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的爱情

　　　　　　　　　　　　　　 本刊记者　张 娟

喜结良缘

王大吕在家中属“主事儿”的一方，被孩子称作“政府”。而老伴孙曾鑫则称她为“保护神”。接受采访时，王大吕主讲，老伴好脾气地端茶倒水，偶尔从旁作些补充，还时常引起“批评”。奇怪的是，你从中感觉到一种和谐，这是一个典型的“女权”模式的家庭。

王大吕70岁，孙曾鑫73岁，退休前两人都是一家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我们的感情没什么波折，平平淡淡地过了一辈子。”王大吕这样总结他们的爱情。

三次大病“串”起的生活

摄于1968年的全家福

上个世纪50年代，孙曾鑫和王大吕大学毕业后，先后被分配到北京的一家设计院工作，参加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

“从结合来讲，我们很顺利：在一个科室工作，一个学建筑，一个学结构。又是江苏老乡；从家庭来讲，都算书香门第，又都是家中独生子女，可以讲是门当户对。”王大吕说就这样，两个年轻人开始了他们共同的生活。

几年后，三个孩子相继出世。“我们的收入，在当时的设计院是中等水平，他挣82元钱，我的工资是56元，要养活包括双方老人在内的7口人。虽然生活条件不好，但没觉得怎么苦。”王大吕说。由于工作性质，两人常年累月地出差在外，三个孩子只能交由姥姥独自来带。“那时我们出差多是到四川、云南等地的深山里去，住在农民的房子里，夜里经常被大老鼠惊醒。工作条件很艰苦，打着雨伞在外面画图是经常的事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二人的噩运也从此开始。1966年6月，单位要抓“反革命”，因为要占用办公室，孙曾鑫在与同事在腾空办公室时，脑袋不小心被重物撞了一下，当时根本没在意，继续搬东西，后来觉得头痛、看东西重影，到单位的医务所去看，被认为是“神经性头痛”，吃了很多药，仍然头痛得厉害，到北京宣武医院一检查，脑袋里有一个鸡蛋大的血肿，初步诊断为血管破裂后的瘀肿，属于“占位性病变”。单位通知当时在湖北出差的王大吕尽快回北京，含糊其辞地告诉她“小孙得病了，让你回来照顾”。“我当时脑子嗡地一声，一夜没睡觉，想到种种可能，又都排除了：会不会游泳淹死了？不可能，他一是胆子小，再一个水性好，估计不会是这个；会不会是中毒性痢疾？应该不会，他一贯很注意卫生；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肯定病得特严重，要不然不会叫我回去，说不定人已经摆在那儿了……”王大吕说当她赶回北京时，由于精神紧张，在去往医院的路上，觉得迎面来的汽车好像都在往自己身上开。当时已昏迷的丈夫间或清醒时重复的一句话是：“我要大吕回来。”现在回忆起来，王大吕仍心有余悸：当时我32岁，他也才35岁，如果人没了，三个孩子怎么办？我们这个家怎么办？“7月1日做手术，医院让我签字，告诉我手术的三种可能：一种是病人在手术台上下不来；第二种可能是也许不是外伤，而是癌症，就是活下来可能时间不会很长；第三种可能，最好的结果，切除病变，但也有可能残废，要做好伺候他一辈子的准备。”我告诉大夫，尽管三种结果我都得接受，但最希望的还是人能好好地活下来，伺候他一辈子我认了。王大吕说当时看病时要填“家庭成分”，万幸的是小孙家是“中农”，说如果病人换了是她，不知结果会怎样，因为她们家是“地主”成分。就在小孙治疗期间，孩子的姥姥因为是“地主婆”被清出北京，赶回老家去，王大吕就一边上班，一边照顾病人，一边照料孩子，独自撑起了这个家。王大吕清楚地记得手术后丈夫转到在小汤山的疗养院做恢复治疗，有一次她去探视，早上5点从家出来，正赶上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城里的公交车几乎都停了，她一手拎着衣物，一手拎着炖好的汤，一直走到下午两点多才赶到那里。

也许就是从这次病开始，这个家确立了这样的模式：女人是男人的精神支柱，老孙说王大吕是自己的“保护神”，他们这一代人的爱情没有山盟海誓、花前月下的浪漫，更多的是对爱人、对家庭的责任感，他们的爱情没有大起，也就没有大落，是“恒温”的。

祸不单行，到了1967年11月，身体刚恢复、上班不久的孙曾鑫又患病了，当时因为“清理阶级队伍”，医院里的医生忙于运动，专家们都被“清理”了，结果他的病被误诊，按“气管炎”来治，越治越厉害。几个月后确诊为肺结核时，已经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了，但医院病床紧张，一时住不进去，处于开放传染期的他只能住在家中，医院每天来人给打点滴。尽管王大吕十分小心，但全家人还是被不同程度地传染上了，几次检查后，发现孩子们都没什么大问题，夫妻才放下心。王大吕说当时的日子真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她用了一个词：“相依为命”!“好在他那时年轻，身体底子也好，所以就那么抗过来了。”1969年，全家随单位“战备搬迁”到山西太谷。那段日子过得清苦，连油都没有，吃得是盐水煮菜，营养严重缺乏，结果小女儿的结核病犯了。那是一段能把人折腾死的日子。

2000年6月，这对夫妻又一次遭受考验：老孙被诊断患了肺癌。王大吕说，比起前两次，她镇静多了，一是年岁大了，身体到了出故障的时候，二是孩子们都长大了，能替她分担，再一个到了一定年纪，对生老病死的认识也坦然了许多。“有病就治病，没有什么好怕的，怕也没用。”被切除了两叶肺的老孙现在的状态很好，手术后经过十多次检查，各项指标都很正常。“主要是病灶切除得彻底，再一个就是乐观，最关键的还有大吕的鼓励和照顾。”作为志愿者，老孙经常去301医院为做化疗的患者现身说法。

二次创业为自己挣够养老金

1990年退休后，两个人没有像别人那样安享晚年。退休前他们曾多次到深圳出差去做工程，感受到深圳特区与内地的不同，观念上也超前了很多。王大吕说当时两个人的想法是，要把眼睛睁大，要看远，不能只盯着眼前的那点东西。“那时我们俩人的退休工资都只有100多元，买个彩电还得女儿资助。这将来怎么能够自己养老？靠孩子吗？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日子，况且也都不宽裕。而且公费医疗制度的改变势在必行，得趁着还干得动，为自己的将来做些打算。”于是两人筹划到深圳去打工，他们把北京的家锁起来，一走就是10年!等再回来时，家里挂满了蜘蛛网，王大吕开玩笑说“像奶奶庙”。

“我觉得工作了几十年，真正体现人生价值是在这十年。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赶上了各种运动，我们把自己的青春和才华都消耗在各种政治运动中了。”孙曾鑫评价他们当时的状态是“放虎归山”，在那里他们找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价值，“那是一个人才和知识被空前重视的地方，”说起这一段，老孙争着与老伴一起“主讲”。不过还是遭到了批评：刚去深圳时，他们夫妻二人起先应聘在不同的公司，一个在城里，一个在郊区，当时因为工地没有电话，二人联系起来不方便，老孙为此感到不适应，想回北京，“他离开我就没主心骨”，对于老伴武断的结论，老孙笑眯眯地说“那不一定”。

后来两人到了一个公司，在一个工地上工作。一个负责结构，一个负责建筑。老孙解释说“结构”是管“骨头”，就像一个人的骨架，是管一座房子它的柱子要多粗，要多少钢筋，基础要多大，承重量多少；而“建筑”相当于人的皮肉、服装，如何布置合理、实用、美观。一般来讲民用建筑，“建筑”最重要，而工业建筑，“结构”就比较重要。

深圳呆的6年多，基本是在香港公司，做了好几个项目。以质量赢得香港老板的尊重，老板最欣赏王大吕的一句话：“我们出卖技术，但不出卖人格。”他们说这是五十年代国家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做人的准则。王大吕说：“后来人家都认为我们都做了楼盘负责人，怎么着也得赚几百万回来，但实际上没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准则。靠劳动和技术，为自己赚下了养老金，我们已经非常知足。”

在深圳的几年里，两人收获最大的是在规范的技术环境下工作，整个工程从文字、手续、技术来往函件等都是与国际接轨的，这比内地早了一步。正是有了这个基础，后来两人又“跳槽”到上海干了三年多。

十年后，两人回到了家。一个65岁，一个68岁，他们准备安度晚年。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卖掉8麻袋的书和资料，彻底“洗手不干”了。并把那一年定为自己的“旅游年”，去走亲访友，游山玩水……然而旅游回到北京后不久，老孙被查出癌症。

如果还有下辈子就不再结婚

王大吕说人老了以后，最怕的是两人之中先走掉一个，而这又是一个必然的结局。她有些感伤地说，如果还有下辈子，她就不再结婚。不是不爱家人，正是因为太爱他们，哪个都放不下，所以才牵挂那么多。“就说我们两人吧，如果我先走，我会放心不下，谁来照顾老孙的生活，一辈子他已习惯我来管了，如果我不在了，他的日子该怎么过？这是最让我牵挂和放心不下的。而如果他走得比我早，我会为他伤心，大家一起相守了几十年，如果突然没了，我不敢想像自己该如何面对那种孤独……”老孙深有同感：树老怕空心，人老怕冷清。特别是他生病后更觉得对老伴的依恋，他说老年人的爱情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人能相守在一起，大家能一起去买买菜，雨天出门时嘱咐对方别忘记带雨伞，互相牵挂着，很平淡、很琐碎，但也更加珍贵。他说王大吕说的“下辈子”是不会有的，他们最应该珍惜的是现在的日子。

“享受人生，愉快生活，活一天就快乐一天”是他们现在的生活态度。王大吕说总听到有的老人不知怎么打发时间，他们没有这种担忧，每天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她经常会到电视台去做观众、录节目，很多时候王大吕会带老孙还有她所在的社区合唱团去。“有的栏目组比较大方，会给一个盒饭，发一瓶矿泉水，有的栏目可能是经费紧张吧，什么都不给，我们就自带。”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日子充实。王大吕说由于在深圳时养成的习惯，她穿的衣服色彩都很艳丽，因此每次节目她的镜头都会很多。王大吕最高兴的是有一次参加“相约夕阳红”节目时与著名藏族歌唱家雍西同台演唱，雍西还向她献了哈达。

老孙说王大吕的歌唱得非常好。上中学时，上海国立音专毕业的老师就特别看中王大吕唱歌，曾推荐她读上海音乐学院，但当时国家正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对青年人来讲，国家需要是第一位的，王大吕没有选择唱歌这个专业。但唱歌成为了一辈子的爱好。到北京工作，有了第一个孩子后，王大吕考取了北京市工人业余合唱团，在工人文化宫活动，经常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参加录音，《祖国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都是她们当时经常唱的曲目，现在王大吕又参加了社区的合唱团。

好静的老孙喜欢画画，家里的墙上挂满了他的画作。他们很珍惜现在的日子，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快乐。王大吕在家练习唱歌每天必唱的一个曲目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受。

2003年，王大吕被评为“北京市健康老人”，“这个评选标准很严的，只有身心健康才能当选，我就没这个资格了。”老孙很是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