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劳务输出大省的渴求

                           

本刊记者    邓树林

春节过后不久，河南省固始县城旁边的一处工地上，已是热火朝天，施工人员在忙忙碌碌盖厂房，铺道路。工厂的主人叫俞达启，今年39岁，1994年到广东东莞市名滔服装有限公司打工，先是当烫衣工，几个月后到公司办公室任生产总管。2000年受公司派遣赴泰国办分厂。2004年年底，回家乡创业。

“第一批准备招收500工人，到2006年可招工人2000人。”面对记者的提问，俞达启介绍起他的宏图大计。“我们主要生产毛衣，销路不成问题，东莞总公司统一负责外销。你问在外面干得好好的，为什么回家乡创业。我想，我是农民的儿子，知道农民生活得很艰难。回来办个厂子，可以使家乡的人不用到很远的地方干活，吃那么多苦。这也算是我对家乡的一种回报吧，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扶贫。”

像俞达启这样到外面闯荡，事业有成后，回家乡创业的，在他的家乡固始县已是十分普遍。

固始是河南与安徽交界的人口大县，有人口150多万，在中国2800多个县中，人口这么多的县也不多。全县外出务工的就有47万，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是事业有成，已从打工者变成了企业主。

固始人向有爱乡爱家的传统，加之县政府大力引导、提倡、鼓励，不少人纷纷回乡办实业。固始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人告诉记者，到目前，固始县回乡创业人员已达二万一千人，投入资金20亿元。这些回乡创业人员已成为这个县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

河南占全国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十分之一固始是河南民工流动的一个缩影，河南又是中国庞大民工流的一个缩影。

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务输出处处长吕志华说：“河南既是人口大省，也是劳务输出大省。”他说，全省9700万人口中，农村人口占7200万。河南整个农村有富余劳动力2800万。到目前，已经转移劳动力1410万，占全国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十分之一。

河南还是境外劳务输出大省，有4万人到境外作业，主要到日本、韩国、中东、非洲等地。从事的工种有服装加工、远洋捕捞、建筑、种植业等。凡是到境外就业的人，大多数是有技术的，经过了培训了之后，按照对方的要求，达到基本的技能之后，才输出去的。

河南的劳务输出产业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984年 ~1988年，此为起始阶段。当时，农民的思想较为保守，认为到外地打工丢人，或者对子女外出的安全不放心。此时，各级劳务输出管理机构开始建立，对农民外出务工做宣传发动工作。这一时期盲目流动的人较多。

1989年~1996年，民工流动进入到有序流动阶段，农民深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不少外出农民依靠劳动主管部门安排外出务工。

1997年~现在，为间接有序流动阶段。农民长期外出务工，其中的许多人融入到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他们回乡探亲，返回原单位时，往往会带走亲朋邻里。这一时期，农民工就地创业、返乡创业的也大量涌现。

农民增收，三分之一靠劳务收入

新县就业培训中心正在为出国从事劳务的女工进行服装加工培训。

吕志华说：“河南外出务工人员对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我可以举一个数字。”他说，2004年，河南劳务收入达613亿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河南农民人均收入是2553元。613亿元，平均到每个人的头上，将近800元，占农民纯收入的34%。换句话来说，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自劳务收入。这笔收入对农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农民的人均收入，包括各种收入，他见到的不是现钱。而劳务输出拿回来的是现钱，实打实的。农民看重的是这个。这些现钱，可以直接投入生产，改善生活。

吕志华认为，劳务输出是河南农民增收最重要的渠道，各地政府都非常重视。都把它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当地的主要领导都把劳务输出作为地方主要的工作部分。大家都看出，劳务输出对河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农村生产、生活的改变，其作用非同小可。民工外出打工挣了钱，回来后，再投入家乡的生产和建设当中去，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也起到了反哺的作用。

吕志华告诉记者，河南是个人多地少的省份，目前，最有效的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就是劳务输出。其他，如加大农业生产投入的力度也好，种植结构的调整也好，由于条件的限制，都是有限的。而且，还得有成本，还得承担风险。“一般说来，劳务输出风险较小，组织一个人出去，就会拿回几千块钱。一人打工，一家脱贫。一家有两到三个人打工，这一家就致富了。”

比较典型的是信阳市新县。记者到那里采访，到处可见五颜六色的小洋楼，许多是农民工到境外打工挣的钱回来盖的。记者看到的到韩国打过洋工的苏德梅、曾祥芝两家的小洋楼，其水准不亚于北京某些人的小洋楼。新县，确如其名，是一个有此县名不到六十年的“新”县，与湖北省交界，传奇将军许世友的故乡即在此县。它是一个老区，也是山区，穷山沟，封闭，条件差，人多地少，系国家级贫困县。农民通过培训，走出去，走出省外，走出境外。它是全国最早到境外从事劳务输出的县之一。时间在90年代年初。

河南地处内陆，为什么远洋捕捞比较发达？首先，河南劳动力比较多，成立了劳务输出公司，在1985年就成立了，在全国也是成立比较早的。二是能较早从交通部、当时的外经贸部获得信息。三是远洋捕捞不要特别高深的技术，河南农民又特别吃苦耐劳。于是，就逐渐打开了河南赴境外劳务输出的渠道。

创造自己的品牌河南庞大的农民工在为国家创造财富，改变着自己的命运的同时，也在创造自己的劳动品牌。

史虎高，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曾长期在省委机关的综合部门工作，又有在地方担任领导的经历，对农民有着很深的感情，对农村的情况也很了解。他说：“河南这些年创出了一些劳务输出的品牌，但现在我们还不敢叫名牌，只称品牌。”

这些年，劳务输出的“品牌效应”开始显现，部分县、市结合当地的特点，充分发挥公共职业介绍机构的作用，逐步形成了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独具特色的劳务品牌。如“林州建筑”、“长垣厨师”、“遂平家政”、“唐河保安”、“西华的哥”、“新县涉外劳务”，已经是叫得响的劳务品牌。

他说，这些品牌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有历史传统，后来又发展了，像林州（即原来的林县）的建筑业，他们在六十年代修建红旗渠的时候，涌现了许多懂建筑的人才。到了八十年代，十万大军出太行，主要是建筑工人，这成为很自然的事。林州人吃苦耐劳，勤俭朴实，其实河南人都有这种品格。他们又能驾驭市场。

河南民工李学生的事迹可以为河南人的品格作证。今年2月20日，在温州，李学生看到两个小孩在铁轨上玩耍，火车马上到，他就奋不顾身地把一个小男孩从铁轨上抢救下来。在他抢救另一个小女孩时，火车过来，献出了他年仅39岁的生命。现在温州震动很大，河南全省正在号召向李学生学习。“他舍己救人，谱写 了一曲英雄壮歌，为中原父老争了光，为中原大地添了彩。像这样的有很多人，在北京，有许多人被评为荣誉市民、优秀打工者。”

有的品牌，是通过在外长期摸索，逐步滚动发展，慢慢发展起来的。比如说，像汽车司机，像防腐工人。自己干成功了，再吸引、支持、帮助其他人再干。越干，队伍越大，影响越大，这样品牌就形成了。

新县境外劳务的品牌也是干出来的。过去，新县比较封闭，是他们自己摸索出来的。史虎高说：“打工经济，不仅仅挣了票子，饱了肚子，更大意义在于换了脑子，找到了路子。经济效益看得见，而社会效益更是不可低估。”

河南已看到劳务输出对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巨大的推动作用，把劳务输出提到更为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今年“两会”期间，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在人大会议开幕之前，第一件事是看望河南在北京的务工人员。这给河南1400万外出务工人员很大的鼓舞。此前，他到河南任职不久，就到河南民工输出大市—信阳了解民工流动的情况。

实现四个转变，变无序为有序流动

河南省外出务工人员有1400万人，有序流动的占36%，这远远不够，目前，正加大有序流动的力度。搞劳务派遣，争取成规模、成建制输出，是目前河南正在做的一项工作。如某用工单位需要什么工人，省劳动部门就帮他们配置好，把人送过去，劳务输出公司还加强后续管理，跟踪技术培训，加强思想教育，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等等。

史虎高说，河南对劳务输出正在考虑实现四个转变：由自由型向组织型转变，由分散型向规模型转变，由流动型向稳定型转变，由体能型向技能型转变。靠出卖原始劳动力，是划不来的，好多地方对工人做培训之后，成为技工，增加了他们谋生的本领和技能，随之，工资水平，待遇也提高了。

他说，当然，也不能把人永远固定在一个地方，一个企业，人总是要往高处走的，人家会向工资较高的地方或行业转移。但要建立相对稳定的劳动关系，不要今天在这里，明天到那里，造成人力资源和时间的浪费，给务工者造成困难。

一批成功人士在成长

到广东打工，事业有成后，回家乡创业的俞达启向信阳市固始县劳动部门的负责人汇报新厂房的施工进展

一个时代会造就一个时代的人物，在中国一点二亿外出务工人员中，正涌现出一批有着时代特点的成功人士，他们正在对经济社会产生着影响。本文开头写到的俞达启算是其中之一。

北京市大兴区有个被称作“破烂王”的，他的大名叫蔡保国，河南固始人，1988年来京，先是在海淀造纸厂工作了四年，其后，工厂让他收一家印刷厂的废边料，以后，慢慢地扩大到收废钢铁，各种废旧建材。1998年，他建成了北京南城最大的旧货市场。1997年入了党，现在是他家乡在京务工人员党支部书记。记者到他所在的市场采访时，他告诉记者，现在他已在郑州改造了一家宾馆，控股了一家药材公司。从1998年起，他从他老家把优质菜运到北京，供大饭店使用。“下一步，我打算在郑州建集团公司，在固始老家建中央空调厂，进一步把业务做大做强。”蔡保国踌躇满志。

河南信阳市职业介绍中心主任张耀先多年从事劳务派遣和管理工作，他告诉记者，像这样的成功人士，实在是太多了。

信阳有周氏三兄弟，都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到广东打拼十多年后，老大周世恒成了一家制衣企业集团的总裁，老二周世喜成了美国世纪电脑公司副总裁，老三周世龙则是日本一家电脑公司主管业务的经理。

打工人员不但出企业家，也出官员，郑学宝就是。他原来是固始县的一名中医师，到广东东莞一家医院当医师，之后考上广东医学院，毕业后，留校当学生处处长，后任副院长，现在是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

张耀先分析这种现象时说，他们的成功是：机会+条件=命运。他并且认为，“在这数量巨大的务工人员当中，很可能会一些经国济世的人才。”

对这些成功人士，当地给予了褒奖。如固始县，评出了“创业奖”、“奉献奖”各十名，把他们的大幅照片挂在县城最繁华的大街两旁，并把他们的芳名刻石立牌，放到公园中供人们参观。记者随机采访了街上的行人，他们说，这种做法很好，可起到示范作用。

期盼记者问：为了更好地保障农民工的利益，作为地方的劳动保障部门，对中央政府，对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有些什么要求？　吕志华说：首先，要出台一些扶持性的政策。近几年，国家对“三农”问题非常重视，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非常重视，逐步重视，但具体的政策不多，如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还不够。另外，过去，中央政府也好，国家劳动保障部门也好，对农民工大都是从如何管理农民工的角度出发，出发点与劳动力输出省的想法有差别。过去称农民工的流动为“盲流”，他们是管理劳动力，不要出现社会问题，包括目前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还是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看问题。国务院最近下发了一个进一步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文件，仍然是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我们希望中央出台的政策，应该从下往上考虑问题，而不是从上往下考虑问题，就是如何加强农民工的培训，如何提高他们的素质，如何加强县乡村劳务输出的信息和服务网络的建设，从农民源头上做好工作。不要等到农民到了城市以后，再做工作。出台适合实际的政策，鼓励培训，才能切实保护好农民工的权益。政府出台的政策，应该是双向的，一方面，城市政府对待农民工，要像对待城市的劳动者一样，要热情，不要歧视。另一方面，从农村这一头，国家要出台政策，对农民工进行鼓励，进行引导。这样，才能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输出，加快城市化的进程，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河南已经确定了2020年实现小康，但河南真正的小康在农村，如果农民实现不了小康，河南的小康，是一句空话。由河南可以扩展到全国，因为，河南是人口大省，转移的劳动力又占全国的十分之一。现在，河南大多数农村已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新型农民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从去年出现的民工荒来看，不单单是一个收入过低的问题，主要是新一代农民对务工的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对自己的工资待遇不满意，感到与城里人没法比，差别大，内心感到有一种歧视，希望与城市人同工同酬，同待遇。一句话，农民工总感觉低人一等。目前，社会还没有创造出一个对待农民工的好环境。但人们希望这种好环境早一点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