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岭村社区前的中心广场上，社区党委书记张育彪和村民围在老书记张伟基周围，听他讲述当年的创业故事。 摄影 陈建/人民画报

　　南岭村原党支部书记张伟基（右）与南岭村社区党委书记张育彪。 摄影 陈建/人民画报

　　南岭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来自革命老区的村党支部书记们参观南岭村社区致富思源展览馆，听南岭村社区党委书记张育彪介绍南岭村社区党建经验和经济转型情况。 摄影 陈建/人民画报

　　南岭村社区构建“党员+社工+义工”服务机制。社区现有注册及备案社团组织34个，义工服务队20支，其中党员志愿者230多人，志愿服务做到常态化。 摄影 王蕾/人民画报

　　南岭村社区居民老年合唱团 摄影 陈建/人民画报

　　南岭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居民们跳起健身操。 摄影 陈建/人民画报

　　在深圳提到改革开放，大家都建议我们去龙岗区南湾街道的南岭村看看。

　　这个位于深圳市中部的小山村面积仅有4平方公里，但却在40年间，从贫穷落后的岭南小村发展成为集体固定资产达35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15万元的现代化经济体。在这些被称之为奇迹的发展背后，有着南岭村两代人奋斗的故事。从创业到创新，他们有代沟，也有争执，但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的精神一直被传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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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我走资本主义道路，工作组到村里批判我，走的时候他们说，‘张伟基这个人，还是不服气’。”

　　改革开放前的南岭村，村民“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贫困的生活迫使许多人逃到境外谋生。方圆几十里的人都认为有女不嫁南岭人。

　　曾担任南岭村第一生产队队长的张伟基向我们描述着改革开放前南岭村的样子，这也是他和南岭村的年轻人经常讲的，他说，富了不能忘本，只有记住是怎么走过来的，才能更好地走下去。

　　张伟基今年73岁，个子不高，走路却很快，这和他的工作作风很像，雷厉风行。退休前，他是南岭村党支部书记。从20世纪60年代起，张伟基开始担任南岭村的村干部。面对村子贫穷的状况，他开始“穷则思变”，带领村民搞起了副业，很快，第一生产队家家户户的生活都有了改善，有的家庭甚至买上了凤凰牌的自行车。但张伟基却因此被工作组批判了，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开了一年，但工作组走的时候只能无奈地承认，“张伟基这个人，还是不服气”。

　　“不服气”的张伟基并没有放弃带领村民脱贫的想法，很快，改革开放的政策让他和村民们看到了希望。134户、576人，分4个生产队，共有20多头耕牛、10多台打谷机，1间小型粮食加工厂，几间将泥砖饭堂改建的生产队仓库。这是改革开放前南岭村的全部家底。发展农业可能不行，但南岭村有闲置的土地，张伟基就把主意打在了“内联外引”建工厂上。

　　1980年初，经张伟基百般游说，多方沟通，准备引进内地一家电子厂与南岭村合办内联厂。但合办报告送审后，久久未见批复。为此，张伟基就“缠”上了审批负责人，从家到办公室，他步步紧跟，“你不批我是不会走的”。最终这位负责人被他打动，佩服地说：“你真牛。”深圳第一家内联企业，就这样在南岭村诞生了。

　　而第一家香港企业的到来也是充满曲折。当时，不少香港客商到宝安寻找商机，他们住在宝安外贸公司所在的新安酒店。张伟基就带着两个负责外联的村干部“蹲守”在酒店外。饿了，吃口盒饭；困了，席地而睡。一看到香港客商就主动上前联络，请他们到村里考察，投资办厂。这一守就是两个多月。也有港商被他们拉到南岭村，留下的却没有。当时的南岭村依旧贫穷，连一平方米的水泥路都没有，更别说水、电这些办厂必须的基础设施了。为了留住港商，张伟基就带领村干部和村民一起开始整治环境：一担担从山上往下挑土填平路基，突击修路，种树绿化，美化村容村貌。

　　“后来港商到南岭村一看，我们这儿虽然穷，但是干干净净，就留下了。”回忆当年的那段艰苦岁月，张伟基颇有些得意地笑了。

　　一家接着一家，到1987年，南岭村建起第一工业区，内联外引企业14家，全村固定资产530万元。大部分村民进厂务工，变农民为企业员工，每天8小时工作制，月终领工资，与市民相差无几。

　　“你说话要负责任，村民才会肯跟着你一起干。”

　　在南岭村，我们无处不感受到村民对这位老书记的敬重。当我们问到为什么会这么信任他时，村民的回答却是：“就是愿意跟着他干。”

　　1982年，南岭村当时还是4个生产队，张伟基任第一生产队队长，拿到了第一笔征地补偿费—43万元。领回后，穷怕了的村民都希望分了补偿费用于改善生活。但张伟基反复思量：集体经济就像母鸡，养好了才能下更多的蛋。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1分钱不分，集中起来搞发展。实际上，当时第一生产队一共35个劳动力，张伟基家就占了12个。如果分钱，他们家能分到十几万元。村民们看到本来可以分不少钱的张伟基带头不分钱，很多人就改变了想法，同意把这笔钱再投入去建厂房扩大再生产。

　　1983年，乡镇建议南岭的4个生产队合并，村民都希望张伟基来主持工作。这时，张伟基又提出把第一生产队的资产公有化，成为全村的资产，这样才能共同致富。第一生产队的一些群众对此有意见，张伟基就一个个上门去说服他们。同年7月，合并的事情终于达成。通过村民每人一票的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选举，张伟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兼村民委员会主任。南岭村从此由4个生产队正式整合为一个村，张伟基通过“一张白纸选村官”，成为南岭村的“带头人”。就在这一天，张伟基郑重地向村民作出了4点承诺：第一，吃饱饭；第二，住新房；第三，有钱花；第四，健康长寿。

　　35年后，当我们提到当初的这4点承诺，张伟基掰着手指头和我们细数着他是怎么做的。老人自豪地说：“你说话要负责，村民才愿意跟着你一起干啊。”

　　“一起干”，在南岭村可不是一个形容词。下大雨，雨水淹了厂房，是张伟基带头跳下去疏通；为了整治村容村貌，村“两委”班子成员的家属中，有7人在村清洁队当清洁工，一干就是十几二十年；为了让外来务工人员能在劳动一天后洗个热水澡、安心在南岭村工作，村里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修建了浴室，张伟基的妻子当起了烧煤的锅炉工。

　　曾和张伟基搭班子的李宏庆（原南岭村党支部副书记）说：“老书记经常对我们说，党员干部要带头，党员干部的家属也要带头。你不带头，你叫谁去干？南岭村一共六个姓，大家都是靠本事，谁有能力谁上。老书记不仅有能力，凡事还都自己带头冲锋陷阵，大家自然信任他。”

　　用张伟基的话来说，党员、干部要有公心。如今在南岭村，这份公心依然还在。几十年来，南岭村从来没有一位党员、干部违法违纪出现经济问题。党员、干部中没有一家私人小店，没有一平方米的私人厂房，和村民一样，同股同利。

　　“我的父亲是一个十分顽强的人，他教会我很多做人的道理和做事的方法，我很敬佩他，但我毕竟不是他，我要走出自己的路。”

　　接受采访时，张伟基的长子张育彪陪在身旁，不时为我们“翻译”他的父亲、也是自己老领导的客家话。

　　张育彪如今是南岭村社区党委书记、南岭村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

　　作为土生土长的南岭村人，张家到张育彪这一辈已经是第25代。从儿时起，他亲眼看着父亲带领村民从一穷二白打拼过来。父辈的勤劳和辛苦他看在眼里，对这份工作的艰辛自然也了然于心。

　　“说实话，这份工作并不是我最想做的。但我既然做上了，就不能停。好像是一名出现在电视直播中的长跑运动员，我不能中途退出。”

　　1994年，张育彪大学毕业后回村，和父亲一样，他从村团支部书记开始做起。拥有华南理工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的张育彪坦言，压力很大。

　　“很多人说我是靠父亲，那我就要证明给他们看我自己的价值所在。”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南岭村开始了新一轮创业。他们投资9000多万元，兴建了黄金园工业区，引进8家外资企业。这个工业区每年为村里创收1000万至2000万元，相当于每个村民人均收入增加2万元。

　　张育彪所要面对的，不再是“一穷二白”，而是如何带领南岭村“再创辉煌”。

　　“再创辉煌”不仅仅在经济发展上。深圳市统一部署，2004年开始推进农村城市化，南岭村由村改制为社区，成立社区股份合作公司。2006年，南岭村成立了社区党委，是深圳市第一个“村改居”社区党委。本村本民1000人、户籍人口6000多人、常住人口8万人。对身兼党委书记和居委会主任的张育彪来说，如何保障他们生活安稳、幸福，打造一个幸福、宜居的现代化社区，是眼前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

　　但父亲的影子无处不在。

　　在采访中，张育彪和我们重复最多的话是：“我十分尊重我的父亲，但我毕竟不是他，我要走出自己的路。”

　　党的十八大以后，在国家提出新的发展战略的新形势下，张育彪和他的同事们开始思索，南岭村为落后产能当“房东”，还能富多久？南岭村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靠创新驱动来实现。

　　2017年，南岭村斥资3亿元设立深圳市首个社区股份公司创投基金，主动对接一批具有前瞻性、创新性、高成长性的创新项目落地。对此，作为老书记的张伟基表示反对，他认为基金风险太大，一些新产业收效也慢，还是“收房租”安稳一些。为了淘汰落后产能，南岭村与一家企业提前终止了合同，为此赔付了2000万元的违约金，张伟基对此也不支持。一家在村中多年的企业合同到期续租时嫌租金高，张伟基认为可以酌情减少，张育彪则坚持按市场规则去谈判解决，“这是他当年一手引进来的，我理解他有感情，但我们不能按照从前的打法，要按照新的市场规律来办事，我们要掌握主动权，不能只是被动的招商。”

　　有时嫌父亲唠叨太多，张育彪笑称自己甚至不想回家吃饭。一次父子俩的意见实在无法统一时，张育彪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你们那一辈敢想敢干，敢为人先，我今天也是要这样。以前那么苦，你们都干出来了，我们没有道理做不成。你教我几十年的价值观，今天你不让我这么做是不可能的。”

　　这种价值观，是公心，是敢于担责，是遇事不能后退，是不能被打垮。代沟依然存在，发展理念也还有不同，但这份价值观却在父子两代人中传承了下来。

　　几年前，南岭村的股东大会上，张育彪立下军令状：三年转型不成功，他就辞职。“我有决心把我们南岭村的集体经济做成一个现代化企业，我不怕担责任。”

　　和父亲当年的情形一样，村民选择信任这位新的领头人。股东大会上，股东们投了信任票，南岭村的经济由此进入了新的一轮征程。

　　张育彪去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取经”，与清华启迪、中山大学“千人计划”专家团队合作建设科技园、设计研究院，租金不再作为主要收入模式，而是通过股权获利。如今南岭村建起了科技园，组建了“南岭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锁定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生命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等核心板块，引入数十家“高大上”产业，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导、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容益康领衔的“康体生命”科研团队就是其中之一。在入驻南岭村1983创意小镇8个月内，“康体生命”就研发出首款国产GFP抗体，成为抗体市场的“制造担当”。

　　“过去我们靠种地，后来‘种’房子，现在我们要‘种’高科技。我有信心培育出一到两家高科技企业，做大做强，将来有一天，我要带着南岭村民去敲钟上市。”张育彪说。

　　“我们最终的工作都是做人的工作，只要有着这个信念，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身兼社区党委书记和居委会主任，张育彪每天的工作繁忙而琐碎。

　　早上8点30分，准时到办公室。十多年前，南岭村开始推行电脑指纹考核，要求党员率先垂范。除了坚持早到之外，南岭村党支部（党委）党员更要坚持每晚8点30分到11点30分的值班工作，帮助社区、群众解决问题。张育彪也不例外，每周两次带头值夜班。

　　每周，张育彪会主持召开南岭社区班子联席会，这个周例会是社区的最高决策会，由社区党委会议扩大至“两委（党委、居委会）”、股份公司“三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集资管委会）”等几套班子。民主集中，群策群力，最为重要的是要解决问题。

　　之后，张育彪会到南岭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转上一圈。南岭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位于社区中心，是深圳市目前规模最大、功能最齐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服务中心配备便民服务大厅、党群工作部、24小时自助图书馆、社区U站、和谐促进会、老年大学、社区学堂、妇女儿童之家等功能区域，提供大小40多项公益服务项目，辖区居民均可免费使用。

　　和那句家喻户晓的“来了就是深圳人”类似，在南岭也有这样一句话深入人心，“来了就是南岭人”。南岭村社区所服务的不仅是本村原村民，更有数万名外来人口。

　　“从我父亲开始，我们服务的对象就没有自己人和外人的区别。”张育彪介绍说。当年，为了让外来务工者能够安心工作，南岭村在每家进驻企业设置了驻厂厂长，及时了解和解决外来务工者的需求。逢年过节，南岭村会给回不去家的务工者提供自助餐。南岭还率先建立了村办医院，每位外来务工者只要交2元钱，就可以享受统筹医疗。

　　“当年有时工人和企业发生劳资纠纷，只要我父亲在场，就会为外来务工者争取权益，他们都十分信服他。”但今天，治理一个庞大的现代化社区，仅靠个人威信是不够的。张育彪选择了专业人才。

　　如今，张育彪的副手，是一位学习社工专业的专业人士。张育彪发现他很有工作方法，十分擅长和人打交道，就力推他主持社区的工作。“尊重人才，父亲一直也是这样做的。”

　　从清理商贩占道经营，到拆除违建、治理环境，快速的城市化，使得社区需要解决的问题十分复杂。“每一件事也许在我们看来都不大，但对居民来说是大事，我们就当成大事来对待。我们最终的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只要有这个信念，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在南岭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楼服务大厅正墙上两行红色大字十分醒目：“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电视上讲这句话的第二天，父亲就让我们把这句话刻上去了。”张育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