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国力，助动“三农”

本刊记者 申宏磊 

３月1８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回答记者提问。

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竟是如此沉重地压在中国政府两届总理的肩上。

两年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里，有人问朱镕基总理任职期间最令他费心思的是什么？他回答：“是如何让农民增收的问题。”前不久，又是在这个“金色大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央视记者问“本届政府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挑战是什么”？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面对几百名关心中国的中外记者直言：“我想，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农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讲到这里，会场气氛格外凝重起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就坐的人民大会堂明亮的主席台上方，一直悬挂着中国人最熟悉不过的国徽——中间是红色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那金黄色的谷穗就象征着中国农民。

第二次现代化拒绝“断裂”

中国人从今年的政府报告中听到了这样的数字：“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97年的7.４万亿元，增加到了2002年的10.2万亿元。”外国经济观察家说，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总量的规模排到了世界第六位。而对中国人而言，这就是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左右。按通常标准，一个国家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就脱离了低收入国家的群体，基本进入了小康社会。

在今年春节期间，不少人都接到一条这样的信息——“年年奔小康，祝你更健康！”“小康”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了老百姓的生活。“小康社会”是享受着与世界相通的互联信息、住在宽敞舒适的寓所，追求更高层次的文化与精神上的享受……但对以农民为主要群体的中国农村近3000万贫困人口来说，似乎仍像梦境一样显得有点遥远。

虽然在上一届政府的努力下，中国农村人均收入每年以3.8%的速度增长，但对大多数农民来讲，过上城里人的日子还是望尘莫及的。事实上，当北京、上海等这样的大城市已进入以信息化、知识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现代化”时，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仍徘徊在这个“大门”之外。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在进一步扩大，工业化水平高的地区和偏远落后的农村差异也在扩大。1997年—2001年间，中国GDP平均增长率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有9个省市超过9%，其中6个省市超过10%。而在较为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中部地区，只有两个省区超过9%。 2002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476元，这一数字不到当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的三分之一。

中国农村滞后的经济发展，使它与发达的城市间出现了明显的“断裂”。

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以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改革，腾升出一片耀眼的“火光”之后，现在已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滞缓状态。除台港澳外，中国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人口有9.35亿，占总人口的73%。即使把县城和小镇都算上，全国城镇化的比重也只有37%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低40个百分点。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副院长陈宜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由于农民购买力不足，使得农业再一次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只不过这一次是以农民购买力不足制约整个经济正常发展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他深刻地指出：除非农业生产也同时得到迅速发展，否则生产日益增多的工业品是没有出路的。

中国历来是追求社会平等、各民族共同进步的大家庭。让农民富起来，与全国人民一起走上“小康”之路，这不仅是中国政府拉动内需、发展经济的需要，也是中华民族的情感所在。

前不久，广东地区在一次以“市民所关心的话题”而进行的网上调查中，有76%的大学生都表示他们最关心的是农民问题。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来自中国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城市之一的上海团的几位代表，开口发言时也都是：“我代表农民说几句……”那些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更成为媒体反复聚焦的对象。

建设一个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是几代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走出内航道的民族工业开始“反哺”

快速发展的城市为进城的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无论是新闻中心举行的以“三农”为主题的记者招待会，还是团组讨论会上，“如何帮助农民跨过进城的门槛” 都是话题焦点。农业经济是工业经济的哺育者，今天当成长起来的工业经济造就了城市文明时，中国９亿农民，对城市文明有了更多的向往。

据统计，在未来５年的时间内，中国农村富裕的劳动力将近2亿，农民进城务工，谁来给农民提供就业的平台？谁来为他们留出就业的空间？

当人们对这些聚集了理性思考和情感牵挂的焦点话题进行深入思考的时候，就有理由对已走出困境的民族工业有更多的期待。

在对全国人大代表、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公司总裁詹纯新的访谈中，记者处处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民族工业的尊严以及他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深入思考。面对记者，他首先亮明的观点是，国家发展经济的主命脉在于制造业。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逐步走出内航道的民族工业正以不断增强的实力开始对农业进行“反哺”。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表明，目前，大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早在2000年底就实现了整个行业（比如纺织、煤炭）的扭亏为盈。2000—2002年国有企业经营势头更是一路走好，2002年实现盈利2500多亿元，达到历史上的最好水平。

中国民族工业的振兴，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从三门峡水电站贴着“中国?武汉制造”标签的机械设备，到中国各大城市建筑工地使用的国产建筑设备，中国制造的标志是那样令人振奋。也正是于此，“两会”期间，人们把话题聚焦在“三农”问题上时，企业的“老总”们也成为众多媒体追捧的“明星”。

在3月5日“人大”刚刚开幕那天，人民大会堂的39级台阶上，来自江西的人大代表、带领萍矿17万矿工走出困境的萍矿集团董事长徐绍芳连连被“堵”，而将企业办到海外的海尔集团总裁杨绵绵、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公司总裁詹纯新等更是不断有媒体的镜头向他们聚焦。

不仅于此，近几年还有的企业集团将大量资金投放到中国西部，以较强的实力直接进入了与农业息息相关的农产品后期加工市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唐万里所领导的北京德隆集团，1994年进入农业产业领域，目前投资新疆的番茄酱年生产能力已达24万吨，仅比世界上产量最大的美国亨氏(Heinz)集团少2万吨，至少有10万户农民从番茄产业链中受益。这些昂首前进的民族工业，不仅有力支撑了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厦，也为农民进城务工留出了就业的空间，打造了创业的平台。

在上海、天津等海港码头，人们会经常遇到手拿焊枪、头戴安全帽正在工作的民工。他们凭着不怕难、不服输的精神熟练地掌握了技术含量较高的工艺，仅在2002年，安徽的一个小县城就走出了7000多劳务大军淘金上海滩。不能忽视的是，1﹒2亿进城的农民工，在他们从城市学到了更多的生产技能之后，在比较利益的驱使下，一部分人又开始向家乡回流，截止到2002年，民工寄回家乡的钱款就达3274亿元。民工的流动最终还可以反哺农业，江浙一带基本上不存在农民问题，就是因为农民流动起来了，很多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就是原来的农民办的。中国一些城市城区工业发展用地趋于饱和，因而，有的企业将厂房向城市郊区迁移，广袤乡村田野上新兴的工业群，对乡村的发展起了强有力的带动作用。

不少专家指出，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21世纪，中国城市面临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的挑战。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历士多德曾说过：“人们聚集到城市是为了生存，住在城市之后是为了美好的生活” “一个地区的城市如果很穷，农民进城来还会是很穷。”那些城市的建设者们如是说。因而，打造现代化的繁荣城市，拓展人们生存的空间，国家为此将付出巨大的城市化资本。可以说，用民族工业对农业进行“反哺”，中国的民族工业任重而道远。

优先发展城市，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这么走过来的。而当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02年达到了10.2万亿元人民币、人均1000美元时，根据国际经验，这是工业反哺农业、城乡共同发展的起点。60年前的美国、40年前的日本都曾站在这一起点上，完成了举国经济的腾飞。今天，走出内航道的民族工业开始有能力向农业“反哺”时，中国政府开始了新的一轮长征——即发展农业、关注农村、辅助农民。

中国“水稻之父”为科技农业引路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手把青秧插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稻，退步原来是向前。”（《今古奇观》）这是中国农村千百年来不变的插秧种稻的场景。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年轻的副省长甘霖，是刚刚从国外回来的博士后，谈到科技的进步时，她说，这种传统的插秧在今天的农村是不容易看到了，她生动地描绘了湖南省省长与农民一起站在田埂上，向田里抛秧苗的场面。

水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全球有30亿人以之为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国，有着丰富的种植资源。以水稻杂交为首的中国农业科技研究成果，已居世界领先地位。

在中国已家喻户晓的水稻专家袁隆平培育出的杂交水稻，平均亩产已达到1000斤，这使得全国的水稻平均亩产迅速窜升到800斤左右。现在，已有20多个国家引种杂交稻，联合国粮农组织把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袁隆平杂交水稻技术作为一项战略计划。1996年6月24日，国际水稻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评价袁隆平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

不久前，美国有一期《科学》杂志的封面设计得格外讲究，一幅典型的中国梯田油画：青山处处蜿蜒不绝，金灿灿的水稻层层叠叠。照片左下方，一簇稻穗点缀着几个醒目的英文词：水稻基因图。这期杂志用了14页的篇幅，报告了中国专家对这一“新世纪人类的健康与生存具有全球性的影响”的研究成果的贡献。

11年前，有位记者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今年，谁能告诉我种什么？》获得全国记协颁发的好新闻奖；今年农民却在问“谁能告诉我怎么种”，这说明农民在农业结构调整中，正在从产量简单的市场需求走向追求种植品质的高品位。因而，同样是种小麦，“济南17”优质强筋小麦就在市场上供不应求，而北京的大白菜，2003年也卖到了历史最高价位。

人大会议期间，农业部长杜青林向中外记者公布了中国正在建农业产业区域种植带的消息，使人们为之振奋。据农业部公布的信息，政府正在全国范围内划定35个优势区域，重点发展专用小麦、专用玉米、高油大豆、棉花、油菜、“双高”甘蔗、柑橘、苹果、牛奶、牛羊肉和水产品等11种优势农产品。在吉林省土壤肥沃的辽阔平原上，一条玉米种植带，绵亘13个县市，达3100万亩，正常年景的玉米商品量会达到100亿公斤左右，它与同纬度上的美国玉米带、乌克兰玉米带并称为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中国杂交玉米种在世界居领先地位。

据农业部政策体改处提供的信息，目前，我国粮食平均单产为326公斤，世界发达国家为413公斤，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作物良种覆盖率，我国为80%，发达国家为100%；据专家测算，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45%，农业科技要素的贡献份额已超过土地、劳动、物资投入等要素，成为农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2003年2月27日，农业部正式启动实施“全国农业科技年”，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中国120万农民进行科技培训和进城务工技能培训。在此之前，中国农业部已效仿加拿大“农民上岗”资格认证培训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绿色证书”工程，已有将近600万中国年轻的农民，怀揣着仅手掌般大小的绿色证书，带着一身新型农业技能，驰骋在田畴沃野上。

知识形成的“落差”造成奔涌的冲力

上世纪30年代，中国农民在农民出身的领袖毛泽东的带领下，走上了万顷翠竹摇曳的井冈山，为中国革命点燃了红色的火种。今天，又有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走到农村，用自己最大的力量影响和改变着那里落后的面貌。

在写这个题目时，记者脑海中一直想着一个美籍华人讲的落差原理。

贵州的黄果树瀑布，上游地带是无数缓缓的细流，汇集到黄果树时，无数细流突然从一道断崖上冲流而下，于是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瀑布，这就是落差带来的奇迹。常年生长在大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具有很宽的眼界和较新的知识结构，当到了偏远落后的地区时，巨大的落差，就可以使他们在瞬间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这能量足可以形成冲击波，造福一方。

有着深厚社会责任感的北京摄影记者解海龙，1991年4月深入到贫穷的大别山腹地，拍摄了一位失学女孩的照片，画面上那一双渴望读书的大眼睛给无数人以震撼。三年后这幅照片先后被全国各大报刊采用、印成招贴画累计达1亿张，这几乎成了20世纪发行量最大的印刷品。也许至今有人还弄不清中国“希望工程”的来龙去脉，但这个大眼睛小女孩引发的，对中国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捐款，高达20亿元人民币。

近几年来，发达地区有上万名干部用真情和汗水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播撒在基层乡村，落实在基层乡村，最终取得富有成效的工作成绩。“两会”期间，记者见到一名叫杨玉学的人大代表，两年前他把自己的档案关系转出了北京中央机关，来到贵州省境内的铜仁地区当起了市委书记，由于业绩突出，以至于贵州代表团的新闻官总是热情地向媒体推荐，“采访我们铜仁地区的书记吧，这位中组部来的干部太能干了！”

铜仁，位于贵州的东部。贵州，是中国惟一缺少平原的省份，到过贵州的人都会不由地为这里美丽的景致感叹，山上满眼望去都是绿色，无数道山泉从高山上奔流下来，尤其是铜仁境内近６００平方公里的梵净山，空谷足音，是著名的佛国圣地。然而，这里的经济实力却居贵州省的尾部。

杨玉学对记者说：“旅游者到这里看到的是赏心悦目的景色，但当我到了农民家里，贫困的景象却让人有心痛的感觉，有的农民一年到头睡不上个整觉，他怕家里惟一用来谋生的牛被人偷走，打个盹牛缰绳还要拴在自己的手腕上。” 现在杨玉学带领农民走市场化的道路，种草、养牛、买牛，人工养殖的“三文鱼”也与挪威进口的“三文鱼”一道，成为中国无数高档饭店的一道美味佳肴……农民兜里慢慢有了钱。前不久，杨玉学又带领市委干部到沿海五个市招商引资，为铜仁地区引来建设资金７亿元人民币。

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正涌入城市。

目前，中国还有20多万名具有高等学历的城市青年，自愿报名深入到新疆、西藏等中西部17个贫困地区，进行为期两年的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农业科技等方面的志愿服务工作，受援贫困县达207个。他们所到之处都给当地农村带来了新思想与新的创造活力。

谈到贫困地区教育人才匮乏的问题，甘肃省人大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穆涛动情地对记者说：“我们东乡现在吃水的困难基本解决了，有了水可以灌溉，吃粮也不用政府再往我们山里运了。剩下的最大困难，就是教育问题！我这次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就是想呼吁政府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投资。” 说到此，爱笑的眼睛中有泪光荧动。穆涛所在的东乡族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人口只有28万，古丝绸之路就从这座村庄旁经过，千百年来，漫漫古道上，只有风沙和驼铃。由于大山的阻隔，东乡人很难与外界交往，长期以来他们只有自己的语言而没有文字，近一半的适龄儿童因贫困上不了学。如果没有外界的关注，这个民族的发展将是缓慢的……

在中国小康建设全速前进的时刻，中国农业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产品的出口问题、新时期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农民的教育问题等等，都沉甸甸地压在新一届政府的肩头。而当中国新一届政府以亲民、务实的形象站到了新世纪的舞台上时，人们强烈地感受到新任总理温家宝在艰难中铸就的不屈的性格：“我深知人生的艰辛，也知道国家建设的艰难。但我也树立了一种信念：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不畏艰险，勇于攀登，一定能达到光辉的顶点。”温家宝铿锵有力的话语，使如潮的掌声响彻大厅。初步实现小康的中国，已经越过一个重要临界点，正驶入下一个20年的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