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石文化

赵力光

魏《三体石经》残石

石头和人类的文明有着不解之缘。漫长的石器时代可谓“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毛泽东诗《咏史》）碑石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中国文明的进程中，当甲骨文消泯、金文衰微之际，古人用刀笔赋予冰冷的石头以艺术生命和历史内涵。碑石开始成为文字的重要载体，它记录着历史沧桑的脚步，折射着文字嬗变的过程，展现着中国古代灿烂的书法艺术，最终形成独特的碑石文化。

碑石文化的起源

拓印拓本

中国的石刻文字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河北中山王国出土的《公乘得守丘刻石》、陕西凤翔发现的石鼓文都刻在不太规整的天然石材上。如《石鼓文》刻在十个鼓状花岗岩上，被称为“中国碑刻之祖”。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加威海内，多次巡游，并刻石纪功颂德，有泰山、芝罘、琅琊等刻石，传为李斯以统一后的小篆书写。可惜这些刻石已毁亡，或仅存残石，或凭复制品传世。从宋代重刻的《峄山碑》中我们可以领略当年的风貌。

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以石头为载体的铭刻都可称碑。从狭义上说，碑是一种专门的刻石形制，如我们常见的竖石形状，有碑身、螭首、龟座。碑的初始是没有文字的，其用途有三：一是通过太阳运行的影子来观察时间；二是树在宫庙，祭祀时用来系牲口；三是设在墓地，碑上有孔用来贯穿绳索下棺。早期的汉碑，大都保留着圆孔，名曰“穿”。1986年陕西风翔秦公大墓的墓道中，发现了四座巨型墓碑，为引棺入墓之用。汉代的“碑”字亦写作“　 ”，碑，悲同音假借。古诗《读曲歌》云“石阙昼夜题，碑泪常不燥”。碑者，悲也。后来木碑演化为石碑，人们在碑上镌刻文字，述德纪事，树碑立传，逐渐演化为比较固定的形制。

石碑在东汉时开始兴盛。碑的形制，可分为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汉代的碑较为简单，碑首与碑身连为一体，下有碑座。碑首有尖首、圆首、方首。尖首如古代的玉圭，如西安碑林藏的《汉苍颉庙碑》；圆首如《汉仙人唐公房碑》，碑中有穿，仍保存着施轱辘引棺下葬之遗意。方首如《汉曹全碑》，汉代的碑首有简单的纹饰雕刻，有瑞兽、四神等。至魏晋时，碑首演变为螭龙。碑首上有圭形的碑额，上刻碑的名称。碑座起初是长方形，至隋唐时出现了龟形。俗称“赑屃”传为龙的第九子，好负重，故用于碑座，有长久、吉祥之意。碑身的两边称为碑侧。多刻有各种纹饰图案、画像等，以线刻的手法为主，如《唐大智禅师碑》碑侧，刻有蔓枝莲花、菩萨像等，富丽华美。《唐兴福寺残碑》碑侧有表现唐代柘枝舞的形象，造型优美生动。碑从汉代以后，除了为历史研究提供资料外，还集书法、雕刻、文学等艺术为一体，具有很高的观赏、研究价值。 根据碑的性质、内容、用途可大致分为以下三大类。（一）墓碑：也称神道碑，立于墓前。内容主要记载墓主的姓名、世系、履历等，赞颂其功德业绩。（二）宫庙碑。这类碑多立于宫殿、庙宇、寺观、祠堂等。一是宫殿类所用。二是为先哲圣贤、祖先建祠庙等所立之碑。三是在宗教寺观所立之碑。（三）纪功纪事碑。这类碑的内容比较广泛，有铭刻帝王将相功德的蜀《诸葛武侯碑》、唐《纪泰山铭》。有记载某些事件和战争的如《汉敦煌太宗裴岑纪功碑》记录了裴岑战胜匈奴王之事。西安碑林藏《宋京兆府新移石经记碑》记载了碑林建立的情况。此外，一些圣旨、诏书、符牒等官方文书也以碑刻的形式表现，以冀永久。还有许多修城、建桥、修栈道，祀福、兴教建学、典章契约等纪事碑，多由当地官员和书法家撰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珍藏于地下的墓志铭

石刻陈列室

墓志的功能与碑相似。主要记载死者的籍贯、生平事迹、死葬时间，并系之以铭，加以怀念和赞颂。同时有记墓的作用。西安碑林藏《隋关明墓志》云“疑陵谷之易迁，刊金石之难改，寄万古而扬名，托流芳于千载”。墓志的起源，《西京杂记》说西汉杜子春临终作文刻石，埋于墓中，但形制、内容不详。东汉时的《马姜墓记》。金石学家认为此“墓记”为墓志之滥觞。较定形的墓志则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时皇帝多次下诏，废弃厚葬、严禁立碑。东汉以来盛行的墓碑只得依照碑形缩小而置于墓中。西安碑林藏《晋菅夫人墓碑》呈小碑状、龙首、两面刻字。后逐渐演变为墓志平放，上面刻字。并出现了墓志盖，将标题刻于盖上，在墓志及盖的四边刻有各种纹饰。隋唐时盖多为覆斗形，至清代一直沿袭这种形式。也有一些特殊的形制，如《唐李寿墓志》为龟形，可能是受碑的龟座影响。墓志埋藏地下多年，未遭风雨侵蚀，保存完好，书韵犹存。特别是北朝墓志，为提倡碑学者推崇。

刻经——石质的经典图书

自汉代以降，儒家学说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古人将儒家经典刊刻于石，作为正本，以防止在流传过程中讹错。中国历史上有几次著名的刻经。最早的刻经是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汉灵帝下令将《周易》、《尚书》、《诗经》等七种典籍，由著名学者蔡邕等订正文字，以隶书刻石，字体典雅，规整。刻成后立于洛阳太学。后几经战乱、迁徙，多半毁亡，现只有残石存世，弥足珍贵。

三国时，曹魏正始年间（公元240－249年），又在洛阳刊刻《尚书》和《春秋》二书，用古文、篆书、隶书书写，故称《正始石经》或《三体石经》，后亦几经迁徙战乱，所存残石无几。

唐代《开成石经》是继汉《熹平石经》和魏《三体石经》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刻经。唐文宗时，国子监祭酒郑覃建议刊刻石经。以防儒家经典讹传，唐文宗遂命将儒家的十二种经典刻石。共计一百一十四石，双面刻，二百二十八面，共计六十五万余字，这项宏伟浩翰的文化工程，历时七年，于开成七年（公元842年）完成。《开成石经》至今还基本完好地保存在西安碑林。唐代以后，还有几次著名的刻经活动。五代时蜀国所刻的《蜀石经》、北宋嘉祐年间时所刻的《嘉祐石经》，清代所刻的《十三经》等。另外，还有一些单刻的经书，如《石台孝经》碑，四面刻字，碑体宏伟高大。周至楼观台的《道德经》为道教经典。还有经幢等各种形式的佛教经书。

与碑有同类功能的还有摩崖石刻和刻帖。将文字直接铭刻在山崖的石壁上称为摩崖刻石。它充分利用山崖的自然形状，省去采石、运输、雕琢之工。唐代以后，众多的文人墨客，在各地的名山胜地，题咏赋诗，挥毫作书，与自然景观相辉映，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刻帖，也是石刻的一种。人们常将碑刻的拓本统称为“碑帖”。在石刻中，碑与帖同刻于石，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性质和用途，碑主要是纪功纪事。帖，则主要出于书法上的需要，将古代或名人的墨迹如书札、手稿、诗词文赋等刻诸石上，供人们欣赏、临习。现存最早的是刻于北宋的《淳化阁帖》共十卷，前五卷为历代帝王名臣的书法，后五卷为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被尊为“法帖之祖”。

造像题记——佛教徒的祈祷文

还有一类石刻与宗教有关。佛教传入中国后，南北朝至隋唐兴盛流行，各地都开窟造像。在各类造像上题刻发愿文及供养人姓名等文字，以期佑福，这类石刻称造像题记。大约有两种，一种为石窟寺造像旁边的题记；如洛阳龙门石窟的《龙门二十品》造像记驰名于世。另一种是造像碑，仍依照碑形，在上面开龛造像，在造像以外的空间处刻有供养人姓名，发愿文等题记，形式多样，不拘一格。

除上述几种主要的碑刻种类外，还有一些石阙、画像石、建筑石构件等上面的铭文，也属于碑刻学的范畴。

书法艺术的殿堂——西安碑林

碑石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历史悠久，遗存极为丰富，灿若繁星，分布于中国各地。在谈中国的碑石文化时不能不谈到陕西的西安碑林。西安碑林以收藏各类碑刻众多，蔚然成林而驰名中外。它是一座以收藏、展示、研究古代碑石墓志及石刻艺术品为主的专题性博物馆。 西安碑林的建立与唐代《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有直接的关系。唐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唐玄宗李隆基提倡道教，亲自作序、注释以隶书书写《孝经》，因碑体高大下有三层台座，故名《石台孝经》。《开成石经》如前所述刻于唐文宗开成年间。两者均先后立于唐长安城务本坊太学内。后因战乱和环境不好，几经迁徙。北宋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漕运史吕大忠等官员和文人，将石经及其他一些著名碑石迁至此地，使这批文化瑰宝得到妥善保存。距今已经有九百多年的历史。后经历代的官吏贤哲，仁人志士修葺、萃集，将一些原存于荒郊野地、孤冢残庙的碑石，集中于此。终形成碑石如林的规模。1962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西安碑林收藏着汉代至近代的各种碑刻三千三百余方，时代序列完整，真草隶篆各种书体齐备。有七个碑石陈列室，六个碑廊，八个碑亭，向游客展示。

当我们徜徉在碑林中，可欣赏到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碑刻，汉《曹全碑》秀美灵动，婉丽多姿。晋《司马芳残碑》隶楷相间，宽博茂朴，北魏墓志气势雄浑，点画峻厚。《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碑》飘若浮云，惊若矫龙。唐代著名书法家的碑刻，在碑林中都可见到：欧阳询《皇甫诞碑》法度森严，虞世南《孔子庙堂碑》中和萧散，褚遂良《雁塔圣教序》风华绰约，颜真卿《颜家庙碑》雄健雍容，柳公权《玄秘塔碑》骨气洞达，张颠、怀素草书狂放飘逸。另外还有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董其昌、文征明、林则徐等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的刻帖，也都风韵独具，自成一家。

以西安碑林和孔庙为基础的西安碑林博物馆，古典庭院，雕梁画栋，古柏参天，碑石矗立。蕴涵着浓郁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意韵，当我们置身于这座碑刻文化的殿堂、书法艺术的宝库中时，常常驻足流连，叹为观止，感受着碑石文化博大精深。

赵力光：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