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朵

——来自宋庆龄故居的新发现

                                    本刊记者    刘东平

晚年宋庆龄在轮椅上仍坚持阅读《中国建设》杂志。

一个初冬晴日，我再次来到了秀美僻静的北京后海北沿，那座46号院大门。

这儿，曾是清朝醇亲王府的西花园，末代皇帝溥仪的出生地。20世纪60年代后，一位高雅传奇的女子居住在这里。

石桥回廊，古树浓荫，飞檐画栋，鸽飞鸟影……我似乎从中寻觅、追索着，那个端庄优雅，亲切动人的女性身影——宋庆龄。

                花香花影，追念故人

走进那栋外观仿古，中西合璧的两层小楼，宋庆龄最后18年的居住地。一幅年轻宋庆龄和孙中山于日本结婚时的大型图片醒目而传神。人们不能不记起，那个刚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的美丽少女，怀着自幼起对孙中山的崇敬之心，走近他的身边，协助他革命。

当紧密跟随孙中山工作的日子里，一个少女对“英雄”的崇拜，渐化成了浓浓爱意时，年轻的宋庆龄便不顾世俗观念和父母家人的劝阻，热烈勇敢地和孙中山结合了。从此，她把一生与这位民主革命的先驱联系在了一起。

在宋庆龄经常会见中外客人的小客厅内，我见到了那幅令人熟悉的孙中山画像，据说这是孙夫人亲自选定、配框、布置起来的。多年来，每当孙中山先生的纪念日，这幅画像前面，便会换上淡雅的瓶花，粉红的杜鹃。起居室和各房间内外，也都增添新鲜的花卉点缀。这样的日子，宋庆龄一般不会客，不外出活动，她会微笑着来到画像前，再去各个房间寻览，然后独自坐于起居室，在花香、花影中，追念亲密故人。

在宋庆龄卧室，那个最私密的空间，我依然寻到了她与孙中山的亲密接触。在她卧床两边的床头柜，一边摆放着1927年她访问苏联时与孙中山顾问鲍罗廷夫人的合影，另一边玻璃板下，压放着孙中山的亲笔手书题字“共进大同”。

多少个沉静之夜，睹物思人，她忆起与孙中山风雨同行的岁月，忆起自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她以先生的精神为精神，坚持新三民主义，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持维护和平与进步的漫漫长路……

             “我极端相信他”    

在这座故居小楼，宋庆龄曾与许多老朋友，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的国际友人来往交谊。小楼里，留下多少欢笑，多少情谊。

那次，她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来访，由于飞机晚点，她竟站在楼下的客厅里痴痴地等他到很晚，摆好的宴席也凉了。

1979年的初秋，她亲自在家里为马海德举办生日宴会，老友举杯庆贺，亲密无间，那个她欢笑着，与马海德大夫喝交杯酒的镜头便是最真情的流露。

在故居的展室里，还有一份新陈列的信，那是1968年，为保护老朋友，宋庆龄勇担风险，为久居中国的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写的证明。

她说：“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者……”

路易·艾黎曾十分感激地说：孙夫人宋庆龄在“文革”中，亲笔为我写了一份证明书，使我免遭怀疑和迫害。宋庆龄逝世后，他发自内心地赞颂道：“她像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朵。”

老朋友中，还包括史沫特莱、本刊的名誉总编爱泼斯坦等，都是宋庆龄家的常客。他们是在20世纪的30年代里，先后与宋庆龄结识的。

是宋庆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精神的美”，是她那特殊的人格魅力，像一块磁石，把这些国际进步人士紧紧地吸引在她身边，也吸引着他们为中国的进步与和平事业不懈奋斗。斯诺曾说过：“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最美好的思想和情感。”

1936年，正是通过宋庆龄的周密联络和安排，斯诺和马海德才得已进入红区，访问延安，斯诺写下了震惊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使红区以外的国际社会，第一次认识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以及他们的红色军队。而医学博士马海德，在延安参加了红军，成为红色军队中第一位洋大夫。

宋庆龄，用她的美丽、智慧，以她的高尚品格，坚定信念，勇敢奉献，为中国的进步与和平事业做出了无以取代的重要贡献。也和许多为中国革命服务和奉献一生的忠诚的国际友人结下了长久的友谊。

             安多利恒花

有人说，宋庆龄和谁交了朋友，好像就要同他永远保持友谊。

宋庆龄、周恩来、邓颖超、陈毅正在饶有兴味地观看展览。

当我穿过书房、盥洗室，打开宋庆龄的卧房门，看到迎面墙上，悬挂的一幅“安多利恒花”花卉刺绣品，听到了那花朵背后的故事，我更信服了这一点。

抗日战争后期的1944年，一位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日的日裔美国人与宋庆龄结识，他叫有吉幸治。经过宋庆龄的介绍和安排，他作为美军技师，随美军观察组访问了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实现了他的愿望。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麦卡锡主义猖獗之时，许多同情过共产党和与之有过联系的人士都遭到迫害，有吉幸治不幸被捕入狱。宋庆龄得知这个消息后，为了营救朋友，她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套非常精致漂亮的清代手绣衣裙（母亲给她的陪嫁），送给了有吉幸治的亲属，这是她母亲倪桂珍的结婚礼服。让他们把衣裙拍卖掉，用钱赎出父亲。小有吉幸治深知宋庆龄对他父亲的真挚情谊，更深知这套结婚礼裙的珍贵价值，没有舍得拍卖，而是把它一直好好保存在家中。

有吉幸治出狱后，曾把衣裙带回中国还送给宋庆龄，宋庆龄说，我已经将它送给你们，它已经不属于我，坚持不要。有吉幸治只好又带回家中收藏。直到宋庆龄逝世后，1981年秋天，有吉幸治之子小有吉幸治，才把这套凝聚了宋庆龄和他父亲真挚友情的珍贵礼裙带回了中国，今天，这套礼裙就陈列在宋庆龄故居的展室里。

有吉幸治去世后，小有吉幸治几乎每年都来华访问，每次都要看望尊敬的宋庆龄，并带去她非常喜欢的“安多利恒花”，也叫火鹤花。“安多利恒花”颜色火红，花形像鸡心，象征着吉祥如意。这种产于美国夏威夷的美丽花卉，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宋庆龄不仅自己喜爱、养护它，还把这些花儿分送给其他国家领导人。

闲暇时，宋庆龄一边观赏花儿，一边用颜料画出了“火鹤花” 水彩画，至今还压在床头柜玻璃板下。她还自己设计，和阿姨一起刺绣完成了一幅“火鹤花”刺绣品。黄色绸布上，三朵火红的花朵，配上两支嫩绿的叶片。鲜艳夺目，精致好看。

    这密密针线刺绣的花朵里，凝聚了一位不平凡女性的美德：真诚，奉献，友谊，追求美好！

              《中国建设》，她的一个孩子

在宋庆龄的书房和卧室，让我最感到亲切的，莫过于她放在书架上，书桌边，那一摞摞英文版、中文版的《中国建设》杂志，和这本杂志的目录索引。

我能想像，她坐在书桌前，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地阅读《中国建设》，还一笔一划写好一摞信封，用林泰的化名，把她心爱的杂志寄往大洋彼岸，她海外的亲朋好友手中。

《中国建设》就像宋庆龄的一个孩子，从1952年呱呱坠地，到一点点长大，宋庆龄无不对之关怀备至，呵护有加。

据一位本刊的老记者回忆，那是50年代中期，还在北京大草场胡同16号的四合院办公。一年盛夏，他正在办公室聚精会神地工作，忽然听到院子里传来消息，宋庆龄派人给编辑部送来了解暑的大西瓜。工间操时间，大家围坐在树荫下，把几个大西瓜切开来，边吃边谈笑，心里溢出的是很亲切，很温暖的感觉。一位身居国家领导高位的人物，工作千头万绪，还能这么细致入微地关心着杂志社的工作人员，怎不令人感动！这充满人情味的小事在编辑部同人中传为佳话。

本刊的名誉总编辑爱泼斯坦还记得，宋庆龄为了这本杂志，很细微处都考虑到了。当时杂志使用国内生产的打字带质量不够好，既不经久耐用，打出的字又模糊不清，宋庆龄就趁出访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机会，抽空为杂志的办公室选购了打字色带！

宋庆龄和《中国建设》的往来通信十分密切，有数十封之多。不仅有关办刊方针的大事，也关注着杂志编辑、出版的每一个环节。有一次，大概是工作中出现了疏漏，宋庆龄在给杂志社的回信中用了一个词：sloppy，意思是拖踏，草率，不负责任，这个字眼在英文是比较重的。据知情人回忆，性情温和的宋庆龄，通常来信非常亲切有礼貌，从不轻易发脾气，这是惟一的一次。由此看来，宋庆龄并不是一位好好先生，为提高杂志的质量，保证按期出刊，她讲求坚持原则。

1962年，迎来了《中国建设》创刊10周年的喜庆日子。编辑部在办公楼的大会议室和走廊上布置了展览，准备了茶点，宋庆龄、周恩来、邓颖超、陈毅等亲临庆贺。

在观看展览中，细心的周恩来发现，展板中有一位印度母亲的来信，信中向《中国建设》的编辑报告自己的喜事。她说：“宋庆龄女士一直是我心目中非常崇拜、敬仰的人，我最近刚生了一个小女孩，给孩子起名时，就把非常热爱的宋庆龄的名字加到了女儿名字的中间。”周总理和陈毅赶快让宋庆龄来看这封有意思的信，宋庆龄脸上洋溢着亲切的笑意。

    一封温暖如春的信，展示了当时杂志和读者的亲密关系，也展现了宋庆龄在国际友人和海外读者中享有的崇高威望！

文革中，《中国建设》也和全国一样，正常的工作秩序受到了极大冲击。但宋庆龄仍尽可能地关心、帮助她的杂志。1971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业毕业的周幼马（马海德之子）正在张家口部队参加劳动锻炼。他非常想从事摄影工作。宋庆龄得知后，先很认真地对幼马进行了一番业务考察，当认可了他的专业素质后，才正式向杂志社推荐。

在庆贺《中国建设》杂志创刊10周年活动中，宋庆龄与编辑部成员合影。

几年后，周幼马作为《中国建设》的摄影记者，赴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采访。那次，为了从高角度拍摄厂景，他爬上了一辆消防车的17米高云梯，突然云梯倒了下来，他被摔昏了过去。下颚开裂，胳膊和腿多处骨折。宋庆龄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着急，也非常伤心，她给幼马写来了亲切的慰问信，并送去许多罐头和食品，叮嘱他好好养伤。

有一次，幼马去她家，告之要去广东翠亨孙中山的家乡采写一篇纪念文章，宋庆龄听后马上说，我请秘书给你开一封介绍信，你到广州、翠亨采访都会管用的。那次采访归来，幼马特意向宋庆龄报告了一些在广州、翠亨等地的采访见闻，宋庆龄含笑静听着，仿佛又回到了自己年轻激荡的岁月……

在宋庆龄去逝前一年，她已近88岁高龄，病弱体衰，但仍着手创刊了《中国建设》中文版。并发来了热情洋溢的题词：“希望中文版将为大陆同胞和海外侨胞、台湾同胞及港澳同胞之间添加一条联系的纽带，沟通消息，增进了解、交流感情。”

1981年3月12日，宋庆龄病情日渐加重。但仍无时不惦念着《中国建设》杂志，并写来了最后一封信，称赞说：“中文版比较吸引人，希望此版的订户日增，成为海外同胞、港澳同胞喜欢阅读的刊物……”

         毛线护腿，“八卦衣”

1963年春天，宋庆龄迁入后海北沿46号居住时，那年，她整整70岁，但仍保持着端庄、优雅、美丽。她出席大量国务活动时，很注意自己的形象、装扮。她的服装款式、色调总是搭配得那么和谐得体，在外事场合，她必精心化妆，极少素面会见客人。她认为那是对客人的礼貌和尊重。许多来访的外国友人，对宋庆龄雍容大方的风度，完美无暇的形象赞不绝口，称誉她是中国妇女真诚、美好的代表和象征。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宋庆龄却是一个十分俭朴的人。

她平日穿着朴素，阿姨和她身边的大夫经常能看见，她的便装和睡衣两边，都接了布条，领口和袖子磨破了，补了很大的补丁。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她就很少做新衣服了，随着年纪渐大，体形发生了变化，原来的旗袍显得瘦了，她就在左右两边的接缝处，对称地加上一条料子继续穿。在她的衣橱里，就有不少上衣和旗袍是加了条的。

原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女士，曾亲眼看见宋庆龄穿着一件接条的黑色绣花旗袍参加活动，但由于缝接精细，熨烫平整，一般人是很难看出这点奥秘的。如今，这件黑色绣花旗袍，就新陈列在她故居的展室里。

宋庆龄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经常感到腿疼，特别是她习惯凌晨起来办公，天气清冷，很容易受凉。为了保护身体，宋庆龄因陋就简，找来三种不同颜色的旧毛线，拼织成一副毛线护腿。工作之余，她还和保姆一起，用26块碎布，拼成了一件棉背心。她很喜欢这件背心，经常穿在身上，护背保暖，还风趣地称之为“八卦衣”。 

出访时穿过的旗袍。

在故居的陈列品中，我还看到了新增陈列的三条手帕，这都是宋庆龄当年用过的，手绢的角上，绣着她专用的“S”字母。其中一条较新的手绢，是她在公众场合用的，平时用的两条已很薄旧，她却说，这手绢软和好用，仍舍不得换。

在她的卧室，使用的家具都很陈旧，东一件，西一样，不配套。一个自她结婚用起的梳妆台，两边镜面的水银脱落了，工作人员劝她换一个，她说，中间那面镜子不是还好吗，就一直用到了她去世。

书桌旁有一个造型古老的落地灯，灯罩用破了，她和阿姨找来一块旧窗帘布，重新缝制了一个布灯罩，继续使用下去。就连桌脚边竹篾编的字纸篓，因使用年头过久，边口都散开了，她仍在用着，舍不得丢掉。

俗话说，观其物，识其人。从这些贴近、环绕她身边的普通衣物、家具、用品，我再次接近了一个自然、本色的宋庆龄。

            爱花、爱琴、爱做菜的女主人

宋庆龄是富有威望的国家领导人，又是一个富有生活情趣的女性。

她爱花儿，喜爱花朵带来的美好感情。她的楼舍四周，房间内外，总有各种新鲜的花卉相伴随，和她经常交往的国家领导人及其老朋友，十分了解她爱花儿的性情，在她刚搬来后海北沿46号时，周恩来夫妇第一次到她家中做客，就为她送来了两盆造型秀美的石榴，让她非常高兴、喜欢。还有许多国内外友人看望她送来的各种花卉，她都细心地请秘书一一记录在本子上。

文革开始不久，忽然有一天，她家中摆放的许多花木，统统被当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拉走了。宋庆龄得知后非常生气，她着急地说，一定要把这些花儿追回来，这都是我的好朋友送给我的。

后来，在周总理和有关部门支持下，管理员小安和10个警卫战士，带着宋庆龄的嘱托，终于把这些花木从天坛公园追找回来了。宋庆龄顾不上吃饭，匆匆走下楼来，迎接这些归来的花木，她一一向年轻战士介绍说：这是总理送我的两盆石榴，这是陈毅送我的罗汉松，这是朱老总送我的兰花，这是廖承志、廖梦醒送我的几棵凤尾竹……然后紧紧握着负责管理花木的小安的手，真切地说：“一定要帮我保护好这些花，我谢谢你了，谢谢你！”

宋庆龄爱花儿，更珍爱这花朵中传递的深情厚谊。

童年的宋庆龄，是在钢琴伴随中长大的。弹奏钢琴，成了她一生的爱好。她的卧室里，就摆着弟弟宋子文当年送给她的一架斯特劳斯牌黑色钢琴，这或许是这位女主人身边最奢侈的物品了。

特别是晚年和“文革”幽居中，宋庆龄几乎每天弹很长时间钢琴，下午，夜晚。那悠悠琴声，美好音乐，给了她多少心灵的抚慰和安宁。但宋庆龄从不当众弹琴示艺，这也许是她性格中羞涩、文雅和不张扬的一面。她只是自己在卧室中，一面弹琴，一面哼着她小时听父亲唱的一些歌曲，在她的故居里，至今仍摆放着她父亲留下来的一些歌曲书，其中几本上，有她父亲宋查理的签名。其他的歌曲集可能是庆龄和她的姐妹的，各式各样都有，包括《他们说的关于迪克西的话是真的吗？》、《人人都有所爱的人》等。

宋庆龄也爱做菜。是她母亲传给她了不少烹饪的窍门和乐趣。稍有闲暇，她会像一位热情好客的女主人一样，系上围裙，照着国外朋友寄来的新食谱，烹调试制。

据说，她喜欢做鱼、做鸡。她做的姜汁鲤鱼，颜色鲜艳，十分好看，她烧的薄荷肉、杏仁鸡，制作的水果沙拉，也都请常来的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品尝。

有一年，院子里西府海棠树结满了果子，她采摘下来，自制成海棠酱，抹在蛋糕上，请客人们尝新。每当有客人来访，她会亲自订菜单。有时还会问来访的外国朋友，喜欢吃什么，然后出人意料地自己下厨去做些“家常菜”来款待。

收集菜谱也是她爱好。在她故居的书架上，至今仍放着美国《纽约时报》出版的百科全书式的食谱以及其他各种风味的食谱，甚至还有犹太食谱和在美国被称作“宾夕法尼亚州荷兰菜”的菜谱。

               一道红白酸辣“国共合作汤”

1979年国庆30周年前夕，宋庆龄发表了一篇文章。她在文中深情地写道：“在举国欢庆祖国伟大节日的时刻，我不能不想念台湾的骨肉同胞。30年了，台湾归回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业还没有完成，哪一个中国人不感到身有责任呢？”

祖国统一事业，是孙中山和宋庆龄毕生所追求的。尽管宋庆龄当时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但仍不遗余力地努力促进国共第三次合作，希望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她运用自己与美国及台湾的特殊关系，运用个人与当时台湾掌权者及有影响人物的亲属关系，从多方面进行这种工作。

有一次，宋庆龄在家中招待一批外国友人。席间上了一道宋庆龄做的酸辣汤，这道汤是用豆腐和鸡血块切成细长条做成的，红白相间，还有几叶绿色的香菜飘在上面，色香味皆备。宋庆龄一边笑着看客人们品尝，一边风趣地用英语说：“这个酸辣汤，鸡血是红的，豆腐是白的，可以叫它‘国共合作汤’。”

宋庆龄在宴客时借菜妙喻国共合作还不止一次。在历史的岁月中，宋庆龄追随孙中山，曾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忠实助手，极力促成国共第一次合作。“西安事变”后，她又和中国共产党人同心同德，力促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此时，一生心系祖国的她，借菜妙喻，吐露内心，她希望有生之年，早日看到国共两党的第三次合作，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团圆，自己也能与同胞弟妹们相聚！

             “我接受这一学位，不是为我个人”

在故居陈列物中，还有一件博士学位礼服和学位帽格外引人注目。它记录了宋庆龄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那时她患了绝症，身体极度危弱，是巨大的精神力量再一次支撑了她，使她为加拿大友人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形象，为祖国赢得了良好荣誉。

1981年5月初，从异国传来一个消息，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决定授予宋庆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有关部门考虑到宋庆龄的身体状况，曾建议由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代表她接受学位证书，或在宋府搞这个仪式，以免她路上劳累颠簸。宋庆龄谢绝了这些好意，坚持要自己来接受这个学位，而且要去人民大会堂。她说，这不是我个人的事，关系国家的荣誉和友谊。同时也是对远道而来的客人的尊重。

5月8日清晨，她早早起了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衣服穿得庄重整洁。服了一些药物后，被医务人员扶上了轮椅，护送到了人民大会堂。

仪式开始后，乐队高奏中加两国国歌，身着礼服的维多利亚大学校长霍德华·佩奇博士，亲自把荣誉法学博士证书送到宋庆龄手上。致答谢辞时，宋庆龄没有用事先准备好的录音，而是以惊人毅力，用清晰流利的英语亲自演说。她说：我接受这一学位，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把它看成是你们对中国人民的崇敬和友谊的象征。

近20分钟精彩演讲，温和灿烂的笑容，雍容大方的举止，博得了加拿大客人的尊崇、敬重！而让人难以想像，她已是一位连续卧床多日的危重病人。仪式刚结束，宋庆龄便疲惫地倒下了，被抬上担架送回寓所。这一天，距离她逝世仅仅21天。

她的老朋友路易·艾黎写诗赞道：

“有谁比她更有资格享有这一称号，

又有谁像她那样终生为真理而战，从不彷徨。

孙逸仙博士的精神活在她的身上。”

当晚，按照礼节，宋庆龄举行家宴，款待加拿大客人。虽然她病重卧床，不能亲自出席，但隆重亲切的家庭宴会，仍在楼下的大餐厅里如常举行。北京饭店的厨师、服务员们，为加拿大客人制作了精美的中国菜肴，赢得了宾客们赞许。

事后，病榻上的宋庆龄，不忘请秘书代笔，特给北京饭店写了一封感谢信。

“5月8日的宴会，得以顺利完成，外宾欢欣地告别，有赖于你们所出的一份力量。我特地致谢并祝你们的业务在世界上赢得好评。”在信后，她还专门附上了参加服务的18名工作人员名单。

这样的行为举动，在宋庆龄一生中自然平常。不平常的是，她将美好品性和巨大的精神力量，一直展现到生命的最后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