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邓树林

今年10月，联合国迎来了60周岁生日。联合国成立以来，在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进步事业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创建联合国这一重要国际组织中，都发挥了哪些重要的作用？联合国改革的呼声为什么如此之高？中国已经表态，反对为安理会改革人为设定时限，如果强行表决有重大分歧的安理会改革方案，中国将坚定地投反对票。为什么？

带着上述种种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联合国研究专家、外交学院教授郑启荣。

采访：本刊记者 邓树林

嘉宾：郑启荣

联合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规模、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组织

记者：首先，请郑教授介绍一下联合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组织？

郑启荣：联合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规模、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组织。

联合国秘书长是由安理会推荐、联合国大会指定的联合国的首席行政长官，负责联合国基本的日常工作。 我们常说，联合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权威、最具代表性的机构，这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讲，一是它的功能非常广泛，几乎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活动；二是涵盖面非常广，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独立的国家，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联合国在肩负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在促进国际合作、社会发展,保护人权,协调各国行动方面都负有非常重要的责任。所以，我们非常看重联合国在当今国际社会的作用。

创建联合国是希望建立一种永久的、能够维护世界和平的集体机制

记者：联合国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创建的？

郑启荣：联合国的创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当中，当初一些主要反法西斯国家，如美国、英国、苏联，他们在同德意日法西斯作战的同时，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避免世界大战再度爆发。众所周知，在20世纪的上半叶，已经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建立过一个国际联盟。但国际联盟在阻止世界大战爆发，保卫世界和平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什么呢？首先，国际联盟的建立是在对战败国一种严厉惩罚的基础之上，它跟战败国的矛盾非常尖锐。其次，在维护和平方面，国际联盟的代表性不足。其成立之初，国际联盟主要由英法两国操纵，一些主要大国，如美国、苏联，还有日本，都不是它的成员国。 在20世纪30年代，当法西斯甚嚣尘上的时候，国际联盟显得非常软弱。人们对这个国际组织丧失了信心。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联盟已名存实亡。尽管如此，国际联盟建立的初衷，还是想防止战争的。但由于它自身机制上存在的诸多弱点和代表性的不足，而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战爆发之后，从1941年开始，几个反法西斯大国在考虑如何在吸取国际联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一个广泛而持久的国际安全制度。这个国际安全制度，一是要有相对的权威性，二是要有广泛的代表性，真正起到防止战争爆发的作用。当时，美国、英国、苏联领导人都提出了各自的设想。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战后要建立普遍广泛的安全制度，应该把美国、苏联、英国、中国四个大国都涵盖进来，以弥补原国际联盟代表性不足的弱点。他提出的“四警察制度”，就是设想以此构成维护世界和平的支柱，由这四个国家维持世界和平。尔后，经过1943年莫斯科外长会议，1943年底德黑兰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这种想法逐渐清晰化。1944年10月，美英苏中四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敦巴顿橡树园召开了联合国的制宪会议，具体商讨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和它的内容、宗旨、原则、框架等。最终达成了关于战后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协议。1945年2月，美英苏首脑雅尔塔会议确认了这个协议。1945年4月，50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美国的旧金山，召开了联合国宪章的制定会议。会议从4月25日开始，经过两个月的认真讨论，几经反复，于1945年的6月26日正式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后提交包括五大国在内的各国立法机构的批准。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标志着联合国的正式成立。

从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出，联合国建立的背景是为了巩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建立一种永久性的，能够维护世界和平的集体机制。

中国在创建联合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记者：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创建联合国这一重要国际组织中，都发挥了哪些重要的作用？

郑启荣：应该说，中国在创建联合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国际上，过去有一种贬低中国作用的说法，说什么中国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主要是美国总统罗斯福鼎力把中国拉进来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应该说，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罗斯福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中国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发挥的巨大作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与承认。 在联合国的创建过程当中，中国积极参与，并且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中国作为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对世界上那些弱势国家的遭遇有非常深刻的体验。所以中国积极为那些中小国家说话，表达他们的呼声和意愿。比如在联合国宪章的制定过程中，中国代表提出，首先，联合国应该基于公平正义的原则。其二，要强调国际法的作用，反对那种藐视国际法的做法。其三，中国愿意促进各国间经济的合作，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应该体现在联合国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这些意见都被吸收到联合国宪章中。如果没有中国在其中的积极具体的参与，我想，联合国真的很可能成为西方大国富人的俱乐部。 在联合国创建过程中，国共两党都派出各自的代表，参与了联合国宪章的讨论。两党都为联合国的创建发挥了作用。中国共产党当时派出代表董必武，随员陈家康出席会议。

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进步等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记者：您如何评价联合国建立60年来所做的工作，特别是在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进步事业方面都有些什么建树？

郑启荣：应该说，联合国成立60年来，发挥的作用是非常积极的。人们对联合国曾经有过一些误解，这种误解主要来自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是把联合国看成是世界政府，好像联合国是无所不能的，如果什么事情没做好，就怪罪联合国。另一种是把联合国看成是清谈馆，什么事也办不成。对联合国的作用不重视，说联合国是西方大国的工具。对联合国作用地位的评价，我认为，应该从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本身特性来看。一它不是世界政府，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所有的权力来自成员国的授予。就是说，成员国要有这种意愿，要联合国发挥什么作用，联合国才能采取措施，联合国不可能自我授权。

二联合国是世界的一面镜子，这是联合国第五任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说的。这就是说，国际形势怎么样，联合国就怎么样。国际形势如果非常恶化，非常紧张，联合国的作用就很难发挥。如果国际形势比较缓和，比较合作，联合国就能比较好地发挥作用。如果我们比较客观地看待联合国，可以发现，其60年的历史中，在很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根据联合国宪章，赋予了联合国四大功能，一是维护国际和平、安全，这是联合国的宗旨。二是推动国际合作和社会的发展，包括促进人权的进步。三是推动经济的发展。四是协调各国行动。

记者：请教授就上述四大功能作一详细分述。

郑启荣：首先，从维护国际和平安全的角度来说，尽管联合国成立不久，就遇到了美苏冷战，国际局势比较紧张。但联合国还是尽其所能，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谴责侵略行为，呼吁国际社会共同遏制侵略行径等做了很多工作，形成一种非常广泛的道义上的力量。刚才说过，联合国不是世界政府，不可能去干涉他国政府（内政），况且它本身也没有军队。但应该看到，这种道义上的集体力量，还是有相当的震慑作用。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联合国也能做一些努力，如联合国维持和平的行动。这是联合国解决国际冲突的一种创造性的行为。主要是由一些中小国家出面，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或者安理会决议，组成一些维和行动，到冲突地区维持秩序，监督停火，起到劝架的作用。这对缓和冲突地区紧张局势是有好处的。联合国在维持和平方面，还表现在经常倡导国际和平的理念，包括国际裁军。在二十世纪的几十年间，搞了好几个裁军十年，呼吁大国和国际社会普遍裁减军队，通过裁军的方法，缓和国际冲突，减少对抗。这些做法都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联合国成立以来，在推动国际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在帮助亚非拉国家摆脱贫困，给予援助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现在经常提到的联合国搞了发展十年，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一共搞了十个方面十年。它的主要目标是帮助那些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要求发达国家增加对贫困国家的援助。联合国还具体搞了一些项目，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搞了一些扶贫项目，搞教育扶贫等等。这些效果都是很好的。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开发中国的小水电，对山区的扶贫，推广了不少项目，做了不少工作。联合国在中国专门设立了代表处。这些年来，中国得到不少的帮助，当然，中国也对联合国做出了贡献，如积极参与联合国的项目，和各种活动。双方的合作非常顺利。2000年，联合国还搞了一个千年发展纲要，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贫困落后国家的援助。

在增进人权的维护方面，联合国也做了不少工作，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到60年代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通过，这些都是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进行的。

所以，我认为，不能否认联合国在和平、发展方面所做的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对于推动非殖民化所作的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世界上独立的国家寥寥无几，顶多有60多个国家，现在，已有200个独立的国家。联合国成立之后，它设有一个托管理事会，专门负责这方面的工作。联合国大会和各专门机构都在积极推动殖民地的解放。到了上世纪60年代，相当多的亚非拉国家获得了独立。 到了90年代，基本上消灭了殖民地国家。

中国坚定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他们争取应有的权利

记者：中国在其中发挥了哪些值得称道的作用？

郑启荣：我前面讲过，中国在联合国创建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1949年以后，由于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化，再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走过一段弯路。

新中国一成立，当时国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给联合国秘书长发函，提出新中国是惟一能代表全中国人民利益的政府，要求将蒋介石集团从联合国的代表席位上驱逐出去，而解决新中国的代表权问题，但这个过程非常复杂。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推行孤立、封锁中国的政策，美国和其西方盟国，用尽各种办法，来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1949年算起，这个过程长达22年。其间，新中国政府没有与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那时，中国对联合国的看法也是很负面的，看作是美国手中的工具。 这种状况直到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决定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驱逐出去，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中的一切合法席位之后，才大有改观。

从1971年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后，中国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经历了一个由陌生，到逐渐熟悉的过程。70年代，中国刚刚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时候，我们对联合国很多工作不熟悉，没有积极主动参与，更多地是从原则性的角度发表看法，包括在联合国大会上。到了80年代以后，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中国的战略发生了大的变化，需要为建设现代化社会营造一个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需要在国际社会争取更多的朋友。在这种情况下，在联合国，我们主张积极开展多边合作，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上发挥作用。对联合国的认识和看法发生了变化，提高了参与意识。比如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过去中国是不参与的。但是到80年代以后，认识发生了变化，积极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的行动，在五大国家中，是目前参与维和行动最多的国家。 另外，中国在一些大的问题上，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积极为他们伸张正义，坚定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他们争取应有的权利。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惟一的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方面，中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有共同的遭遇，能深刻理解他们的需求。

联合国目前的改革是与世纪之交的几场战争连在一起的

记者：今年是联合国成立60周年，好像又到了一个关口。改革联合国的呼声甚高。为什么是现在，而不是更早提出这个问题呢？

2000年9月7日，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千年首脑会议期间于纽约华尔道夫饭店举行历史性会晤。五国领导人会聚一堂，共商联合国在新世纪的发展大业。

郑启荣：联合国改革，不是什么新问题，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一些中小国家就提出了改革的问题，当时一些大国垄断了联合国的发言权，他们的合理要求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但是，关于联合国改革的呼声一直不断，每隔几年，就会提出改革的问题。我们现在说改革，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说，当时美苏对抗，导致安理会瘫痪，联合国的作用没法发挥。中小国家要求修改联合国宪章，扩大安理会成员，提升联合国大会的作用。到了上世纪60年代，安理会还只有11个成员国，中小国家要求扩大安理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到了1963年，要求把非常任理事国从6个扩大到10个。经过一番努力，安理会成员扩大到了15个。

冷战结束，时代的主题也从战争变成了和平与发展。再加上在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全球性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像环境问题、生态问题、贫困问题等等。国际社会需要在这方面加强合作，作出更大的努力。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联合国创立之初的主要功能是防止战争爆发，对这些方面关注不够。因此它的作用、机构设置也体现了重安全，轻发展。

从90年代开始，联合国的机构越来越庞大，但效率低下，没有很好发挥作用，提出要提高联合国的工作效率，进行机构改革。围绕机构改革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至于怎样改革，改革的重点、目的是什么，大家并不十分明确，意见也不一致，分歧很大。美国不需要联合国提高效率。只希望改革后更听命于美国。德国、日本认为，二战已经结束了几十年，希望改变他们战败国的地位。认为他们的国力、对联合国的贡献已经不亚于现在的常任理事国，希望与他们这些国家平起平坐。广大发展中国家希望联合国改革重点放在发展和加强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上面。他们认为，发展与安全同等重要，没有发展，贫困与安全问题也得不到解决，和平就无法实现。

联合国改革涉及的面非常广，各方面的利益也不一样，所以它的诉求是很难统一的。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进入到新一轮改革。从1992年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联合国的改革非常缓慢。到目前为止，只对联合国秘书处，安理会秘书处进行了一些裁减，机构进行了一些重新整合等。

记者：安南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联合国改革问题的？

郑启荣：为什么人们现在感到联合国的改革比较突出？这是和世纪之交的几场战争连在一起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因为这几场战争突显了一些非传统安全因素，突显了美国的霸权。美国为了推行他们的政策，经常绕开联合国，如科索沃战争。到了伊拉克战争达到了顶峰，美国干脆把联合国抛在了一边。

在这种背景下，安南提出了联合国的改革问题。他认为，联合国现在面对的问题，不亚于1945年面对的一片废虚，那时人们不知道未来的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现在又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联合国在新的世纪到底还能不能发挥作用。这就突显出改革的必要性。2003年3月，安南提议任命了16位前世界政要作为联合国改革小组的成员。中国前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钱其琛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2004年12月改革小组提交了他们的改革报告。报告提出了发展、安全、人权和机构改革四大问题，基本上涵盖了联合国目前面临的最主要问题。

在此基础上，今年的3月21日，安南提出的关于联合国改革的方案在国际社会引起很大反响。方案涉及的面之广，涵盖了各方关注的问题。各方都在积极响应改革，但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心的问题，联合国改革应该向哪个方向去改。像德国、日本提出他们自己的主张，把联合国改革当成他们争取与其他大国地位平起平坐的天赐良机。 紧接着，“四国联盟”在今年提出了他们的改革方案，提出安理会要扩大到25个国家，其中增加6个新的常任理事国和4个非常任理事国，对意大利、墨西哥、巴基斯坦等其他国家的意见根本置之不理，且提出时间设限。在分歧巨大的情况下，提出路线图，6月他们提出方案，7月要求联合国表决他们的方案，然后修改宪章，9月联合国大会列入议程。在上世纪60年代，要增加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国际社会都要酝酿很长的时间，讨论很久。现在扩大常任理事国，要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就定下来，这不是强人所难吗？反对呼声越来越强烈，联合国有可能面临分裂的局面，这是大多数成员国所不愿意看到的。

联合国的改革应该使其成为更加公正，更加主持正义的国际组织

记者：联合国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郑启荣：联合国改革的目的，第一个是如何提高联合国的办事效率，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个是改革使联合国成为更加公正，更加主持正义的国际组织。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在联合国得到更多的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联合国得到更好的尊重。第三个是联合国应该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而坚决反对单边主义。我认为，这三方面是联合国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在目前的情况下，联合国的改革应循序渐进，要从最紧迫的、各会员国最为关切的事情做起，解决这些问题，要尽可能取得协商一致。联合国是大家的联合国，它的改革要体现最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否则，肯定会发生问题的。

记者：安理会扩大好像是一个焦点，为什么有人只把目光放在安理会扩大一事上呢？

郑启荣：这与安理会这个机构的特性有关系。它是联合国最具权威的机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大国地位的体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它特殊的权力。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所有重大决议，必须五大国一致才能通过，否则，就不能通过，安理会就不能采取行动。所以，都把五大国看成权力的象征。现在，一些自认为他们已经具备了与五大国平起平坐地位的国家，千方百计地要成为常任理事国，于是就把联合国改革的焦点放在安理会上。

记者：安理会扩大，您认为应该首先扩大哪些地区的国家更好呢？

郑启荣：安理会的扩大，我认为首先应该考虑发展中国家。现在的安理会，从地区平衡的角度来说，它存在着不足。美英法俄四国都是欧美国家，现在联合国191个会员国，三分之二的国家是在亚非拉，而亚非拉国家中，只有中国是常任理事国，要想联合国安理会更具代表性，应该首先考虑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问题。

记者：中国已经表态，反对为安理会改革人为设定时限，如果强行表决有重大分歧的安理会改革方案，中国将坚定地投反对票。您对此有何评论？

郑启荣：我想，中国做这种表态，是更多地着眼维护联合国的团结，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德日印巴四国集团的“四国方案”主张把他们的利益放在其他国家的利益之上，这样做，对联合国的团结是没有好处的，因为联合国会员国是来自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宗教背景，如果要使联合国更具代表性，首先应该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安理会的数量。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最为在关切的事情。 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中国的立场不是针对某个国家的，不是因为反对某个国家而反对设定时限。联合国既然是国际的大家庭，它就不应该只考虑少数国家的需求，考虑少数国家的利益，而应该着眼绝大数国家的利益。

记者：有人说，如果世界目前惟一的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话，将会引发灾难。您对此有何评论？

郑启荣：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国家，各个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既然国际社会由这么多的国家组成，就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一个国家说了算。从伊拉克战争就可看到，美国的一意孤行，它根本不顾联合国多数国家的坚决反对，强行入侵伊拉克，造成了现在非常严重的后果，自身也面临很多困难，陷入了很尴尬的境地。 联合国最理想的状态应是，其成员国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真正成为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相互友好合作的场所。

联合国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前景应是光明的

记者：联合国已经走过了一个甲子，在下一个甲子到来之时，您对联合国的未来有何展望？ 郑启荣：首先，我认为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在当今世界是任何其他国际组织不可取代的。世界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各种全球性的问题非常突出，这些全球性问题，它的解决需要国际合作。不是靠少数国家就能解决得了的。而联合国是开展国际合作最好的平台，它几乎集合了世界所有主权独立的国家。联合国6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是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联合国有着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前景应是光明的。但确实也存在许多不足的地方，需要进行改革。我对联合国的前景充满了信心，相信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联合国的改革会取得成功的。在新的六十甲子，联合国会在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进步事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