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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世界的同时认识自己 
 ——我与法国交往的四十年

2018-05-25 10:47:00 【关闭】 【打印】
   四十年前的1978年,我在上海的一家工厂里当工人。当时外国对于我来说,比天堂稍远一点点。1978年我能知道“法兰西共和国”,完全是因为我有一位杰出的、说一口流利法语的文学翻译家父亲--郑永慧。我的父亲生于越南,很年轻时就回到上海就读于法国震旦大学。他从小热爱法国文学,购买了很多法国文学作品。于是,1978年他赋闲在家时,便会给我们三个子女“口译”法国文学名著。

  1979年,我便进了大学学法语。我当时想的是子承父业,继续将法文化交流的火炬烧下去……当时我也确实开始学着翻译法国文学作品。但很快我就被翻译的艰难吓倒了。翻译是一件苦事,不但要有恒心、耐心、决心,而且必须有相当高的学术和语言水平。更重要的是,要深度了解法国。

  于是,我1983年大学毕业后转而选择了新闻行当,进入《中国青年报》当上了记者。当时报社雄心勃勃,准备在法国巴黎设记者站,而我将是头号人选。因为当时我是报社唯一讲法语的记者。


1988年,作者去法国留学前,跟儿子在天安门广场游玩

  初出国门

  1988年,我第一次去了法国。那是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青年俱乐部”的邀请,去写一本有关教科文组织与青年的书,准备在中国推广“青年俱乐部”组织,将教科文的宗旨向中国传播。那时出国还是极稀罕的事。

  我去法国走马观花采访了三个月。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踏上欧洲的土地,也是第一次亲眼见识一个发达国家!应该承认,1988时中国与法国之间的差异可是太大了!举一个数字上的例子:当时我的月工资是56元人民币,相当于47法郎。而当时法国最低工资已经超过4000法郎!但令我感到震撼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差异,更多的是精神领域的差异。当时的中国,既没有互联网,也没有任何私人创办的民间刊物。而我一到法国,立即就被法国出版物之丰富多彩给震撼了!特别是那些非官方甚至有反官方的刊物,令我大吃一惊。

  这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到法国学习的愿望。这时,上海文汇报给了我一个机会,我得到一份奖学金到法国进修。1988年我再次来到法国,进入位于巴黎卢浮街著名的记者学校“CFPJ”。这是一所收费的私人学校,我当时的奖学金仅够我的生活费,但我与学校达成了一个协议:学校免收我学费,因为我将是他们的第一位中国学生,而我则为学校创办一个中国俱乐部,为他们免费做有关中国的讲座。当时的中国,说句实话,并没有多少法国人关心。我在整整一年的学习中,只做了一次有关中国的讲座。

  在我留学生涯快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在1989年年底,法国的一家出版社找到了我。当时他们正在出版《世界现状》丛书,其中有一本是讲中国现状的。主编邀请我撰写“中国媒体”一章,我贸然就写了。说句老实话,我当时既不懂法国,更不懂中国,我实际上是在误导法国读者。

  但话也说回来,当时全世界又有多少人--包括中国人自己--懂得中国呢?我20年后有一次重读这本书,发现今天最著名的法国汉学家几乎都在作者的阵容里。也就是说,这已经是当时法国研究中国的顶尖水平的著作。但是,我不得不说,这是一本对中国未来发展几乎全部预测错误的书。谁能想到中国在20多年后居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呢?事实上,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位法国汉学家预测到了这一点。

  帮助法国读者客观了解中国

  1990年底,我终于如愿赴法担任文汇报常驻巴黎记者。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包括法国的认识是极其有限的。中国在法国也就十来位常驻记者,法国常驻中国记者就更少了。可以说,双方对对方的认识,可谓“管中窥豹”。随着我对法国的认识逐渐深入,我有了一个与自己国家进行比较的相对靠谱的参照系,我也开始逐渐有了“自知之明”--我对自己的国家认知也很有限。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实体,中国民众之构成、中国历史之复杂、中国地域之广阔、中国社会之多重性……使得我们要认识中国绝非易事。

  这时,我逐渐在巴黎认识了大部分在《中国现状》这本书中撰稿的汉学家。我在我的报道中经常引用他们的观点。但是很快我就意识到,他们是主观地对中国--一个实际上他们并不了解也不认识的国家--进行评头论足的。他们中间,有的虽然去过中国,但只是走马观花式的;有的根本就从来没有去过中国,或过去曾经去过、近年来就再也没有踏足中国;还有一些尽管在中国常驻过,但却对中国怀有深刻的偏见。最重要的一点,则是法国相当一部分汉学家都有一个普遍问题,就是他们的中文语言功底非常有限,对中国现实的了解更是有限,特别是他们对中国的认识过于依赖流亡西方或香港的所谓“异见人士”。其结果就是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始终抓不到实质。这个实质就是中国在工业化道路上突飞猛进,近几十年一直以较高的增长率在发展,很快从一个远远落后于法国的国家,成为今天经济总量已经达到11万亿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法国GDP为2.42万亿美元)。

  这时,为了帮助法国读者客观了解中国,我再次开始在法国媒体上撰写有关自己国家的文章。当时中法官方关系因为希拉克总统和第二次海湾战争而非常密切,但我发现在法国主流媒体上有关中国的报道却始终停留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当我发现法国民众对当代中国的认识几乎可以用“孤陋寡闻”来形容时,我心中的痛楚是非常深刻的。因为中国古话说得对,“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而要“民相亲”,彼此之间的真实认知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便开始在《青年非洲》和月刊上撰写有关中国的新闻文章。我在一篇文章谈到中国信仰各种宗教的民众已经超过一亿之众,超过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数,在当时的法国舆论界引起一定的震动。这非常明确地佐证了中国是一个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世界报》还专门对此进行了调查,最终证明我的文章是符合事实的。


1992年,作者从法国回国探亲,在上海

  促进相互的理解

  我写的有关中国的文章使我在法国媒体界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一些作者在撰写有关中国的书籍时也开始引用我所撰写的事实和观点,法国著名电视专题节目都请我去做嘉宾,当时我是少数几个经常在法国电视台出现的中国人之一。我对有关中国事实的介绍影响了相当数量的法国电视观众。与此同时,我也开始被邀请到各个大学或民间组织去做有关中国的各类讲座。

  随着我对法国的了解进一步深入,我逐渐发现并证实,法国人认识中国的三大渠道--大众传媒、书籍和电影--基本上被有关中国的负面信息所充斥,而有关中国的客观事实却往往被忽略,这使我产生了写一本书的念头。我花了三年时间,在2012年完成了《与你一样的中国人》一书。我很高兴这本书的第一版在3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就销售一空。至少,我为中法之间的相互理解,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

  应该说明的是,我的有关中国的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功,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因为我太了解法国民众对中国的“认识”程度。比如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法国经常批评中国是一党执政是一种“专制”。我经过对法国的深入调查最终发现,产生这种想法是非常自然的,因为法国的政党是一种“社会部分阶层利益代言人”,比如奥朗德执政时的社会党,就是法国中产阶级的政党,其党员人数仅二十多万。20万人的政党统治6600万人口,这就是法国人心中“一党执政”的局面。(马克龙总统的“前进党”党员多一点,但也不到40万)。所以法国需要反对党。他们想不到的是,中共是一个有着8900多万交纳党费的正式党员的政党,代表着全体中国民众的利益,是一个全民党。中共党员与中国成年人人口之比是8%;在中共执政的同时,中国还有多个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这是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而法国所有政党党员加在一起也只占法国成年人人口的1%。到底谁更具有代表性呢?这使我对中国的一党执政和法国多党轮流执政各自的利弊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使我在向法国民众介绍中共时也就更为客观。

  我曾经与我父亲长谈过一次,谈的就是中法人民之间到底如何才能做到相互认识、相互理解。父亲说了一句一直支撑着我、鼓励着我的话:“认识他人、才能真正认识自己。只是,要让他人认识我们自己,是一件比我们努力去认识他人更要困难十倍、二十倍的事。因此我们就必须付出十倍、二十倍的努力……”

  郑若麟 文汇报高级记者、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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