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尘埃中开出花来

本刊记者  张 渊

带着梦想和迷惘来到城市。

他们是那些城市底层靠出卖体力、流汗挣钱的一群人，他们大多来自农村，也有城市居民为生计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他们涌向城市，是为了过上更好一点的生活，更是迫不得已，因为滋养他们的土地正在枯竭。他们身上除了力气，一无所有，在城里一年辛苦挣的钱，可能不足“白领”一个月的工资，但他们心满意足，这钱比在家中劳作一年要多许多。

他们从肉体到精神都是卑微的，同样做着卑微的梦，多挣一点钱回家结婚，或供弟妹上学……这梦让一切变得可以忍受，让卑微变得有尊严，让他们在尘埃中开出花来。

我们的生活与他们越来越密不可分，密切到如鱼在水般，感知不到他们的存在。而他们自身却不断被疏离，推向边缘。我们很少关注他们，却常常将生活带给我们自身的压力、烦闷转嫁到他们的身上，理直气壮或无意中伤害着他们，他们只是做了我们不屑的一切。在城里人不断为自己争取各种权利的时候，却在漠视甚至践踏着他们，生而平等是维护自己的，恃强凌弱是针对别人的，城市肆无忌惮地展示着它的本性。

他们把汗水和青春留给城市，城市终将他们遗忘。剥离城市光怪陆离的外表，剩下的可能就是他们奉献的一切，愿城市留给他们的是一段可以回味的记忆，而不是充满冷漠和伤害的不堪回首。

清洁工小崔对现在的工作比较满意。

小崔（清扫工）：等攒够三四万块钱，就回老家把婚结了，再想办法做点小本生意。

凌晨四点钟，北京的街道上冷冷清清。小崔已经装上扫帚、铁锹、铁夹子等清扫工具，登上保洁车，开始向责任区出发了。小崔所在的北京西城区展览路街道保洁队实行18小时滚动工作制，他每天要清扫7500平方米的路面，比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还大，每清扫3平方米能挣到两角钱。

小崔今年24岁，老家在内蒙古农村，已经来北京七年了。七年间，他换过三份工作，在汽修店、饭馆、施工队打过工，还上过骗人的“厨师学校”，钱没少花可没学到什么手艺。后来，他通过一个曾经做过清扫工的老乡介绍到队里工作。队里一共有80多个人，真正做清扫工作的有70来人，大部分都和小崔一样来自农村，但很少有像小崔这样年轻的。小崔觉得，“还是和街道、马路打交道省心，至少能按时拿到工资，队里居住条件也不错，更重要的是队里的管理人员对大家很好。”

九点钟，路上的车流和行人开始多了起来，按规定小崔把早晨清扫回收的垃圾送到回收站后，就可以回驻地做短暂休整了。在回去的路上，有一个等客人的出租车司机正往车外倾倒着灰土、烟头和饮料瓶。小崔的队友上前劝说：“便道停车的地方平时不容易清扫，以后您最好能找个有垃圾桶的地方倒吧。”司机瞪着眼睛说：“你拿国家给的工资不就是干这个的嘛！我不扔，你就得下岗，就你辛苦啊？”说完，司机开车扬长而去。

这样的事小崔他们经常碰上，有时就连非法张贴小广告的都威胁我们。前几天，小崔的一个工友在附近小区捡了一个废弃的旧纸箱，被小区的保安说成是小偷，不仅挨了打，还倒赔给人家200多元钱。没办法，队里规定他们哪怕绕路走，也不许进小区。

小崔的女友也在保洁队里工作，两人已经订婚了。小崔认为，虽然北京城越来越漂亮了，条条大路宽阔敞亮，但城里人打心眼里瞧不起环卫工人。他准备趁年轻和女友在北京多奋斗几年，等攒够三四万块钱，就回老家把婚结了，再想办法做点小本生意。

一天难得闲暇的饭店服务员丽丽

朱丽丽（饭店服务员）：伺候别人时间长了，就麻木了，骂就让他们骂吧。

1997年初中毕业后，朱丽丽就跟着同乡从河南固阳老家到北京打工。因为是女孩，和她的一个男老乡比，丽丽还算顺利，那个老乡跑了几十家饭店才落脚，条件是不管住宿，每月工资250元。但丽丽来北京后半年多没挣到钱，全靠老乡接济。到哪家饭店都说先试用，做上几个月就说不合格，把她打发了，工资一分钱都不给。

春节后，朱丽丽来到了现在这家饭店。饭店的五个服务员中，只有她一个人是老板招来的，其他人都是老板家的亲戚，“人家想来就来，所有的活都是我干，哪儿忙你就得去哪儿帮忙。”

因为店里早餐的生意很好，丽丽每天早上四点来钟就得开始准备包包子用的面和馅。快五点钟的时候，老板来了，看面还没和好，说：“半个多小时还没把面和好！想做就做，不做赶紧走，爷又不是找不到人！”丽丽一言不吭，牙齿使劲咬着嘴唇。

刚把面和完，丽丽赶紧从桌子底下拉出一筐5公斤左右的胡萝卜，忙活起来。削皮、擦丝、剁成馅，这些程序必须在20分钟内做完，因为五点半就要开始包包子了。她恰当地把握着菜刀的力度，因为用劲大了削得皮太厚，老板说浪费；用劲小了会伤着自己的手。

店里吃早点的人很多，丽丽在给一位顾客倒水时，不小心把水洒在他的袖子上了，尽管她不停地说“对不起”，那位顾客还是骂了她几句。虽然挨了骂，丽丽并不以为意，伺候别人时间长了，就麻木了，骂就让他们骂吧。一旦跟客人吵起来，工资肯定被扣。而且，比起午餐时有些顾客说的黄段子，这算不了什么，和许多当服务员的女孩一样，丽丽最难忍受的就是客人对她的“骚扰”，因为如果她掉头走开，客人可能就不愿意了，客人不高兴，老板就不高兴。

朱丽丽打工挣的钱，主要是供两个弟弟上学，“我没别的本事，到饭店打工是没办法的办法。当服务员就是说白了就是伺候人，在大饭店服务员待遇还会好点，小饭店不光要忍气吞声，洗碗、拖地、配菜、端盘子什么都得自己做。”

她也常留意别的饭店的招聘广告，想找一家工资高一点的饭店。前两天她在白云路上看到一家饭店招服务员，底薪660，还有提成。她想辞职，但老板说，“要么干到月底，要么现在就走人，但没有工资。”

等一切都收拾妥当，都快到九点了，丽丽终于可以吃早饭了——两笼包子，一碗粥。每天九点以后到中午这段时间，客人很少，也是丽丽感觉最舒服的时候。

送水工艰难前进的背影

小刘（送水工）：靠体力吃饭，干的活虽然不是很体面，总比那些小偷强吧。

小刘骑着特制的后车轮两侧有装水的铁框的自行车上路了，客户在5公里之外的一家写字楼里。小刘是去年9月来北京的，刚开始时，对地形不熟，驮着重重的水桶没少走冤枉路。不过现在，他对他负责的从甘家口到花园村一片已经很熟了，他每天大概要送20来桶水。

骑到一个十字路口时，正好是红灯。为了赶时间，他闯了过去，快到对面时，他自行车的脚蹬刮了一辆突然急转弯的出租车的车门，司机下车看到没伤着车漆，骂了几句开车走了。小刘也小声骂了两句，然后继续前行，一路上心情变得沉闷起来。

要水的用户在12楼，从楼外到电梯的距离不短，小刘没像平时一样，肩扛一桶，手提一桶，而是一次只提了一桶。因为，前天晚上水站来了一车水，同事都不在，小刘一个人卸了300来桶水，卸完都第二天早晨七点多了，肩膀都磨肿了，老板给了他50块钱。

小刘做送水工两年多了，因为在河北送水时，“有些人不把自己当人看”，才来北京的。一次小刘给一家公司送水，公司的人让他把垃圾给倒了，否则就不给水钱。小刘直接找到公司经理，拿到水钱出来时，公司的几个人就开始骂他，“让你倒垃圾就倒，一个破送水的还要什么面子！”

小刘觉得自己比起身边那些年纪很轻，还有上些年岁的同事好多了。他不怕累，但怕别人瞧不起。他觉得自己“是靠体力吃饭，干的活虽然不是很体面，总比那些小偷强吧。”

贾进勇（搓澡工）：发展顺利的话，我计划自己当老板。

夜晚的北京灯火辉煌，28岁的贾进勇坐在一家游泳洗浴健身俱乐部大厅里休息，他已经做了9年搓澡工了。

老家在江苏扬州农村的贾进勇，初中毕业后曾做过一段时间的水电安装。19岁那年，跟着姨父到辽宁省鞍山市一家洗浴城学习搓澡。为了尽快学到搓澡技术，他整整7天7夜吃住在澡堂里，白天就睡在给客人搓澡的床上。对于他来说，那简直“就跟坐了7天7夜大牢一样”。

由于干活勤奋，他很快成为领班，多的时候每个月可以拿到两三千块钱，但他觉得自己还年轻，这并不是他追求的全部。2003年9月，贾进勇带着20多个伙计来到北京这家新开业的游泳洗浴健身俱乐部。贾进勇认为：“北京机会多，发展顺利的话，我计划自己当老板了。”

贾进勇结婚已经4年了，有一个3岁的女儿，爱人在这家俱乐部做足疗师，一家人住在员工宿舍里。

在很多顾客看来，搓澡工做的是下等人的事。贾进勇很少和顾客交流，因为“不问客人身份，只管埋头服务”是干这行的行规。偶尔有的客人酒后会说一些难听的话，但他都忍了，在外打工，求财不求气嘛。

不过，贾进勇挣的是上等人的钱。三四年前，搓澡业开始实行计时制。他一天工作12个小时，每个顾客30分钟，可以搓30个客人，体力消耗相当大，身体脱水没劲是家常便饭，但收入还算比较高。

贾进勇平时很节俭，“上有老下有小，我赚了钱也不能到外面乱花，平时买菜回家自己做，还要给老家寄点钱。唉，我已经好几年没回家过春节了，没办法，谁让我做的是这一行呢。”

吴天明（黄包车夫）：两块钱是小，给我的面子是大。

在潘家园古玩市场路口停着6辆黄包车，从早晨出来，都还没拉到客人。吴天明把两条腿放在车把上，身体靠着垫背“闭目养神”，车夫们不时给他敬烟。同伴开玩笑说，老吴生来就是蹬黄包车的——“天明就起来蹬黄包车”。49岁的吴天明，“下岗后就开始蹬车了，做生意一点资本都没有，这车刚开始还是租别人的。家里老婆没工作，还有个傻儿子，不出来跑能行吗！”

九点多，两个年轻人过来要坐车。从古玩市场到左安东路，三块钱。众人没有抢，让老吴拉了。老吴的身体状况，显然不适合蹬黄包车，稍一用力脸就涨得通红，随之而来的是断断续续的咳嗽声。这天风特大，到了一个上坡处老吴停下车，和两个年轻人商量歇会再走，年轻人不买账：“拉不动早说啊！害得我们半路还得重新找车。”老吴忙说：“不是，我就是想歇一下。”年轻人不听解释，扔到座位上一块钱走了。拿起那一块钱，老吴看了半天。

再次回到古玩市场时，老吴没有原先那么精神了，坐在车上，眯着眼，一言不发。过了半个多小时，老吴看看时间，嘟囔说：“哎，都快中午了，还没挣几块钱。人也不知道咋想的，放着便宜的车不坐，就爱打车！”

十一点半左右，一个打扮靓丽的女孩来到他车前，说要到松榆西里。老吴要三块，她只给两块。讲了半天，女孩转身打车走了。老吴气得骂起来：“让多出一块钱都不出，坐出租车起步价就10块，真……”其实，老吴多要一块是考虑到往那边走都是上坡路，费力气。

过了好一会儿，一位老人上了老吴的车。老吴和老人拉起了家常。这次老吴一直没停下车来，发出重重的喘气声。下车时，老人给了吴天明5块钱车费，比原先说好的价钱多了两块。往回返的路上，老吴高兴地吹起口哨，他觉得“两块钱是小，给我的面子是大。”

到下午五点时，吴天明共拉了11趟，挣了37块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