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相隔未了情
岑献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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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我的父亲母亲 |
妹妹从老家打来电话，说是天热了，妈妈找不到空调的遥控器，就哭了，因为往年天一热，老头就把电风扇、空调都擦洗干净，把遥控器准备好，今年老头不在了，她都不知道上哪儿找遥控器。
听着这话，泪水就掉下来，父亲走了，母亲的生命之水就一点一点地干涸了，生命之树也一点一点地枯萎了……
把两个人的铺盖搬到一起，就算完成人生第一大的事情了
母亲尽管来自乡村，却长得眉清目秀，因为读了几年书，比当时的农村女孩子多了一份少见的淑女气质。
据说当年追求母亲的人不少，但母亲几乎不为所动，以致有人暗地里嘀咕，这人是不是个“石女”啊？
父亲早年曾经读过师范，但没有毕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和几个同学一起离开学校，参加了粤桂边纵队。后来他常常回忆说，那天，几个人在翻越一座山头时曾经约定，革命胜利后，一定要带着自己的儿女来这里，给他们讲述当年父辈的革命历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是革命胜利后，建设的工作更为繁忙，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机会得知，当年那几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是在哪个山头上指点江山的。
无论是以现在还是当时的标准，父亲都算不上那种能让人一见就倾心的人，但母亲就是把自己的一生放心地交给了他。其实不需要什么理由，看看父亲双眼里流露出来的自信、执著、果断以及宽容，就会理解母亲的选择。
当然，更多的理由其实在父亲的相貌之外。父亲194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经只身携带情报进入敌占区；也曾经作为指挥员指挥了多次剿匪战斗；22岁就任广西崇左县太平镇的镇长，26岁担任县团委书记；当他成为县检察院副院长时，才28岁。在当年的剿匪、土改等等工作中，父亲与当地的百姓建立了极好的关系，连乡下不识字的老人听说父亲的名字，也会翘起拇指说：哎呀，他真是能干，在群众大会上说几个小时的话都不用稿子哩！
如果一个男人能对自己所向往的事业倾注全部的激情，奉献全部的精力乃至生命，而这个事业又是取信于民、造福于民的，那么，这个男人还不值得有着同样理想的女人去信任、去爱吗？
所以，没有什么卿卿我我，没有什么花前月下，曾经勇敢地反抗了家庭封建包办婚姻的母亲很自然地被父亲吸引了。
“大家说，该结婚了吧，就把两个人的铺盖搬到一起，就算完成人生第一大的事情了。”母亲说。
父亲就像一根坚固的绳索，拴紧了我们这个犹如浪中小舟的家
1955年8月，父亲在中南政法学院学习，转年的春节回家，与母亲一起，抱着我照了这张相，那时我还不满一岁。
从前看这张照片，心里有一种陌生的感觉。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几乎没有和父亲一起玩过，好像父亲从来就没有牵过我的手高高兴兴地走在街上，更不要说把我高高地驮在肩上了。
母亲却总是说，父亲在武汉学习时，给你买了一条花裙子。
又说，你看看这相片，父亲把你抱得那么紧，像是怕你摔坏了似的。
但那时，我就像一个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丝毫体会不出母亲这些话的用意。
后来，读了大学，只身一人到了北京，寂寞时，关于父亲的点点滴滴却常常地出现了。很小的时候，父亲经常外出开会，几乎每次归来，我们都会得到一只葫芦形的玻璃瓶，里面装有数十粒花花绿绿的糖豆。有一次，父亲带回来的是普通的小圆瓶，他很歉疚地说，那家小店拆了。父亲不知道，那小圆瓶里装满了肥皂水，用蕨杆杆一吹，五彩的泡泡给了我们许多欢乐呐。
“文革”中，父亲被造反派抓到煤仓当人质，晚上就让他睡在二尺来宽的传送带上，身下是几十米深的、往火车上装煤的大漏斗，稍不小心，就会跌下去，生死不测。我去给他送饭，冒着冷汗，战战兢兢地走在煤仓的边上，父亲哈哈笑说，回去告诉妈妈，这里挺好，没有蚊子。可第二天却让人带话来，不让我再去那样危险的地方。
1977年，我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当时父亲已离家在另一个地方工作，听说我拿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匆匆赶回家来住了一夜，这次回家，父亲留给我两句话，一句是“要学哲学”，另一句还是“要学哲学”。
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我才慢慢地体会到父亲留给我的是一份多么珍贵的人生经验！
母亲总是不断地强调，父亲其实是很疼你们的，可你们都不理解他。他的压力有多大，你们知道吗？如果没有父亲，我早就命归黄泉，这个家，早就没有了！
母亲说的是1957年她被打成右派的事。如果那时不是因为有身孕，她还要受牢狱之灾。她担心连累父亲，想离婚，又承受不了巨大的政治压力，想投水一死了之。
但父亲没有离开她。父亲就像一根坚固的绳索，拴紧了我们这个犹如浪中小舟的家。
哦，父亲，没有您，我们便没有母亲，没有这个家。您的爱，是通过母亲传送给我们的。
是啊，以前我们真的是不理解父亲，但后来我们长大了，经历了世事，也为人父母了，我们就深深地理解了我们的父亲母亲了。
在父亲离世后，重新翻看这张照片，有一种深沉的来自骨血的情感溢满身心……
哪个九十九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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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和母亲都离休和退休了 |
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和母亲都离休和退休了。
于是就有了许多闲暇的时间。母亲只是终日地忙，忙家人的一日三餐。父亲则在兴致勃勃地经营着阳台上那几盆很大众化的花草，有时，也随了母亲到市场采购菜蔬。
家庭的温馨日日地浓郁起来，安静、平和，再不是从前老也见不到父亲的日子。老两口天天在一起，每天做的事情几乎都是相同的。凌晨四点多钟，父亲就起来了，把头天全家人换下的衣服放进洗衣机，然后去煮早餐，然后再睡一个回笼觉。起床后，吃点东西，然后从洗衣机里拿出洗净的衣物，和母亲一起，在阳台上晾衣服。
母亲把衣服撑在衣架上，父亲用晾衣竿把衣架高高地挂到铁丝上。
这成了我们家阳台上一成不变的风景。
母亲说，哎呀，俩老天天在一起晒衣服，习惯了，万一有一天谁走了，剩下一个怎么办？
父亲说，肯定是会有这一天的哦，那就一个人自己晒衣服呗。
哈哈一笑，又说，不过最好是我先走，你晚点走。我到奈何桥上等你三年。
壮族的歌仙刘三姐有这样一首歌：连就连，你我同心连百年，哪个九十九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
母亲就笑，你要先走了，我也不会呆太久。
父亲就说，是啊是啊，你也不要呆太久，人老了，独自呆着的日子不太好过哦。
于是，两个老人相视而大笑。
1984年，我回到父母身边生孩子，儿子出生后，为这个家添了许多欢乐和麻烦。母亲天天洗尿布，却总是眉开眼笑。父亲每天清晨第一件事就是来逗那小家伙，直到那小家伙将一泡尿如水枪似地淋湿他的衣服。
母亲说，你爸爸从不知道自己的几个孩子是怎么长大的，现在老了，倒有机会看小外孙如何一天变一个样了。
我问父亲：您遗憾吗？
父亲笑笑：哦，是有点遗憾呢。
1992年，我把父亲母亲接到北京住了一段。其时我的境况非常窘迫，只有一室一厅，但父母亲还是很高兴，因为他们知道，我曾经住过地下室、住过有如鸽子笼一般的房间、住过逼仄的筒子楼，现在的状况在他们看来，已经是大有进步了。
这张照片就是那年在北京大学的桃园里照的。在绿叶红桃中，我的父亲母亲就像一对快乐儿童。
现在，这个桃园已经消失了，代之以一片绿草地。
虽是生死两相隔，
这一份情缘却依旧相连
2003年11月，我赶回家，父亲做了一个很大的肝部手术，主刀医生向我和妹妹展示了那个丑陋的拳头大的肿瘤。我们都以为父亲要过不去了，结果医院说那是个良性肿瘤，而且父亲恢复很好，让我们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有一天我独自在病房陪他，他对我交代了种种后事，然后笑说，活了将近八十岁了，一生坎坷，但也一生坦荡，并且因此一生豁达乐观。而且，比起很多人来，还享受了日新月异的生活，所以，走了也就走了，没有什么遗憾的。
出院了，他却变得十分留恋起生命来。母亲说，有时，他会在阳台上坐着，望望远处的那棵苦楝树，说：“发芽了呢，春天真是来了。”
偶尔母亲陪他出门走走，在路旁榕树下的石凳上坐着休息，看路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他会感慨地说：“这个世界还是美好的啊。”
春节期间，父亲的精神挺好，家人建议他出门走走，他竟然也高兴地同意了。出门前，母亲为他细心地戴上帽子，围上围巾，然后用手摸了摸父亲的脸。父亲母亲一生的情缘永远凝固在了这张照片上。
如果没有什么变化，今年的春夏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活动的。我和母亲今年的生日刚巧同在一天，我将要从北京回去，与母亲过一个“百年不遇”的奇特的生日，然后呼亲唤友，为父母举办一个盛大的金婚典礼，再然后，已近半百的女儿我，将领着年迈的父母北上，让他们在我新买的房子里住上一段时间。
谁也没有想到，春节刚过，父亲就被查出淋巴癌，很快就住进了医院，只有短短的17天，父亲便离开了人世。
我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母亲说，父亲走得很平静。起初，他还费力地举起手，比比划划地说着什么。后来，父亲渐渐陷入昏迷中。母亲时不时地拍拍他，唤他：“老头，老头，听得见么？”父亲很努力地睁开眼，朝母亲看看，嘴动了动，发不出声音。但他的手正一点一点地从指尖往上变凉。于是，母亲往他的手掌里放了一张字条，让他握着。他便拳起手，熟睡了，像是一个累极了的人。
字条上写的什么？我问母亲。
“你安心地走吧，在那边等我。我们的情缘未了。”
听罢，我泪如雨下，我的父亲母亲啊……
父亲火化那天，从为他换衣服、化妆到推入遗体告别室，我与妹妹自始至终在旁侍候，就在殡仪馆工作人员为他穿衣的那一刻，我看到了父亲手中的字条。
父亲走了，母亲常常做一个相同的梦，在梦中，她总是在不断地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去寻找父亲。醒来就要说：“这夜长长的，怎么也不到天亮的时候？”白天，不知干什么好，惶惶地，总陷在对父亲种种事情的回忆中，于是又说：“这天长长的，怎么也不黑？”
但母亲知道，她的字条已经被父亲带到那边去了。
前不久，我们和母亲一起，为父亲和母亲买了一块共同的墓地。母亲说了，那里就是他们老两口未来的共同的家。她想告诉父亲不要常常在桥头上站，那样会太累。南方的日头太毒，会把人晒晕的。每天在桥上看一看，累了就回家里等，她一定会如约而至……
虽是生死两相隔，这一份情缘依旧相连，一头握在父亲的手中，一头牵在母亲的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