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GDP增长的真实性

周天勇

GDP是按照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英文缩写，被认为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宏观经济中最受关注的统计数字。今年以来，许多国外，甚至国内学者对中国在“九五”期间（1996-2000），GDP年平均增长8.3%和2001年GDP增长7.3%的数字产生了怀疑。公众对此也产生了迷惑，事实究竟是怎样的？请看青年经济学家周天勇博士的深刻分析——

罗斯基的方法

对中国GDP增长真实性的怀疑，起自于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罗斯基的《中国GDP统计发生了什么》。罗斯基认为，能源消耗增长速度应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相当，而中国1997~1999年间能源消费增长率在正负2.2%之间，比GDP年增长率要低得多。
经济学家在分析一个国家的GDP增长与能源消费增长的关系时，往往先用经验法将近些年该国每万元GDP所消耗的能源量作为一个固定的比率加以假设，再求出GDP增长1%时能源需求增长的百分点，将二者的关系用经济增长的能源需求系数固定下来，据此来观察一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之间有没有偏差。这一方法在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技术水平、管理方式等在考察期内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的条件下，基本上是正确的，反之，将得出与实际不符的结论来，罗斯基对中国GDP增长的分析正属于后者。

中国在改变

"要致富，先修路"已是中国人的共识。中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达1.9万公里，超过了加拿大，居世界第二。

直至20世纪90年代前期，中国国民经济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都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1995年，中国政府决定，建立节约资源、降低消耗的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1999年与1996年相比，能源的部门消费结构中，工业部门的消费比重下降了2.42个百分点。按照罗斯基能源消费下降，GDP也应下降观点，这些耗电量大的产品生产量应该大幅度下降。事实上，除了煤炭和焦炭生产下降外，绝大部分工业品生产仍然快速增长。

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一批技术落后、装备陈旧的高耗能、低效率的企业，特别是一批小火电、小冶炼、小轧钢、小水泥、小造纸、小化肥、小玻璃等小企业关停、重组乃至破产，使能源浪费大的企业数量减少。同时，发电、冶炼、机械制造等高耗能企业加快了技术改造的步伐，使单位工业生产过程耗电量大大下降。许多企业制定了能源消耗标准，提高能源消耗的管理水平，实行定额管理，并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控制能源供应和消耗，大大节约了单位生产产品的能源使用量。

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也大大降低了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整体能耗。GDP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从1995年的20.5%下降到2001年的15.2%，化肥、农药、灌溉电力等耗能增长放慢；第二产业内部，程控交换、传真机、复印机、移动通信设备、电子计算机、微型电子计算机等能源消耗很低，而劳动和技术较为密集产品的生产增长较快，使第二产业中的附加价值大大提高，而能耗却大大下降；第三产业GDP增加值从1995年的30.7%上升到2001年的33.7%。商业、医疗卫生、金融、保险、证券、电信服务、房地产、各类咨询中介等业务的能耗系数要远远低于工业能耗系数，这些产业创造的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上升，降低了GDP的整体能耗水平。

多样化的GDP增长

为了拉动内需，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和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近年，特别是近两三年，中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并鼓励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和城镇转移。这使国民经济的产出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大量的国债投资于公路铁路、农田水利、退耕还林等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中，吸收农业中过剩的劳动力参加劳动，使大量的闲置的人力资源在项目建设，特别是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积累为基础设施资本和生态环境资本。这种GDP和产出，所含的劳动积累较多，而消耗的能源较少。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地向非农业产业，特别向城市和城镇的建筑、清洁、商贩、家庭服务、物业管理、餐饮、装修、园林、物资回收等领域转移，一部分过去闲置在农村不形成GDP的劳动资源，现在却创造财富和提供服务。

以这部分劳务为主形成的GDP增长，近几年年均为1.5-2个百分点，闲置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利用也带来1.5-2个百分点的增长。我测算，这3-4个百分点的GDP增长，与我国以前高消耗经济增长方式下的GDP能源消耗相比，能源消耗水平最多相当那时的30%左右。这样，由于能源消耗系数的下降，GDP的2.1-2.8个百分点的增长，完全可以在不增加能源消费的情况下实现。

中国正在推进的环境保护行动和能源的结构调整战略，也使近几年GDP中的能源消耗水平趋于下降。中国的经济发展由于能耗较高、利用率较低而向大气中排放的热量、粉尘、二氧化碳和其他废气较多，“九五”以来，中国政府在这方面进行了艰苦的努力。许多城市实行了集中供热和集中供暖，大量集中供热和供暖的锅炉改烧煤为烧气，减少了煤炭的消费量。一方面，空气污染程度下降，许多城市天比过去蓝了，空气也比过去清新了；另一方面，整个国民经济生产和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煤炭的消费量下降，而石油、天然气、电力和其他能源消费的用量大大增加。
罗斯基的另一论据是1998年和1999年两年的航空旅客里程只增加了2.2个百分点，明显低于GDP增长速度。航空旅客增速放慢的真实原因是，这两年，国债投资力度加大使高速公路建设加快和通车里程增加，铁路提速（如夕发朝至的措施）。铁路和公路客运对民航1-2小时旅程时段的旅客有较大的分流。

也有人也以货运量下降来说明中国1997-2000年经济增长的水分。从运输结构上看，货运量1997-2000年增长-1.6%、-0.9%、2%、5.3%，但是同期客运量的增长幅度为6.5%、3.9%、1.1%、6.2%，货运下降的部分原因是煤炭消费和产量减少，而使煤炭运量减少。另外，货运与客运之间有替代和后来的同步增长关系，说明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外流，使过去一部分以物为内容形成GDP的国民经济被以劳动为内容形成的GDP所替代。正如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舒尔茨所认为的，一个国家通过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动，使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率得以提高，会给国民经济增长带来1/5到1/4的增长。

综上所述，中国在经济增长方式向低消耗和中高增长的转型的不懈努力，在经营体制、技术和管理上的重大突破，使GDP产出的能源消费系数自“九五”以来持续趋于下降，结果1997-2001年间，中国经济在能源消费年平均下降1.6%的情况下，保持和实现了GDP年平均7.9%的持续快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