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表示，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修改节奏不同的原因在于，刑法作为实体法，它更多的是针对社会当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做出反应。比如说，刑法是1979年制定，1997年进行了全面修订。1997年以后，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断面临一些新情况和新挑战。1997年制定刑法时，有些问题没有预见到，有些问题即便预见到，也缺乏对这种问题认识的经验，比如刑法修改后不久就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出现了一些新的犯罪是过去没有遇到过的。这些犯罪出现了，就要求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迅速做出反应来维护社会秩序。

郎胜说，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8年对刑法作了修改补充。当然，除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有最近遇到的世界性金融危机。除此之外，在这短短的几年里面，我们迅速地进入了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有些犯罪是在过去的时候无法认识的，比如在信息领域方面的。再比如市场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初刚刚开始创建，一直到现在发展得比较完善，有好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犯罪，在当时我们也缺少对这些犯罪的规律性的认识。

郎胜表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犯罪出现以后就要迅速反应，所以这些年当中一共制定了八个修正案和一个决定，及时对刑法做出调整和补充，从实体上把一些禁止的行为加以明确规定，把一些需要惩治的行为加以明确规定。但是程序上，相对来讲需要比较稳定，就是出了问题怎么处理，它需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被大家熟悉的程序，老百姓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自己应该去告状、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按照什么程序去走。

郎胜说，在这些过程中，由于我们国家发展快，我们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法制的不断推进，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期待和要求更高。在这种情况下，也需要循序渐进地、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地对现有程序加以完善，当然这两者在程序上也许是不一样的，但是目标是一样的，就是最终追求司法公正，来维护社会的稳定，惩罚犯罪、保护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