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三农”问题探访

本刊记者    邓树林

河北省省会石家庄是一个农业比重相当大的城市，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高低，与全市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近年来，石家庄市为解决“三农”问题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就。

发展高效农业

石家庄农产品产量在全国大中城市中位居前列。图为农民在晾晒玉米。

石市是我国传统的小麦优势产区，小麦单产长期居北方冬麦区之首，同时也是这个市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近年，小麦价格走低，一市斤小麦在市场只卖几毛钱。如果“谷贱伤农”的局面不改变，不仅农民增产不增收，甚至会伤害农民种粮食的积极性。

在此种情况下，石市适时把改善小麦品质作为主攻方向，农业科技部门推广了一种叫“8901”的高筋小麦优质品种。2002年，全市种值了200万亩，占小麦种植面积的40%，其中70%还实现了订单生产。优质专用麦2000年每亩收益比普通小麦高近80元，2002年因气候原因品质有所下降，亩收仍高出普通小麦26元。

用8901小麦生产的面粉特别适宜做面包，现已在一些地区替代了进口小麦作为做面包用的面粉。

高邑县是石家庄市一个传统农业县，这个县仅无公害蔬菜就达到12万亩。记者在高邑县寺家庄采访，见到农民王村禄。他告诉记者他家种了一个8分地的塑料大棚，年收入一万六千元。他说他家先前光靠种小麦富不起来，是县政府号召调整产业结构后，才慢慢富起来的。据高邑县副县长赵建林介绍，近年来，高邑县先后建成并不断发展了北方花卉交易中心等一批知名度较高、辐射面广、带动力强的龙头市场和北方花卉仙人掌原汁面生产线等农产品购销公司和深加工企业，逐步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难和加工难问题。

喝奶的人大多知道石家庄市有个三鹿奶业集团。今天，奶业已是石市一项新兴产业，近年来，发展十分迅猛。2000年，全市具有一定规模的奶牛小区120个，小区奶牛存栏达2.6万头。因为奶牛小区效益好，有许多企业开始投资兴建“托牛所”（就是把牛交给小区饲养），东北、四川、内蒙古以及省内承德、唐山、承德、张家口等地的养牛户纷纷到石市安家养牛。仅三鹿集团就带领10万农民走上了致富之路。

奶牛业的发展，带动了饲料业的发展。政府引导农民种植饲用玉米，用带穗青饲玉米秸秆饲喂的奶牛，产奶量明显高于一般饲料喂养的奶牛。今年，这种玉米的种植面积达30万亩。

蔬菜历来是石市的强项。今天，他们把种菜作为一种产业，突出标准化、无公害化的发展方向，逐渐把它做大做强。

石家庄市副市长马玉文说，现在本市的蔬菜产量为1100万吨，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重由1998年的约13%增加到2002年的21%以上。产品除销京津、山西等地，部分已出口到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地区。

此外，生猪和蛋鸡生产也形成了规模。经过几年的努力，已初步形成了京广线高效设施农业带等六条各具特色、互为补充、点线连接的农业经济带，由此带动了全市农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那里的农民富裕了，都是产业结构调整得比较好的，光靠种田一项富起来的少之又少。北京郊区的韩村河、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刘庄之所以富起来，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带头人，高度重视发展第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已退到次要的地位。可以这样认为，发展第二、第三产业，是中国农民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

牛羊下山，鸡禽上山

饲养黄牛使农民走上了富裕路。图为石家庄市一个大型牲畜交易市场。

解决“三农”问题，如果墨守成规，没有新思路，没有新的点子，就很难让农民弟兄富起来。马玉文副市长在谈解决“三农”问题时，反复强调了这一点。他说，这也是根据石市的市情出发的。

石市是什么样的一种市情呢？

山区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二分之一，经济基础差，尚未脱贫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山区。没有山区农民弟兄的富裕，也就谈不上全石家庄市的富裕。

山区经济基础差，但并不是一无是处。山区资源丰富，潜力大，这就是优势。以片麻岩开发为例，在过去的两年，全市完成片麻岩开发100万亩，栽植各种树木4300万株。与此同时，开展酸枣接大枣。山区枣资源丰富，这种做法成活高，成本低，三年就可见效益。既有经济收入，又绿化了荒山。一举两得。马玉文副市长说：“因此，我们从2000年响亮地提出，穷在山，富在山，希望也在山。把加快山区开发，加快山区脱贫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

在山区开发中，石市还下了一招妙棋。他们结合封山育林，实行“牛羊下山，鸡禽上山”。这是他们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漫山遍野放羊，羊是肥了，但山上的草木毁了。辛辛苦苦造林，结果给羊践踏了。

交过学费，人就变得聪明了。从2000年以来，石市实行“牛羊下山”，舍饲圈养。柴鸡上山，进行放养。由于污染小，营养价值高，柴鸡蛋高于普通鸡蛋的两倍。春节期间则卖到每斤8元。虽然价高，在吃饭讲营养的今天，柴鸡蛋仍是抢手货。仅石市所属的赞皇县一个县去年就新增柴鸡30万只，增加效益1000万元。当地政府说，此举保证了山区植树被不受破坏，又增加了山区农民的经济效益，实现了经济社会效益的“三赢”。

好的主意还要有好的政策。石市为了帮助农民致富，还完善了相关的政策。如片麻岩石开发所需的炸药，按一定比例给予补贴。对山区开发中发展种养和加工业的，每年拿出300万元用于贴息货款，由此拉动了3亿元的社会投资。对栽植树木使用的地膜、生根粉、保水剂等，由林业部门统一购置，并给予一定补贴。鼓励工商企业承包治理荒山，一定50年不变。目前，全市工商资本投资山区开发的有200多户。灵寿县一赵姓农民联合其他农户，自筹资金50万元，包了一条山沟搞开发。几年工夫，已见成效。

向农民敞开城门

集贸市场不仅方便了农民购物，还成为农村向城市转移富余劳动力的重要场所。

目前中国许多地方的农民，已亦工亦农了，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农民了。石家庄市的乡镇企业发展迅猛，在全市国民经济中已“三分天下有其一”，在乡镇企业从业的人员达127万，占全市三分之一的劳动力。今天的乡镇企业已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重要途径。

除此之外，石市还敞开城门，大胆让农民进城。这个市的政府不但让农民进城务工，还让他们落户。仅名列全国十大集贸市场的新华集贸中心和南三条市场就吸纳了数十万人就业，其中的一部分人已取得了石市户口。

长期与农民与农业打交道的马玉文体会颇深，他说：“在工作中，我们深切感受到，农民经营有限的土地，增收的空间毕竟有限。只有减少农民，才能真正富裕农民。石家庄市经济水平比较低，和农村人口占的比重过大有很大的关系。”

多年来，石家庄市想方设法鼓励更多的农民走出去，到城镇去。在加快城市化进程，深化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方面，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中，石市的步子是迈得比较快的。它是全国最早开放农民进城的城市之一。

据马副市长介绍，为了让农民进城，加快城市化的进程，石市采取了两大措施。

一方面，引入经营城市的理念，充分利用社会资金，加强了县城、中心城镇的交通、医疗、入学、通信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更多的农民到城镇投资兴业。

另一方面，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放开市区户口限制，重新制定了入市标准：在夫妻投靠方面，原来规定的结婚五年以上、投靠一方在石家庄居住一年以上的年限全部取消；投资迁户方面，原来规定的投资50万元以上、资金占用一年以上的数额全部取消；购房迁户方面，原来规定的购房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房款20万元以上的数额全部取消；兴办实业方面，原来年纳税额在5 万元以上、3年累计纳税额10万元以上的数额全部取消；被聘为合同制工人，工作期满两年的，可以入户石家庄。

以上种种限制取消后，仅仅一年光阴，就有36.7万人办理了落户手续，其中的10.6万人为外来人员。浙江省浦江县的傅善根，1990年到新华集贸中心从事个体服装生意，生意非常红火。他就是石市户籍改革的受惠者，已在这个市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他说他谢谢市政府对他们这些个体从业人员的关心，使他们能安下心来做生意，不再为居无所而发愁了。

现在，一些省份，如石家庄市那样，为了加速城镇化的进度，已经逐步放宽了户籍管理制度，辽宁、吉林、湖南、广东、福建、北京等省市已取销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划分，农民进城的门槛已大大降低，方便了农民兄弟进城。

今天，人们已越来越形成共识，只有亿万的农村富裕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才有可能增加农民的收入，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的报告也指出，我国未来50年内必须年均有1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才有希望实现现代化。

农民到哪里去安家？

大中城市建制时间长，发育成熟，产业门类多，居民消费水平也比较高，有条件也应该吸纳更多的农村人口，但是，由于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如果都往大中城市发展，势必加大目前人口已相当密集的大中城市的就业、交通和住房等等的压力。依据中国的国情，农村人口转移应以县城和建制镇为重点。因县城和建成制镇人口数量比较少、发展空间大，农民进城镇成本低。

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解决中国的城镇化问题，都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一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目前，全国城镇化水平只有37.7%，而发展中国家城镇化水平平均为40%以上，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更高，已达到70%-90%。石家庄是我国较为发达的城市，但城市化率也只有35.1%，西部地区的省区的城市化率就更低了。因此，中国要达到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需要走很长很长的路。急是没有用的，而只能扎扎实实地，一步一步地把经济搞上去，才能稳步地达中国自己设定的城镇化目标。

资料表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城市化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英国把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从70%降至30%用了200年的时间，美国也用了100年的时间。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我国城镇化水平要达到47%的世界平均水平，需要转移农村人口1.5亿人，如果要将城镇化水平提高到与中国的工业和经济发展相应的水平，则要转移农村人口2.5亿人。可见，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艰巨而复杂，时间将是很长很长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认为：“这几年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突出的原因是农民来自农业方面的收入增长遇到了困难，这主要是因为城镇化进程滞后，城乡人口分配不合理，城市消费群体比重较低。”

石家庄市解决“三农”问题的成就令人可喜，但毕业于河北农业大学、长期从事农业科技工作和农业领导工作的副市长马玉文对取得的成绩持审慎的乐观，他说：“尽管石家庄市的“三农”成绩工作令人高兴，但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市，不是农业强市，仍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

大病返贫——农民致富的大敌

中国将建立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在解决“三农”问题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那就是农民的看病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农村曾经兴起过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农民看病起过重要的作用。后来，家庭承包取代了原先的人民公社，随之合作医疗存在的基础也不复存在。原来，农民还可大病统筹，现在已不可能了。除了那些经济基础好，集体经济仍是主体的地方外，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民看病都是自费了。遇有大病的农户，除了不可动产外，凡值点钱都卖了，往往还得举债。住院的结果，到最后只好干脆不治，以免给活人增加负担。据石家庄市卫生局副局长甄继革介绍，他说，住院的病人，一百个里头，最后得有三四人不治而回家的。

甄继革说，尽管在我们面前有很大的困难，但我们总在想办法想为农民兄弟多办点事。总结起来，我们做了以下几方面力所能及的工作。

利用大中城市卫生资源比较丰富的条件，对卫生资源进行重组，把闲置的一部分资源转移到农村，装备农村的卫生所。实行对口支援乡村卫生院，无偿捐赠卫生器材。

从1997年起，凡是要申请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卫生人员，都要下乡为农民服务一年。这样做，这些都有一技之长的医务人员可以把自己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农村的卫生工作者，提高他们的水平。

开办训练班，对乡村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

加强乡村医疗机构的建设，规范管理，让乡村卫生机构逐步上档次。

还有就是送医送药下乡，有的治疗是免费的。“对一些住院病人，确实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我们也只好免除他们的费用。为此，我们石家庄市卫生医疗部门每年要倒贴几十万元。”

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差，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已引起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重视。他指示：“要大力发展农村卫生事业。把改善农村卫生环境，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作为农村卫生工作的重点。”并提出了解决此问题的具体办法：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做好预防保健、特别是重大疾病的预防工作，提高处理农村重大疫情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能力。加强农村和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和卫生技术队伍建设，保证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需要。他特别强调，要“在政府引导下和支持下，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民互助合作医疗，对农村贫困家庭实行医疗救助”。他认为，解决农民因病返贫的问题“是一项重大的战略举措，相信经过若干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农村的社会面貌一定会有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