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清醮又称为“打醮”，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图为2024年11月举办的元朗厦村太平清醮现场 图/郑毓雯

　　在香港这座高楼林立、节奏急促的国际都市，始终跃动着一道静默而坚韧的文化脉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非遗不仅维系着集体的记忆，传承着活态的智慧，更推动着民众对文化多样性与创造力的尊重。 

　　随着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以下简称“非遗办”）于2025年6月首次推出“香港非遗月”，并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主题推出一系列活动，非遗正从学术论述和区域活动中走向公众，成为这座城市多元身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非遗理念的兴起与香港政策历程 

　　非遗保护的全球共识，始于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制定。这项公约标志着文化遗产观念从侧重“物质保存”到强调“活态传承”的范式转移，尤其关注那些以口传、仪式、技艺和社会实践为载体的文化表达。 

　　香港的非遗保护历程与中国内地密切相关。2004年，中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也随之启动制度建设。2008年至2009年间，全港首次非遗普查展开，鉴定出480项具文化价值的活态传统，为后续政策制定奠定了基础。2014年，《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正式公布；次年，非遗办成立，标志着保护工作走向专责化与系统化。 

　　2017年，香港公布首份“非遗代表作名录”，包括大澳龙舟游涌、长洲太平清醮、粤剧、凉茶配制等20个项目。2024年12月，名录再增4项—点灯、大埔端午游夜龙、盂兰胜会和广彩制作技艺，总数扩至24项。与此同时，非遗列表内的项目也从480个增至507个。 

　　从政策推进可以看出，香港的非遗保护正从早期的被动响应，逐渐转向积极建构。特别是2018年政府拨款3亿港元设立“非遗资助计划”后，通过“伙伴合作”与“社区参与”两种方式，支持民间进行技艺传承、记录出版与教育推广，真正让非遗从名单走入生活，做到活态传承。 

　　传承断层、都市化与商业化压力 

　　尽管政策支持与社会关注度不断提高，香港非遗保护仍面临多重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传承断层。许多传统技艺依赖师徒口传心授，然而年轻一代却因就业前景不佳、兴趣缺乏而却步。地水南音大师杜焕在1979年离世前，虽然其艺术得到学者重视并留下录音，但掌握精湛技艺的传人越来越少。戏棚搭建技艺需要熟练的搭棚师傅，但年轻人缺乏学习的动力。2023年长洲太平清醮，就因搭建师傅人手不足，减少了太平清醮的包山棚搭建，成为当年非遗界一大憾事，也让长洲岛民遭到各方批评。再如郭汾阳崇德总会，或是一些潮人“盂兰胜会”的地方组织，他们举办的祭祖活动或“盂兰胜会”面临年轻一代参与度下降的问题，其中不少年轻成员因更改宗教信仰而不再参与祭祀。 

　　都市化给非遗保护带来了空间和环境方面的挑战。舞火龙需要的珍珠草大多需从广东惠州一带获取，薄扶林火龙会的成员担忧，如果周边地区无法提供相关的天然资源，传统庆典将面临困境。戏棚需要较大的空间搭建，并且需要获得政府批准（同时也需附近居民不反对），但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越来越难找到合适的场地。例如2023年元朗街坊举办十年例醮时，主办方长时间无法确定最合适的球场来制作大金钟戏棚，以作为兼顾法事与神功戏的空间。因此，主办方一度考虑安排神功戏在剧院举行，直到政府通知工业区的球场在醮会期间暂不维修，才松了一口气。然而，醮会期间引发的空气及声音等问题，很可能成为日后居民反对的理由。所以，都市化背景下的传统节庆，面临着诸多来自利益相关者之外的挑战。 

　　另一方面，商业化与观光化在推广非遗的同时，也可能简化或抽空其文化内涵。例如长洲太平清醮被包装成“包山节”与“包山嘉年华”，重点从祭幽的宗教仪式转向竞技性和观赏性更强的抢包山环节；龙舟国际邀请赛虽然提高了龙舟文化的知名度，但也改变了传统龙舟竞渡的社区性质；观赏大澳游涌的人往往比参加大澳龙舟竞渡的人数少……如何在推广与保持本真性之间取得平衡，成为非遗实践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除此之外，香港非遗本土传承的脆弱性不容忽视。2021年，因跨境人员流动中断，潮剧演员无法来港，香港的潮人“盂兰胜会”只得临时寻找本地稀少的从业人员支持；大澳游涌等活动也因此一度缩减规模。这些事件都揭示了香港部分非遗项目对区域资源的高度依赖，也促使社会开始反思应如何强化本地传承能力。 

　　科技、教育与跨界对话中的非遗再生 

　　面对上述挑战，香港的非遗保护工作从未停滞，从业者相继在科技应用、教育推广与跨界合作中开辟出新路径。 

　　数码技术为保存与传播带来了革命性可能。香港树仁大学开发“盂兰胜会”VR体验，使观众可沉浸于仪式场景；潮属总会推出“Hungry Ghost GPT”人工智能与剧本杀游戏，吸引年轻一代认识传统文化。这些尝试不仅突破了时空限制，更将非遗转化为可互动、可共创的数码资源。 

　　而教育与社区参与也逐步走向深化。2025年，东头邨的“盂兰胜会大专生实习计划”与香港教育大学展开合作，以“传统+青年+社区”的理念，让学生深度参与活动全程，由旁观者变身为传统的守护者；2022年，由“香港伤健共融网络”联同香港都会大学开展的“无障碍欣赏非遗”计划，则邀请视障与听障人士体验花牌制作、舞火龙等，展现非遗作为社会共融平台的潜力。这些项目将非遗从“被观看的传统”转为“可参与的文化”，强化了其当代社会功能。 

　　更令人振奋的是，跨界合作也为非遗注入了新活力。动画电影《麦兜故事》于2001年上映时，描绘了麦兜参与抢包山的情景，也让大众在欢乐中重新发现并认识了这项传统活动，间接“促成”了抢包山比赛的发展。这些尝试不仅扩大了受众，也创造了传统与现代对话的交流平台。 

　　对外交流与合作是香港非遗保护尚待进一步发掘的领域。香港作为国际都会，有条件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窗口。非遗办在疫情后于四川省与泰国等地举办的非遗展览与示范，是十分成功的尝试。2020年12月，中国与马来西亚成功联合申报“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非遗已不再仅是地区性的文化保存项目，文化相似性除了可能引发竞争，更可成为合作与交流的契机。香港的非遗不仅背靠岭南，与粤澳等地有诸多互动，且与全球华人社区以及东亚各国共享许多文化元素。各方组织若能加强交流，互相提供资料用于名录申报与推广，也会成为香港文化未来传播的可行且明确的发展方向。 

　　非遗作为身份认同与社会价值的建构 

　　在国际都会与传统文化看似相悖的张力中，香港能否探索出一条兼具人文厚度与当代生命力的非遗传承路径？ 

　　非遗不仅是技艺、仪式或节庆，更是一种活态的文化过程，是社群记忆、身份认同与价值观念的载体。在香港这样经历快速变迁的城市，非遗提供了一种文化连续性，帮助市民在全球化浪潮中确认自己是谁、从何而来，因此我们才需要保护、传承非遗文化。

　　但保护并不意味着固化过去。真正的非遗保护，应是一种“文化再生”—允许传统在当代语境中被重新诠释、实践并赋予意义。无论是文创T恤上的水彩戏棚、虚拟现实中的盂兰场景、流行曲中的南音新唱，还是社区工作坊中的扎作体验，都是这种再生的体现。它们让非遗不仅存在于历史，更参与当下社会的构建。 

　　有学者指出，遗产的价值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人们的实践、讲述与传承中被不断建构出来的。因此，非遗的未来，并不取决于政府拨款或政策条文，而在于我们是否愿意承认这些文化对当代生活的意义，是否愿意投入时间、情感与创造力，让传统持续成为活的文化选项。 

　　“凭一口气，点一盏灯。有灯，就有人。”电影《一代宗师》中的这句话，或许正是非遗传承的最佳写照。文化之灯不会自己点燃，它需要每一代人的维护与传递。 

　　从这个意义上说，非遗保护从来都不只是关于怀念过去，而是关于我们如何面对现在、想象未来。在香港这座新旧并陈的城市，传统与现代从来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彼此滋养、互相成就的对话关系。只要还有人愿意扎一只纸马、唱一段南音、舞一夜火龙，非遗文化传承的那盏灯，就不会熄灭。 

 大澳龙舟游涌 图/罗乐然

　　责编：陈君、张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