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1日，2026海南国际（意大利）青少年访琼交流团的27名意大利青少年到访海南省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与当地雨林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共跳竹竿舞、同台合唱、互赠礼物，增进中意青少年文化交流与深厚友谊。图为中意青少年共跳竹竿舞

　　时至今日，父亲萨尔瓦托·里奥塔（Salvatore Riotta）向学生教授电气工程课时的情景还时常浮现在我脑海。他常说，变流器能让两个不同系统交换能量，却并不要求它们变得一样；电压变化，电流通过，机器就能运转起来。今天，每当我思考中欧关系时，父亲说的这些话总会浮上心头。我们不必、也不应抹去彼此历史、制度与政治文化差异。我们需要的，是一台“国际变流器”：一种媒体文化，它能在种种差异之间承载事实与思想，同时又不会让整个系统因过载而崩溃。 

　　作为记者，我们既不应制造虚假共识，也不应煽动对立；不应掩盖冲突，更不应让自己成为外交官员的附属。同时，我们还肩负着这样的使命：去发现正在发生的事，厘清事实，提供背景，让分歧建立在现实而非讽刺漫画式的叙事之上。 

　　然而，到了2026年，就连这样的新闻根基，也变得难以维系。冷战虽早已结束，但世界正再次被割裂成彼此对立的阵营。技术被武器化，商业关系变成政治忠诚度的试金石。乌克兰、中东、伊朗的战火，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关税争端，以及动荡的全球经济等，迫使欧洲开始重新审视那些几年前还自以为“理所当然”的预设和理念。欧洲民意就此滑入一种方向感缺失的茫然。 

　　如今的中欧关系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的反映。对欧洲来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一个制造业强国，一个科学领域的有力竞争者，也是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角色。与此同时，它的政治制度又与欧洲的自由民主体系不同—而后者本身也因选民的愤怒情绪和公众信任下滑而危机四伏。 

　　对中国民众来说，欧洲也显得自相矛盾：一方面主张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却比过去更倾向于保护主义；一方面承诺多边主义，另一方面却依赖军事同盟；在欢迎中国投资的同时，却又对可能的战略依赖心存戒备。 

　　中欧关系紧张的一面并不是媒体杜撰出来的，它真实存在。但我们往往把所有这些塞进同一套词汇里：威胁、报复、竞争、依赖。这样，电动汽车就不再只是交通工具，而成了地缘政治宣言；大学实验室被怀疑成是情报前哨；港口也被当作军事滩头堡来讨论。这就是中欧之间的“认知赤字”。信息并不匮乏，但人们很难理性看待它们。 

　　今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访问时，我曾与青年学生和研究者们探讨人工智能、新闻业与未来的工作。留在我记忆里的，并不是东西方的某种剧烈碰撞，而是他们提问时的熟悉感。人工智能会为年轻人创造机会，还是夺走他们的饭碗？网上传播的图片还能信吗？大学该如何让自己的学生面对那些更迭速度远超课程更新速度的技术？ 

　　遗憾的是，欧洲公众很少接触到这种真实而日常的中国。中国进入欧洲新闻，往往只发生在贸易争端、军事紧张、网络安全指控或产业补贴争议之中。这个国家的区域差异、人口结构、学术讨论、科技创业者，以及普通人的生活，常常隐退在一个单一而抽象的“国家形象”背后。 

　　类似的媒体惯性，在中国同样存在。欧洲经常被描绘成停滞、分裂、战略上依附美国的地区，而它复杂的科技网络、先进制造能力以及依然活跃的公民社会，则较少被看到。所以，人们可能接收到许多准确的信息碎片，却依然误解整体。 

　　意大利人对此并不陌生。十三世纪末，鲁斯蒂谦整理的《马可·波罗游记》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里面记录的每一个观察、每一处描写都非常完美，而在于它第一次让亚洲作为一个真实文明，而非神话与怪兽的远方世界，进入欧洲人的视野。 

　　几个世纪后，利玛窦则进行了更大胆的尝试。他学习中文，研读儒家经典，以学者而非征服者的身份来到北京。他绘制的世界地图，把中国与欧洲放在同一张地理图景之中，改变了双方理解世界的方式。 

　　他们都曾犯错，但他们至少努力去“看见”彼此。而现在，这份努力，正是眼下危殆将失的东西。 

　　如今，我们生活在由算法主导的信息地理中。算法偏爱速度、情绪与确定感。一场关于欧洲“去风险化”的复杂政策讨论，很难获得关注；一句“欧洲正在遏制中国”的煽动性口号，却可能瞬间传播。中国内部关于经济改革的深入讨论，往往停留在专业圈层；而一部《战狼》电影中的片段，却被不断放大，甚至被曲解成代表十四亿人的一种民族主义情绪。 

　　人工智能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过程。基于不完整、过时甚至极化数据训练的系统，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复制并放大文化偏见。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在新闻与公共传播领域既能提升效率，也可能加剧虚假信息与刻板叙事扩散。 

　　但人工智能并不只是制造问题。它同样可能成为建立理解的工具。我们在路易斯大学由意大利报业出版商联合会开发的“Bodoni项目”，正在探索AI如何用于比对法规、翻译地方新闻、整理历史档案，以及识别协同操纵行为。越来越多研究者也开始强调，AI应当服务于跨文化理解与信息真实性，而不是成为制造对立的新武器。 

　　在上海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也为中欧开展务实合作提供了机会。双方未必要先解决所有制度与价值观分歧，而完全可以从一些具体议题开始：比如识别深度伪造内容、保护儿童网络安全、规范自动化政治传播、建立防范声音克隆的保障机制。记者、研究者、科技企业与政府，都应共同参与其中。 

　　经历2026年这个炎热的夏天之后，人们理应更加清楚：气候变化不会区分中国与欧洲。欧洲的绿色转型离不开中国在供应链与技术领域的关键作用；而中国的发展战略，同样需要稳定市场、可信规则与国际社会的长期信任。 

　　围绕电动汽车、电池、光伏、补贴与关键矿产的争议不会立刻消失。欧洲记者还是会调查中国的产业政策，正如他们也会调查欧洲自身的保护主义。但并非所有贸易问题都要被上升为“国家安全”议题。有时，那不过是在保护既得利益方免受更高效率竞争者的挑战。 

　　尽管新闻业不应为了表面和谐而放弃批判，但欧洲绝不应该失去对中国的兴趣与好奇。如果欧洲把中国的一切技术进步都视为威胁，它最终不仅会误判中国，也会误判这个时代本身。“去风险”或许是一种审慎策略，但认知上的脱钩，将是一场真正的灾难。 

　　已故意大利《晚邮报》传奇主编乌戈·斯泰尔曾强调“事实的力量”。事实并不能消除分歧，但它却能为分歧提供坦诚辩论的基础。 

　　在我的新书《慷慨的灵魂》（Generose anime d’eroi）中，我引用了杜甫《望岳》中的意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新闻业今天需要的，也正是这样的高度—不是脱离现实，而是能够超越暂时争端与愤怒的标题，重新看见更大的图景。 

　　中国与欧洲之间，仍将存在分歧，有时还会很激烈。但新闻业的使命，不是掩盖距离，而是防止这段距离被无知填满。 

　　詹尼·里奥塔（Gianni Riotta）意大利路易斯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意大利财经类报纸《24小时太阳报》前主编，《纽约时报》、BBC等英美媒体专栏作者 

　　2026年8月7日，上海新天地时尚Ⅰ期室内中庭，“Salute！碰杯意大利”意式美酒市集吸引消费者品鉴美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