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复旦大学生中印缅战场亲历记

曹 越 华

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区进入关健、转折的一年, 中国的抗日战争发展到相持阶段。
年初，我即将毕业于复旦大学(当时已从上海内迁于重庆北碚夏坝)文学院外文系。那时，由于同盟国中印缅战区反攻战况的需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来校征英语译员。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推荐我和两位其他学系同学前往应招。经过英语会话的面试，我校去的三人中，仅我一人被录取，不日即往外事局报到。此后我一直在盟军部队中从事英语翻译工作，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我才从战场凯旋复旦。

战前从译

我们是第一批应招进入外事局随即赶赴昆明的英语译员，连同其他大学应招而去的大学生共约20余人。当时昆明有三个训练学校（又叫训练班），即炮兵学校、步兵学校、汽车驾驶学校。均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滇干训团领导。我被分配到设在昆明东郊干海子地区的炮兵学校。炮兵学校除受训的学员由中国军队的大队部管理外，其余全部行政及教学事务均由美军主持。当时我们组成了一个译员队，我为副队长。
炮校共设有四个教学组，即战炮组、通讯组、驮载组、兽医组。受训学员均来自中国炮兵部队的班、排长等下级军官。上课时，由美军讲课并作操行示范，译员当场翻译，每三个月为一期，毕业后即返回原部队。考虑到当时对日战区系在中、印、缅三国边境及其接壤处，多为山地，又由于中国军队所用武器和装备大都为美国制造的75mm山炮，其载运工具是骡马，中国军队对此不甚熟悉，因此当局提出要求，希望中国滇缅的炮兵部队不断地送来炮兵学校进行轮训。从1943年春到1944年夏，炮兵学校已经开办了五期。我自始至终一直在驮载组，参加了全部教学内容的翻译工作。

战场赶考
1944年7月，我突然接到命令，从昆明炮校调往印度，“军令如山”，火速行动，第二天我便被送上军用卡车直奔机场，来不及告别在昆明的亲朋好友及同学。
昆明的夏季气候并不很热，一般都在30°C以下，的确是四季如春。但当飞机越过喜玛拉雅山脉的“鸵峰”地区时，气温陡然一降，很快仿佛到了寒带里，令人坐卧颤抖，僵缩一团，十分难耐。过“鸵峰”后，气温上升，而快到印度的“都门都玛”机场时，顿觉十分炎热，着陆后，当机舱门刚打开，一股热浪便扑面而来，我又被笼罩在热浪中，立即大汗淋漓。在短短几小时内，我经历了温、寒、热三带，领教了似乎预兆战争诡谲多变的“气候”。
我们在“都门都玛”呆了一两天，接着再直飞日军占领的缅甸北部战略重地密支那，派送到由第一远征军撤往印度雷多，而后在兰姆加尔重新组成的中国驻印军。这是一支由美国史迪威将军为总指挥、训练有素的新劲旅。8月初，我被分到该部新一军88团第三营当翻译官。
缅甸的夏季常常是亚热带地区的雨季。骤雨突来突往，不可捉摸，一会儿雨量可大如天穿倾盆，雨声可响似海啸山崩。收复密支那的战斗打响后的8月4日晚，第三营特意为我单独挖了一个单人战壕住地，形如中国农村的田间蓄粪池，其上用树干搭起人字形架，并用军用雨布作盖面。半夜后大雨如注，很快我的弹丸之地被雨水灌满，甚至溢出，我只能手捧衣物站在其中浸泡。这时，四周的枪声、炮声、雨声交混在一起，震耳欲聋，只看到天空中到处是火光升腾、硝烟弥漫，并近在咫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夜，不知自己是处于中国军队控制区或是日军接近区，无法与自己部队取得联系。这时，对我从未见过枪炮的“文弱书生”来说，确实是一个极度的考验。只有横下一条心，作好牺牲的准备。
当时我身囹“水牢”，又冷、又饿、又疲倦，无奈的是寒冷的雨水和思绪刺骨，如万箭穿心，难以支撑，有三点感觉特别深：一是对生命死亡的恐惧感，二是对母亲养育的恩爱感，三是对我在昆明交往上一位交大毕业的美丽姑娘的思念感。我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安然无恙。后来方知此夜是日寇作撤出密支那的最后挣扎。第二天，缅北重镇密支那即全部被中国军队收复。这为其后全歼在缅甸的日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战绩初验
密支那之战、松山之战、腾冲之战，合称为中印缅战场的三大“玉碎战”，是日军凭借天然的屏障、坚固的城堡、隐蔽的地坑、密布的工事、负隅顽抗的防守战，其战争的惨烈、艰难可想而知。中国军队大获全胜，歼灭日军18师团主力2000余人，被史迪威将军称为“中国历史上对第一流敌人的第一次持久进攻战”。
记得有一天，我们在清理战场时，还在地道中搜查出一个日寇的尉级军官。他年约30岁，熟悉汉语，似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十分老练和灵巧。我们对其审讯是以汉语书面形式进行的。他主动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我们所准备的一张白纸上，端端正正、整整齐齐以纯熟的汉文柳体字写出“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八个大字，然后，我们讯问他其他情况，他均一一作了回答。我们随即将其送往中国军队88团团部处理。
接着，我们对密支那市区进行了巡查。市区面积不大，街房与国内市镇的有所不同，不是一间紧接一间连成一排，而是栋栋独立分处，其间有花草点艳铺翠，犹如别墅。市内树木甚多，但因较长期间处于交战状态，特别是后期在中国空军和炮兵控制之下，常被飞机轰炸、机枪扫射和炮击，所以全市所有树木只留下稀疏的大小枝条，真是片叶不留，宛如萧瑟的冬景，可见战斗激烈之程度。
在一条街道的转弯处，我们还发现一具死去多日的日寇尸体弃置路旁。由于时间较长，且时值夏季，尸体已全部腐烂，成为了一堆巨大人体形的疽虫躺卧在路中。

战师写照
生死旦夕，战火几度。攻克密支那之后，我们利用雨季在此作了一个多月的休整。此间，中国驻印军奉命进行了改编，正式扩为两个军，即新一军和新六军，我上调到由孙立人任军长的新一军第30师师部翻译室任中校主任。
9月下旬，我军继续向南不断推进。其后，收复了南坎、苗堤等中小城镇，直至缅甸中部重镇八莫。在此征程中，我曾随同师长唐守智会见了由军长孙立人陪同前来阵地视察的中印缅战区总司令史迪威将军，我担任翻译。当时我们正在一前沿阵地的小山头上，看到我军正在追击逃散的日寇，见此情景，史迪威将军高兴地说：“给我狠狠地打。”
稍候，我与他作了短时间的交谈，聆听了一位长者的真知灼见。我们的话题是从对战争的感想开始的。他说：“人类大体上有两种竞技角逐，一是野蛮的战争，一是文明的体育。”随即他回忆到他从小爱好体育运动，在读中学时就是足球运动员，在美国西点军校上学时还是足球后卫，现在人到老年再处于人类最残酷血腥的战争。他说，足球和战争虽然都是具有智慧较量、力量对比的因素，但战争毕竟不是足球，它以人的生命为资本进行较量，可不能有丝毫的闪失。
当得知我从上小学到复旦大学一直是学校足球队的中锋时，史迪威十分诙谐地说：“好啊，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我们也算是知音了，那么眼前就要学会在战争中‘运球’，去争取‘破门’的胜利。”
这段谈话，让我感到他对战争和足球有精辟的理解，可谓是我绿茵场外所难遇的教练，黄沙场上所幸逢的良师。
在以后的战斗中，我还亲眼目睹过中国将领的风采。那是同年的11月中旬，第34师攻克八莫的战役打响之后，我们第30师承担了主攻南坎的任务。
南坎是中缅公路上的一个重镇，位于瑞丽江中流南岸的山麓，南坎四周的制高点成为敌我双方必争之重。12月9日，我师主力与日军第2师团、56师团和18师团激战，敌人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使我师接连苦战数昼夜，战况仍不见好转，有几处阵地曾被敌人强大兵力突破，炮兵阵地还一度被敌人夺去，师指挥所也遭敌人袭击。师长唐守智亲自带领自己的特务连与敌人混战。
特别是15日夜战，敌军猛攻我5338高地，发射炮弹5000多枚，师长唐守智上前线指挥，由于战斗空前激烈，不时传来排长、连长阵亡的消息，当他听到第90团3营阵地完全被毁、营长王礼宏少校阵亡的消息（王礼宏已是十年少校，对革命北伐和御侮抗战都建立过战功），我看到了他“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的情景。紧接着，他愤怒至极，突然端起机枪，身先士卒，发起猛攻。瞬间，他那嘶声竭力指挥的喊叫，灌注成一种化悲痛、置生死之度外、足以划破长空的超人力量，可以撼天动地。此一短暂成像，却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深处。

战笔收锋
在中国军队势如破竹的强大攻势下，日寇节节向南溃退，八莫日军司令原好三大佐被击毙。不久，缅中重镇腊戊又被中国军队攻克。其后，我们与英军在乔梅胜利会师。至此，中国驻印军的使命胜利完成。这时我所在的新一军第30师奉调广州。
1945年8月15日，正当我们于开拔途中路经贵州省安龙县时，获悉日寇无条件投降的喜讯，我即离开部队，归心似箭返回了昆明。在办理完有关手续后，即与早就等候在春城的心上人喜订良缘，并于10月20日登报昭示鸳盟。然后再回到重庆北碚夏坝，在复旦大学缴上了一份“为祖国而战” 的圆满“实习”答卷，补完学分，获取毕业。

曹越华，1918年出生于四川省邻水县，1938——1943年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上学。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西南蚕丝公司、四川省轻工厅科研所、四川省日化研究所工作，1978年退休。现为重庆复旦大学校友会常务副秘书长，九三学社成员，教授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