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南合作由来已久,绵延数十年,始终是全球南方国家媒体重点关注的议题。但在我们的影像纪录中,南南合作往往呈现为元首会晤、会场论坛上达成的宏大共识,那些由共识迈向共享共赢的漫长实践进程,往往处于镜头之外。将共识转化为惠及国民的发展实效,这一过程通常较为缓慢,难以被关注、被展现。
《中国方案·全球实践:南南合作与发展十年印记》一书所记录的,正是这一发展长路上的实践故事。该书为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以下简称南南学院)十周年纪念文集,由中国外文局与南南学院共同推出。书中汇集了24个发展中国家42位校友的案例故事,讲述他们学成归国后,如何将所学发展经验拆解、改造,再融入本国国情的实践历程。
一本书与“最大公约数”
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郑重倡议创立南南学院。2016年4月29日,学院正式揭牌成立。十年间,学院已累计培养来自8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500多名毕业生。
在文集序言中,学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将此书概括为校友验证所学的“作业”,是师生交流的“家书”,更是全球南方国家自主探索发展之路的“鲜活样本”。
书中42位作者的表述并非对同一经验的同质化复述,而是记录了各自结合本土实际、立足本职岗位,对中国发展经验进行适应性改造的亲历过程。读者能够从中看到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问题的复杂性;而通读全书,书中故事又会汇聚成普遍共鸣,使读者准确理解学院的办学取向——凝聚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模式的最大公约数,推动形成“全球南方共识”。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板
全书并未推介任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化模板。这一立场并非出于修辞层面的谦抑表达,而是由客观事实所决定:各国资源禀赋、社会基础存在显著差异,发展道路无法简单照搬复刻。
林毅夫在本书发布会上曾表示,发展中国家需要厘清自身的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所在,在此基础上放大自身优势,“而不是把一套现成模式整体照搬”。他提到,40年前中国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南南学院现任院长黄益平从另一个维度补充指出,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华盛顿共识”并不具备普适性,“市场本身存在缺陷,有时国家必须介入,通过维护公共秩序、提供公共产品来克服这些缺陷”。这段话点明了“本土化”的实质——并非在市场与政府之间作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而是依据本国实际条件确定两者的合理配比。
书中呈现的案例差异,大多集中在这一配比关系上:巴基斯坦亟待补齐的是制度与资源约束下的执行能力短板,罗马尼亚亟待平衡的是监管效率与贸易便利之间的关系,柬埔寨亟待提升的是跨层级公共服务的绩效水平。
唯有立足本土实际、统筹平衡市场活力与治理效能,才可能探索出符合自身的自主发展路径。几位学员的核心表述高度一致:经验不能直接复制,但可参考借鉴。巴基斯坦的刘龙(Farid Ghulam)表示,从北大学习带回的经验需要经过本国制度体系与操作流程的适应性筛选;罗马尼亚的吕卡(Boca Raluca Daniela)表示,有效的国际合作不仅需要熟悉通行规则,更要真正理解不同的制度与文化语境。缅甸的金玛爱(Khin Mar Aye)表述最为直白:“我们都是发展中国家,文化也相近,所以可以学。不能复制,但可以把中国模式作为本国发展进程的参照。”
发展中的共性与个性
第一,实践逻辑的一致性。巴基斯坦的刘龙(Farid Ghulam)在中巴经济走廊ML-1项目上遵循的思路是“用本地条件想本地办法”;罗马尼亚的吕卡(Boca Raluca Daniela)在通关环节重新划定便利与监管的合理边界;缅甸的金玛爱(Khin Mar Aye)将两次赴京期间观察到的发展变化作为参照系;柬埔寨的切姆(Chham Chhavirak)将中国五年规划的战略前瞻思维融入金边的数字化发展构想。这些参与者的具体实践领域各不相同,但核心路径高度一致:先梳理本国发展的短板缺口,再针对性确定可借鉴的经验内容。
第二,价值立场的一致性。他们几乎不在理念层面作非此即彼的立场取舍,而是在“市场活力与治理效能如何配比”这一核心问题上形成了符合本国实际的差异化答案:巴基斯坦需补齐的是制度与资源约束下的执行能力短板,罗马尼亚需平衡的是监管效率与贸易便利之间的关系,尼日利亚需补齐的是青年人力资源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路径短板,缅甸需补齐的是技术更迭速度适配的能力短板,柬埔寨需补齐的是跨层级公共服务的绩效与规划能力短板。同一份中国经验,落到不同国情的土壤上,演化出的实践形态并不相同。
第三,叙事风格的真实性。作者均未刻意修饰,实践中的制度摩擦与执行落差都在书中如实呈现:巴基斯坦的铁路治理模式更集中、更依赖技术支撑,本国治理体系面临的约束更为突出;柬埔寨的切姆(Chham Chhavirak)承认2021年赴京学习前自认为有把握,“但我还是低估了”;缅甸的金玛爱(Khin Mar Aye)承认此前“只在网上看过”。正是这些写实表述划定了每个案例的经验适用边界——哪些经验可直接采用、哪些需酌情调整适用尺度,读者可自主作出判断。
除上述实践层面的共性外,全书还贯穿一条超越政策范畴的情感线索。埃塞俄比亚的西姆(Degaga Endalkachew Sime)对保定邻居开车送他全家去机场的经历印象深刻,并表示“发展不只是工厂和楼房,还包括我们在心里建起的工厂”;利比里亚的马艺林(Emmanuel Munyeneh)把最大的收获描述为跨国友谊,正是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同窗让他产生了“在家”的感觉。技术援助存在明确的实施周期,但交流过程中建立的情感联结不受周期限制。
发展没有标准答案
本书呈现了大量鲜活的实践样本,清晰记录了不同主体在何种条件下开展了何种调整、取得了何种成效。需要指出的是,这是校友自述合集,样本均由实践参与者构成,反映的是“学过中国经验的人”的观察视角,而非对各国发展成效的独立评估。
“全球南方共识”倡导的是相互尊重、平等互鉴,而非推动单一模式的复制推广,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对话协作提供了重要启发。从国际发展研究的维度看,这类具体到实践过程与前置条件的一手素材,较抽象结论更便于开展横向比较与问题追问;从涉外实务工作的维度看,其参考价值同样体现于此——可对照、可核实的完整实践过程,较现成答案更具实际应用价值。
不提供标准化模板恰是这本文集的独特价值所在,它呈现了一条条可供对照参考的自主发展路径。
微信关注 今日中国
微信号
1234566789
微博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