里依依惜别,那天是2018年5月26日。 

  年过六旬的肖焕义就在其中。即便十余年过去了,在与记者分享时,他仍依然清晰地记得每周六到小院的路:从家门出发,坐44路公交车到达桃源,换乘7路公交到积水潭桥东,再等上一趟635路公交车,坐两站就能到。对比清晨5点就要从昌平家里出发的影迷来说,他觉得自己来看电影算是“很方便的了”。 

  肖焕义是心目影院的首批影迷。由于自幼失明,肖焕义不常与人打交道。“以前想不开,觉得人生挺不公平的”,聊起那个“爱钻牛角尖、容易偏激”的自己时,他不自觉地提高了分贝。 

  印象里,大约从2006年9月,肖焕义就在心目影院“看电影”,对于看过的片子,他信手拈来。“大伟老师把《宝贝计划》讲了两遍,一次是2006年,一次是2013年。”来这里听电影的盲人观众都把王伟力称作“大伟老师”。 

  在大伟老师的鼓励下,退了休的肖焕义与人热络了不少。有一次放映前,王伟力试着让他当起“主持人”,预告当日的影片名或是分享观影心得。用肖焕义的话来说,自己和许多盲人影迷一样,每周六看电影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肖焕义没法量化电影在自己身上的变化,但他能感觉到:“看了电影之后,好像心态好了很多,很多事情都看开了。” 

  采访中,王伟力多次提及,中国有着1700万视力残疾患者,帮助他们融入社会是改善这一群体生存窘境的关键。“盲人与明眼人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平等,视觉限制让盲人对于社会上大多数的事物都难以产生共鸣,他们也因此难融入社会。”在王伟力看来,能让盲人影迷们看到院线同步上映的片子就是平等的一种。 

  从小在明眼人圈子里长大的曾鑫对此深有感触。她发现,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盲人的文化精神需求被忽略。在心目影院工作的初期,诸如“给盲人放场电影不如发点米面粮油来得实在”的声音总在耳边出现,即便是早期来观影的盲人观众也对观影效果如何有所疑惑。 

  曾鑫告诉记者,盲人融入社会的连接点就是社会公众在思想上的平等意识,具体而言,“就是把我们跟明眼人同等看待”。 

  从2005年至今,心目影院为盲人放映的电影超过了1000场。可喜的是,曾鑫发现,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逐步认同“盲人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件事,身边的误解也少了许多。 

  助盲公益事业

  把电影讲好不是件容易的事。为了能把讲述效果发挥到极致,每到放映日,王伟力和志愿者们总会提前到保利国际影城的9号厅,把影厅重新布置。音响的摆放有讲究。王伟力说,讲述者的声音通过不同位置的音响传达至观众的耳朵里,达到“耳语化”的讲述效果,既不和电影的音效产生冲突,也能凸显讲述的情感和音量,“就像在耳边讲故事一样。”他形容说。 

  2015年,红丹丹视障文化中心推出《视觉讲述之电影讲述手册》,王伟力把积攒的电影讲述经验整理纳入其中。他希望能由此为视障人士建立“视觉讲述”体系,把视觉讲述服务提升到专业化的水平。 

  王伟力告诉记者,除了电影讲述,红丹丹还曾与日本盲文图书馆开展了技术交流;与法国卢浮宫合作,带领盲人触摸馆藏雕塑复制品;推出盲人生活地图等多种帮助盲人与社会产生连接的产品。王伟力把这些称作为自己的助盲公益事业。 

  越来越多的志愿者也参与到他们的助盲工作中。曾鑫告诉记者,从2005年算起,参与到红丹丹助盲工作的志愿者有一万多人次,来观影的视障人士也超过了4万人次。 

  曾鑫介绍,除了北京之外,心目影院还落地了全国其他城市,包括天津、徐州、郑州、昆明、东莞、苏州、酒泉、大连等。不仅如此,心目影院跟100多所盲校也有了语言类培训的合作,还推出了大字版的盲人杂志。 

  等待相聚

  不同于放映现场为盲人指引的服务型志愿者,电影讲述师存在着一定的隐形门槛,语言表达、讲述技巧等技术性问题都要过关。 

  2021年,心目影院的第1000场电影放映会上,团队为电影讲述志愿者做了评估分级,将讲述师按讲述人、讲述师划类,再按照实习、初级、中级、高级划分等级。曾鑫介绍说,目前志愿者团队中能达到初级电影讲述师水平的有100多位,但能达到高级电影讲述师水平的仅有5位。 

  王伟力向记者坦言,在电影讲述方面的人才非常稀缺。年轻一代的讲述者由于生活阅历不够,很难与盲人观众产生情感共鸣。 

  深耕助盲工作近20年,王伟力也发现社会对残障群体的关注在发生着变化。 

  中国有8500万残疾人。截至2020年,全国有1753个市、县开展无障碍建设,累计创建了469个无障碍市县村镇。截至2019年,全国已建成各级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2341个,省级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25个、电视手语栏目32个,设立盲文及盲文有声读物阅览室1174个。 

  像盲人“看电影”这样的需求,也渐渐进入公共视野。虽然“盲道之类的基础设施日渐完备,科技助盲的技术也逐步发达”,但王伟力觉得“还是不够”,让公众更了解盲人群体、学会与他们打交道,让盲人更易融入社会,是亟待解决的、更为深层次的问题。 

  邱 慧 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人民中国杂志社、中国报道杂志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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