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本刊记者 徐晓燕

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大危机大灾难的一页，又是中华儿女大团结大奋战的一页，更是民族精神大发扬大胜利的一页！全体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华人团结一致，咬紧牙关，挺直腰杆，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法西斯，收复了失地，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洗雪了百年国耻；我们和同盟国一起，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人类的正义、进步与和平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发挥了积极作用和大国作用，赢得了世人的尊敬，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大大改变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屡遭败绩、屡受欺凌的国际形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促进了中国的民主革命进程。
这真是一段多灾多难又多姿多彩的历史！
在这场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用鲜血和生命筑起新的长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坚决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以及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开展了在战争史上蔚为奇观的威武雄壮的游击战争，打得侵略者一天24小时疲于奔命，自身由抗战初期的5万多人发展成为拥有120多万人的正规军和200万民兵的人民抗日武装，数十万指战员为挽救民族危亡，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抗日战争作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第一次彻底胜利，将永彪史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愧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原军事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阮家新说。
中华民族的脊梁
要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至少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要把广大民众充分发动起来，武装起来，凝成一股谁也无法战胜的巨大力量。第二，要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下，始终能清醒地指明夺取胜利的正确方针和办法。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一系列挽救时局的政策措施，就是实现这两个条件的途径。
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共产党人不仅表现出在一切艰难困苦面前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表现出能为人民利益贡献出一切的自我牺牲精神，而且充分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已具有纯熟的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
1936年10月，当九死一生的长征大军在黄土高原胜利会师的时候，病榻上的鲁迅从白色恐怖的上海发去贺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和人类的未来。
虽然，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她所创建的人民军队还都十分弱小，鲁迅先生却依然认定这些历尽千难万险的红色种子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跟随朱毛红军从赣南一直征战到陕北的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将军追忆，早在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尚处在国民党重重“围剿”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就旗帜鲜明地主张抗战；蒋介石还在威胁“侈言抗日者杀勿赦”时，杨靖宇、赵一曼等共产党人已经被派往东北组织抗日斗争了。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前只有几万党员和几万军队，但它是充满活力并正在向上发展的，在遵义会议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又经历了长征的严酷考验后，政治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具体分析中国国情，在千变万化的复杂局势下提出一整套足以克敌制胜的正确方针和有效方法，同广大民众建立起血肉联系，从而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瓦窑堡，这个坐落在陕北的偏僻小镇后来闻名全国，是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70年前在这里召开过一次著名的扩大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高举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作为党的重大方针定了下来。
“共产党策略的改变，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86岁的杨虎城旧部李子含老人说：“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审时度势确定和平解决的方针，并为之不懈努力，显示出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的磊落胸襟。”
延水河畔，4万名历尽艰辛的红军战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水网江南，1万名走出深山野林的游击队员组成了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在一二九师抗日誓师大会上，师长刘伯承第一个戴上缀着青天白日徽的黄帽子。大雨如注。9000人含泪摘下心爱的红星帽。将近70年过去了，刘伯承当年的话语仍回荡在我们耳边：“为了救国，让我们暂时和红星告别吧……”

以平型关大捷为标志，共产党军队开始在华北与日军作战。在山西战场仅两个月时间内，八路军就与国民党军队协同作战百余次。1938年初，蒋介石甚至从山西抽出七个师和一个旅交给朱德和彭德怀指挥。在1938年初进行的徐州会战中，八路军在华北广泛的游击战有力牵制了日军南下的部队，为台儿庄大捷起到了直接配合作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对此表示了赞赏。在1938年8-10月武汉会战中，八路军、新四军也多次从侧后打击日军，主动配合武汉保卫战。
在日军咄咄逼人的全线进攻面前，国共双方进行了多层面的合作。共产党方面，周恩来和一大批进步人士直接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工作，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也率领一批干部到国民党举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担任教官，向国民党军官传授游击战的基本经验。在国民党方面，允许共产党在国统区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方便了共产党在国统区筹集军需物资，并向抗日前线输送人才。蒋介石也多次公开嘉奖八路军、新四军。
武汉会战开始后，共产党中央提醒国民政府避免再次出现此前一系列会战中采取单纯防御的作战部署导致损失过大的教训:“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甚至提醒中国军队如果在武汉会战中再损失过大，将会增加各将领对蒋介石的不满。白崇禧在其回忆录中，曾经提到他向蒋介石介绍毛泽东刚刚发表的《论持久战》，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并获得了蒋介石的认同。
高举团结抗日的大旗
抗日战争的最初阶段，中国人面对的局势是异常严峻的：日本侵略者依仗它所拥有的那些优势，在一年多时间内迅速攻陷中国沿海最富饶的地区和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重要城市。中国军队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抵抗，但也付出沉重的代价。随着大片国土的沦丧，人民遭受的深重苦难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单在南京大屠杀中，惨遭杀害的中国人就达30多万。正在为自己民族生存而奋斗的中国人，没有一天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这时大家最关切的问题是：这场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怎么样才能取得胜利？
是中国共产党系统而完满地回答了这些问题。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这篇长文。他在战争刚开始不久的时候，就富有预见地指明了战争的整个趋势和前途。他分析了战争双方各有哪些长处和短处，从中得出结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接着，他从双方长处和短处的消长演变，说明中国在这场持久战中将经历三个阶段：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战略反攻阶段。战略相持阶段也许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将是抗战中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又是转变的枢纽。在这个阶段中，中国方面的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为辅，这是一场犬牙交错的战争。要进行普遍而深入的政治动员，“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这篇重要文章的发表，在全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它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未来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从而大大提高了坚持抗战的信念。
共产党人救国救民的主张，唤醒了亿万民众；八路军、新四军身先士卒，把千百万庄稼汉锤炼成了无处不在的抗日大军。
　 坚持敌后抗战
阮家新说，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是艰难的，坚持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是艰难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些抗日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民主改革。这方面的政策在1941年以后更一步步得到完善。在经济上，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使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在政治上，进行普选，建设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成立参议会，把一切要求抗日的人们最广泛地团结起来。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了真正坚持抗日和实行民主的模范区。在军事上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作战形式。正是这些符合群众利益和要求的政策措施，造成了任何力量也无法摧毁的人民战争的真正基础。
“抗日战争的重担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肩上。”回顾抗战，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激情澎湃，“在极其复杂的局面下，共产党人没有退缩，而是坚定地依靠根据地的人民，促进战争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方向转化。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始终是全国抗日的主要战场。”
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歼灭日伪军171.4万人，解放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建立了遍及华北、华中和华南等19个省区的抗日根据地。
人民的选择
从独立解放到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选择着自己的命运，而人民也在命运的转折中进行着历史的选择
2005年5月26日，本刊名誉主编、国际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在北京去世。在他的寓所，悬挂着一张毛泽东的石印相片，这张有毛泽东签名的相片伴随了他61年——1944年夏天，爱泼斯坦随中外记者参观团采访延安，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
爱泼斯坦曾经说过，“记者们在延安及其周围地区发现了人们那种充沛的精力、坚定的信念和朝气蓬勃的局面。”“在此期间，我采访了毛泽东，一次是集体采访，一次是单独采访。毛泽东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和渊博的知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至今还保存着当年采访的笔记本。”
因为一次延安之行而改变了人生观的，爱泼斯坦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1936年与斯诺一道最早进入陕北根据地的还有另外一名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当斯诺结束采访时，乔治已决定留下来参加红军。
36年后，斯诺弥留之际，早已使用马海德这个中文名字的乔治守候在他身旁。斯诺留给马海德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热爱中国。”
是什么吸引着这些异国他乡的人们，如此眷恋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中国？又是什么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和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冲破种种阻挠，奔赴抗战时期的延安？
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当年在访问延安10天后感慨：“我觉得在延安的访问中，真正体会到了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真的，要是我在延安住上11天，那我一定也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斯蒂尔在这里看到的是党的领袖与人民群众一起参加大生产运动，毛泽东的伙食标准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每天３钱盐、５钱油……
1944年，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允许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采访。这些记者写了大量报道和评论。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在延安和晋绥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六个月的采访后，写出一本《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他一开始先说明：“我们新闻记者多半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在描述了大量亲眼看到的事实后，他这样写道：“凡见到过八路军的都不会怀疑他们，他们所以能以缴获的武器或简陋的武器坚持作战，就是因为他们与人民站在一起。”他又写道：“他们不仅能够坚持抗战，而且确实能够向侵略者发动攻势。”“在延安他们把战果告诉我时，我真不敢相信。但当我和八路军在敌后共同作战两个月后——真正地去参加占领和摧毁这些据点和碉堡，我所见到的一切证明了共产党的叙述并无夸大，只是进攻受到武器和环境的限制。”《新民报》记者赵超构所写的《延安一月》，在大后方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报道和评论，使许多人看到一个全新的天地，觉得耳目为之一新。在那里，昔日遭人贱视的奴隶变成了自己国土上的主人，到处充满着生气和活力，创造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篇。这就使越来越多人的心里对中国的未来燃起了新的希望。
有许多人在黑暗与光明的抉择中选择了共产党。这一点，从国民党有关档案中也可以找到旁证：1944年11月，国民党兵役部部长鹿钟麟报告，抗战7年来，前后征壮丁共1100万人，实际到达战场者不及500万人。几乎在同一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迅速壮大，主力部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260余万人，自卫队1200多万人。
从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中，人民认识了共产党；从共产党人为国为民的无私行动中，人民选择了共产党。
经历了抗战全过程的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徐信将军回忆，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调动了各阶层人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建立由共产党员、中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参加的“三三制”政权，调节了各抗日阶级内部的关系；推行“精兵简政”，使党政军机关更适应游击战争环境；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了人民负担……共产党所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使广大根据地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在军事上，形成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三位一体的结构，创造了多种多样、灵活机动的作战形式，不停顿地袭击日本侵略军，使它日夜不得安宁，并积极准备大反攻。
　　　抗日战争的胜利，到今天已过去60多年了，这是一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支撑长期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凡是在这场战争中为了保卫祖国而进行过英勇抵抗和做出过重大牺牲的人，都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而不能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