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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奔流十年路: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中国实践

2026-09-03 09:45:00 【关闭】 【打印】

  2026年1月5日,北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发布会上,一组数据令中外记者震惊: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67%提升到96.5%,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沿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高到4.4万元人民币、增长了91%。十年,一条大江完成了从“化工围江”到“科创引领”的华丽转身。这不仅是数字的跃升,更是一场发展理念的深刻革命——中国用十年的时间,在长江这条世界第三大河流上,书写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篇章。

2025年9月16日,货运船舶在长江安徽省芜湖段水域往返穿梭,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

  十年前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掷地有声地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亲自为长江把脉定向、立下规矩。此后,武汉、南京、南昌,四次座谈会层层递进、步步深入。从“推动”到“深入推动”“全面推动”,再到“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绘制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绿色发展画卷。

  四场座谈会,十年一盘棋

  任何一场深刻的变革,都始于理念的突破。

  2016年1月5日,重庆。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期间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句话,如同一道分水岭,将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推入了一个全新的轨道。当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一场史无前例的长江生态保卫战就此打响。

  2018年4月26日,武汉。在实地考察了湖北宜昌、荆州和湖南岳阳等地化工企业搬迁、非法码头整治、江水污染治理等情况后,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明确提出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正确把握的五个关系。彼时的长江,沿江化工企业密布,非法码头林立,部分河段水质沦为Ⅴ类。“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这一判断背后,是决策层对发展方式的深刻反思。

2026年8月3日,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散花镇天井湖村菱角种植基地内,连片菱叶铺满水面,农户乘坐菱桶穿梭其间,抢抓时节采收菱角

  2020年11月14日,南京。在江苏考察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明确赋予长江经济带“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三大战略定位。此时的长江,已初步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性转折。

  2023年10月12日,南昌。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期间主持召开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再次强调“谋长远之势、行长久之策、建久安之基”。从“大保护”到“高质量”,四次座谈会的关键词变化,折射出战略推进的逻辑——先立规矩、再深入实践、继而全面推动、最终追求高质量发展。

  十年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制定五年实施方案,推进三年行动计划。这套“顶层设计—五年方案—三年行动”的政策体系,为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保护与发展,曾被许多人看作不可调和的矛盾。长江经济带的十年实践,证明了两者可以相互促进。

  铁腕治污,还江于民。十年来,沿江省市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铁腕攻坚,通过“关改搬转”近万家化工企业,破解了困扰长江数十年的“化工围江”难题。1360余座非法码头被彻底清理整治,沿江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长江干流水质自2020年起全线达到Ⅱ类,并连续保持6年。数据的背后是无数的努力:推动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解决2700多个基础设施不完善的问题,县级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超90%;实施沿江1公里化工腾退地块土壤污染治理,长江流域总磷浓度较2015年前下降超40%;划定1.7万余个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基本建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1378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点生态环境问题完成整改。

  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长江流域终于有了专门的“法治护身符”。这是中国首部流域专门法律,以法治力量驱动治理变革,推动形成了一套涵盖铁腕治污、生态修复与产业转型的综合治理新格局。

  十年禁渔,万物复苏。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2021—2025年,长江流域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351种,较禁渔前增加43种,2025年长江干流监测单位资源量恢复到禁渔前的2倍。中华鲟放流规模连续两年超100万尾。各地农业农村、公安、市场监管部门查办涉渔案件数持续下降。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14.2万名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退捕渔民全部转产就业,符合参保条件的22万名退捕渔民全部参加养老保险。

2026年8月2日,在江西省赣江新区中医药科创城星海湖公园,环卫工人驾驶水草收割船在星海湖来回穿梭,进行水草收割作业

  江豚逐浪起,鲟鱼竞洄游。如今,江豚这种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珍稀物种,在南京下关、武汉鹦鹉洲大桥附近频繁现身,曾经的“稀客”变成了“常客”。万里江涛上,一首新时代绿色发展的“长江之歌”正在奏响。

  产业转型,新旧动能转换。在生态修复的同时,长江经济带的产业版图也在发生深刻变革。传统产业加速推进绿色转型。在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24个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和园区、14个零碳园区,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约24%,碳排放强度下降超30%。长江经济带以占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贡献了近一半的GDP。

  与此同时,长江经济带的科技创新同样成果斐然。“人造太阳”亿度千秒运行、靶向抗癌药等一批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成果接连问世,DeepSeek、宇树科技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不断涌现,汽车制造、电子信息等世界级产业集群持续形成。十年间累计培育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41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30家,分别占全国的51%和45%。以新能源汽车为例,2025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重庆新能源汽车产量均超过百万辆,一条贯通全流域、覆盖全链条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正在加速形成。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底盘更牢、筋骨更壮、动力更强”。

  湖北和江西的转型路径观察

  宏观数据需要微观注脚。湖北和江西,一个是工业重镇,一个是生态屏障,两地实践各有特色。

  湖北完成从“化工锈带”到“创新高地”的华丽转型。湖北是拥有长江岸线最长的省份,也是“化工围江”问题最突出的地区之一。2018年,湖北率先启动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十四五”时期,全省完成478家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12480个入河排污口整治,腾退岸线超过180公里、复绿856万平方米。搬迁不是终点,转型才是目的。在此期间,湖北加速培育新动能。水中,大力推进“电化长江”“气化长江”“氢化长江”,“湖北造”电动船舶核心动力系统市场占有率达到62%;岸上,2026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78.2%。从“化工围江”到“绿电长江”,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湖北的转型之路证明,生态保护不是发展的枷锁,而是倒逼升级的契机。

2026年8月9日,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龙泉镇的楚能新能源(宜昌)二期80GWh锂电池产业园项目5号智能化无尘工厂内,全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工人在生产车间巡查运行情况

  江西倾力守护“一湖清水”的生态担当。如果说湖北的故事是“破”与“立”,那么江西的故事则是“守”与“进”。在岸线整治上,仅长江大保护提出的前5年,江西就累计腾退长江岸线7公里,拆除非法码头87座,关闭沿江1公里范围内化工企业34家。曾经烟囱林立、码头密布的工业走廊,如今被连片的芦苇荡、蜿蜒的绿道和偶尔掠过的白鹭所取代。运行数十年的化工码头被整体拆除,旧址成为市民散步休闲的亲水平台。在制度创新上,江西率先破题“九龙治水”困局,全省全面推行“五级河(湖)长制”,从省委书记、省长到村小组长,4.2万名河长覆盖所有河流湖泊;在生态价值转化上,江西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双试点”省份,出台全国首部矿山生态修复、湖泊总磷污染防治省级法规,在武宁县率先开展GEP核算试点。江西的实践表明,在生态约束下实现经济追赶,关键在于找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让好山好水“变现”,让保护者得到补偿。

  流域治理的“中国样本”

  将长江经验置于全球流域治理的坐标系中,其独特价值便愈发清晰。20世纪80年代,德国协同沿岸各国建立跨国协调机制,开启了对“父亲河”莱茵河的治理,成为国际流域治理的典范。同时期,美国联邦和流域各州开始优化管理政策,对境内最大的河流体系密西西比河,形成了联邦统一协调、各州落实为主、多方参与的流域共治体系。

  同样追求协同治理,不同的是,中国对长江的治理是在理念驱动下,在GDP高速增长的通道上主动踩下“大开发”的刹车,转而追求“大保护”。仅用了短短十年,使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降幅比肩莱茵河近30年改善幅度。这种“压缩时空”的治理效率,源于中国强大的制度动员能力和系统推进的治理方略。中国的治江实践,为世界贡献了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一条独特新路径。

2026年8月10日,江西省遂川县,长赣高铁项目施工现场,钢筋绑扎、墩身施工、焊接作业、精密测量等各项工序有序开展,项目建设稳步高效推进

  打破“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彻底颠覆。在全球大多数流域仍将经济增长置于生态保护之上的背景下,长江经济带率先确立了“生态优先”的压倒性地位,发展的时空观从“一时一地”转向“长远着笔”。这一路径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的具象化体现,为全球大河流域开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范式。

  打破“各自为政”的壁垒。从国家战略到地方法规,从五年方案到三年行动,长江治理构建了一套环环相扣的制度体系。1.7万余个生态环境管控单元、跨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省际共商生态共治的工作格局,这套制度设计的精细程度和覆盖广度,在全球流域治理中独树一帜。长江治理所蕴含的系统性思维,为应对全球大河流域环境复杂性、多样性、跨界性提供了新的参考。

  打破“保护与发展不可兼得”的陈见。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与此同时优良水质比例提升了近30个百分点。“含绿量”与“含金量”同步提升,这一事实打破了“要发展就必须牺牲环境”的迷思,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道路。

  十年,在一条大江的流淌中不过一瞬。但这十年,长江完成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蝶变。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从“化工围江”到“科创引领”,长江经济带的十年变革,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更为全球大河流域治理提供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中国样本”。

  当然,挑战依然存在。如何进一步推动沿江产业向更高端攀升?如何让生态补偿机制更加公平有效?如何将长江经验复制推广到更多流域?这些问题,需要在下一个十年中继续求解。

  “谋长远之势、行长久之策、建久安之基”。站在十年的节点上回望,我们看到一条大江的复兴;放眼未来,我们期待更多“长江故事”在世界舞台上讲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中国实践,正在从长江走向世界、启迪未来。大江奔流,不舍昼夜;绿色发展,未有穷期。

  袁羽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中国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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