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23日,教育部非洲联合研究院工作推进会暨对非零关税政策落地实效与机制建设研讨会在北京顺利举行。围绕对非全面零关税政策的战略意义、落地实效、机制建设与路径创新等议题,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展开深入研讨,为深化中非合作提供智力支持。
锚定方位:零关税政策的战略定位与价值取向
对非零关税政策的深远意义,超越了一般的经贸安排,体现出中国在全球治理格局深刻变革背景下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具体来看,首先是从宏观背景上认识政策定位。浙江师范大学副校长张建珍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发展诉求成为国际社会核心共识。我国出台对非全面零关税政策,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深化中非务实经贸合作、助力非洲自主工业化、缩小南北发展鸿沟的关键举措。
其次是从制度特征上理解政策优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杨宝荣指出,零关税表面上是经济议题,但长远看涉及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调整,政策设计不能止步于关税减免本身,还要同步推进贸易便利化、平台建设、技术标准、跨境结算等配套机制。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发展合作研究院院长黄梅波通过中美欧对非贸易制度的系统比较认为,中国零关税政策以低政治附加、全覆盖和先行非对称开放为特点,为非洲国家提供了更大的市场选择空间和政策自主空间。
再次是从战略演进上把握政策分量。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汉智从非洲自主发展、国际对非竞争和中美战略博弈三重背景切入,将零关税政策定位为中国联结全球南方、打造战略性经济工具的重要抓手,并强调配套措施的重要性甚至超过政策本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所长黎文涛则从政策演进角度指出,该项政策并非临时性安排,而是经历了由少到多、由部分商品到绝大部分税目、由部分国家到更大范围覆盖的持续推进过程,是中非长期友好合作所形成的重要政策成果。
以贸促产:零关税开放合作与非洲产业的振兴
全球治理层面的讨论揭示了零关税政策的战略意义,产业层面的分析则进一步说明这项政策如何为非洲自主发展注入实质动力。第一,贸易与投资联动是政策发挥产业作用的重要机制。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指出,零关税的意义不仅在于扩大贸易规模,更在于通过贸易、投资和产业化的联动,推动非洲资源、市场和劳动力更深度嵌入中非产业合作体系,帮助非洲国家摆脱单纯依赖资源出口的发展路径,也促使中国企业更深度参与非洲工业化进程。
第二,产业配套能力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关键条件。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发展学院副教授郇轶中认为,关税优惠只是入口,真正决定非洲出口能力的是产业配套、生产能力、物流条件和标准认证。中国对非合作的核心优势在于不仅有市场开放,还能把贸易、投资、基础设施、融资和产业合作结合起来,形成系统性支撑。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赵旭峰认为,关键矿产、关键通道、关键工程等涉非核心议题,是推动对非零关税政策落地见效、深化中非各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支撑。
第三,绿色转型和数字技术为非洲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方向。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指出,非洲尚未完成成熟工业化就已出现“过早去工业化”问题,而绿色转型和数字技术恰恰为非洲提供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机会,零关税政策应成为服务这一战略目标的制度杠杆。由此看,零关税政策并不止于“打开市场”,更在于通过市场牵引、能力建设和转型机遇,推动非洲发展动能从外部优惠转向内生增长。
因国施策:零关税推动贸易升级与差异化适配
战略价值最终要在贸易实践中接受检验。零关税政策在中非贸易层面的现实影响,可以从贸易增长、结构升级和国别差异三个方面来把握。其一,要辩证看待贸易增长效应。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学术副院长张巧文从经济学和贸易效应角度分析指出,零关税政策总体上会显著促进中非贸易增长,但实际效果会受到非关税壁垒的削弱,同时政策收益一定程度上集中于具备出口能力的国家。
其二,要更加重视贸易结构升级。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李湘云观察到,中非贸易正在从单一商品交换转向资源、市场、技术设备和产业能力的综合流动。这种结构性变化要求评估零关税政策的效应,不能仅看贸易总额的增长,更要关注贸易质量的提升和产业关联的深化。换言之,零关税的实践意义不仅在于扩大进口规模,也在于推动中非经贸关系从商品交换向能力合作、产业合作延伸。
其三,要在国别层面细化政策适配。电子科技大学西非研究中心主任赵蜀蓉以加纳为案例提供了微观层面的实证观察,指出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缺口、物流通关效率不足、市场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对零关税政策红利释放形成制约,必须在国别层面细化政策对接方案。由此看,零关税政策从普惠开放走向精准赋能,关键在于根据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市场条件设计差异化实施路径。
筑基通渠:零关税配套的机制建设与落地保障
政策的终极考验在于执行效果。零关税政策从制度设计到企业受益,中间横亘着供给侧能力短板和需求侧信息壁垒两类障碍。第一,要从供给端补齐能力短板。中非发展基金研究部二级经理赵涵基于金融机构的投资实践指出,非关税壁垒和非洲小农生产为主的农业模式共同制约了非洲对中国出口潜力的释放。零关税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但质量标准、检疫检验、冷链物流和规模化生产能力等供给瓶颈并未随之消解,未来投资和供应链金融必须与零关税政策形成协同,从金融端助力非洲提升供应能力。
第二,要从需求端增强政策可达性。中国传媒大学坦桑尼亚研究中心主任敖缦云从传播学视角指出,零关税政策落地存在“门槛效应”和“信息不可及”问题,政策落地初期红利容易被大型企业捕获,而非洲中小企业和普通商户普遍存在“听说了、看不懂、不会办”的情况。这意味着政策红利的公平分配不仅取决于制度设计,也取决于信息传播和操作指南是否有效,必须主动降低理解和使用门槛,真正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第三,要以智库研究和机制建设支撑长期落地。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党委书记王珩表示,非洲联合研究院将秉承真实亲诚理念,坚持“两头落地”原则,联合中非智库学者,聚焦零关税等主题,平衡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以高质量成果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由此看,供给端能力建设、需求端信息普及和研究端持续跟踪相互支撑,共同构成零关税政策从制度优势转化为实际发展红利的关键通道。
展望未来,零关税政策将在规则对接与新兴领域合作中持续释放深层效应。随着通关便利化、原产地管理等制度安排逐步完善,政策红利将从降低贸易门槛转向激发中非双方的内生增长动力。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业态的融入,将进一步拓展政策应用空间,助力非洲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与此同时,政策效能的充分释放仍有赖于非洲供给能力的系统提升,这需要中非双方在基础设施、技术标准和金融服务等领域加强协同。长远来看,这一探索不仅是中非贸易自由化的新进阶,更可能为全球南南合作提供制度创新与包容发展的实践参照。
会议由教育部非洲联合研究院主办,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承办,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咨战略研究院、中国非洲研究院共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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