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浙江温州人来说，“八大王”不仅仅是一个名号，而是尘封在记忆中的一段传奇往事。如今，“八大王”之一“合同大王”李方平已年愈花甲，但挺直的腰板，洪亮的嗓音却让人感受到他非同一般的雄心壮志。

　　艰苦创业 百折不挠

　　1955年，李方平出生在浙江省温州市柳市镇的一个普通家庭。文化大革命期间，李方平上了几年小学就无学可上，只能在家帮忙做些农活，闲时便和父亲做些米粉干，挑着担子到街上叫卖。“那时我才13岁，虽然辛苦一点，但日子还算过得去。”李方平回忆起小的时候说：“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但是温州人多地少，农民远不如工人吃香。”身为兄弟姐妹5人的大哥，李方平很小就有了担当。他意识到，想改变自己、改变家庭只有两条路—一是考大学，二是去当兵。“我读书时间太短，考大学不现实，又因为是‘油耳朵’，当兵也被拒绝了。”两条路都行不通，李方平很是苦恼。

　　18岁左右，转机来了。李方平在邻居的提议下做起经销员，加工生产一些电器零配件做成产品目录，推销给宁波、杭州等地的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供需不平衡，企业很需要这些产品。李方平头脑灵活、肯吃苦，家里条件渐渐好了起来。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起步。之后几年，中国批准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全国城镇个体经济快速发展。

　　借着政策的东风，原本挂靠在其他企业的李方平转入地上，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韧性把生意越做越大，成为市场经济中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当时流行‘万元户’的说法，谁家有1万元钱就很不得了了，那时我的资产已经有几十万元了。”按李方平的说法，自己当时可说是风光无两，然而，危机也在此时埋下了种子。

　　李方平经常要到外地出差，为图方便，李方平在马路边盖起一栋法式四层洋楼。1982年，国务院连续发文要求坚决打击经济领域内的各种犯罪活动，经济整肃运动拉开帷幕。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一些人思想认识不到位，在打击经济犯罪成果显著的同时，也使一部分人无辜牵扯进来。“如果没有经济犯罪，怎么能有钱盖出这样的房子？”—李方平被立案调查，因“投机倒把”入狱6个月，与同时期柳市镇7位工商户一并当做重大典型进行打击，这便是轰动全国的“八大王事件”。直到1984年，中央下发“一号文件”，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经过复查为“八大王”平了反。而此时的李方平早已在上海默默打起了“翻身仗”。

　　1983年出狱后，李方平离开柳市来到上海，继续做电器生意。对此前的遭遇，李方平很看得开，他说，大家都想往前走，但当时思想还比较混乱，可最终历史一定是前进的。1989年，李方平听从朋友建议举家搬至泰国，之后又定居加拿大。这期间，由于语言不通，李方平的生意基本停摆，“一直在国外吃老本”。虽然李方平的家产足够一家人一辈子衣食无忧，但是浙江人实干创业的基因总让他不甘平淡，终于在1996年回到中国。

　　自主研发 敢为人先

　　时光飞逝，跨入21世纪的中国已不同以往。北京赢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首次在中国举行，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紧抓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对外开放由沿海向内地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

　　回国后的李方平继续经营低压电器，同时涉足房地产行业，在国家政策加持下，生意顺风顺水。家底丰厚，妻贤子孝，对于“人生赢家”李方平来说，赚钱早已不是他的首要目标。

　　2005年，李方平从加拿大的邻居处得知，有一批中国科学家在寻找人工耳蜗的投资者，但因项目投资高、风险大、回报慢，一直没有找到合适人选。在第一次接触人工耳蜗时，李方平便马上感知到“这是一件造福社会的事！”经过考察调研，2006年，李方平正式成立诺尔康神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尔康）。

　　彼时，全球只有美国、澳大利亚、奥地利三个国家拥有人工耳蜗品牌。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有听力残疾患者达2780万人，据推算，约有739万人听力完全丧失。进口人工耳蜗一套2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是很多家庭承受不起的。“技术含量高、价格昂贵、需求人口多，研发人工耳蜗意义重大，我要证明其他国家能做到的，中国也一样可以做到！”李方平不改雄心壮志，50岁时跨界再创业。

浙江海创园内的诺尔康园区

　　“同改革开放一样，中国要摸出自己的路。人工耳蜗领域我们也要研发出自己的专利。开始不懂没关系，我们可以先买过来，在此基础上研究改进，最终掌握在自己手里。”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困难重重。由于缺乏经验，技术手段也不算先进，诺尔康最初用3000万资金让产品在3年之内上市的计划没能实现。有专家预估，要想产品上市至少需要5年时间，投资要达到1个亿，并且人工耳蜗技术含量高，即使研制出来也很难批量生产。

　　虽然打过退堂鼓，但李方平还是咬牙坚持了下去。初始资金花光后，借钱、贷款、卖股份成了李方平的日常状态。他靠着这些钱进行研发、做试验、给员工发工资。

　　坚持终有回报。2011年8月19日，诺尔康拿到国家药监局的人工耳蜗器械证书，国产人工耳蜗正式上市。人工耳蜗芯片只有一元人民币硬币大小，电极接触面大了，传输通道就会少。诺尔康自主研发的人工耳蜗在保证电极数量的同时做到了最多通道数量。截至今日，已成功帮助全球1万余名听障人士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很多人问李方平，直接用国外芯片可以减少很多投资，为什么非得自己研制？李方平直言不讳：“‘研发不如买，买不如租’是业内人心知肚明的规则，但如果所有人都只会拿来用，不能自主研发，中国核心技术很难发展。”

　　2015年，诺尔康获得“第四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生物医药行业总决赛”第一名，董事长李方平荣获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联合评选的“中国年度十大科技人物”之一，并得到年度风云浙商的称号。次年1月8日，2015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浙江诺尔康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6年5月，诺尔康参展“十二五科技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高度赞扬其为“高科技中的硬技术”。

　　热心公益 商者仁心

　　诺尔康上市以来获得了无数荣誉，这对李方平来说既是骄傲，也更增添了一份责任感。

　　不久前，电影《我不是药神》把大众的目光聚焦在天价药上。而高价耳蜗这根救命稻草对很多失聪人群来说同样高不可攀。众所周知，人工耳蜗是“抢救性工程”，最佳植入年龄是6岁以下。但进口人工耳蜗价格不菲，李方平粗略计算，若一个孩子从小戴到75岁，仅维护费就要80万元，此外还有机器费用、手术费用、更换配件费用、5年一次的升级费用……这对很多家庭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许多患者即便有能力佩戴，也因后期资金无法保障，不得不经历“二次失聪”。

　　“我们当初投资了5亿元，直到2017年还亏损6千万。”李方平说。但他并不后悔，虽然回报慢，但国产人工耳蜗出现后，由于质优价低，进口品牌为了保障市场份额，不得不由原来最低25万元人民币降到15万，被挤压下大额利润。李方平说：“太阳总会出来，只是时候未到。这个领域需要一个‘搅局’的人出现，我愿意担当这个角色。”

　　浙商总会秘书长郑宇民曾说：“孩子聋哑不可怕，可怕的是装聋作哑。”这对李方平触动很大。他多年来坚持减免中间环节，打破利益链条，直接把耳蜗交到患者手里，为患者节省了大量费用。他坦言：“生意人确实需要利润，我要养活家人和手下员工，不可能一直亏本做买卖，但我会尽自己所能把价格压到最低。”最初诺尔康产品零售价定为7.8万元人民币，不到进口品牌的1/3，2015年，诺尔康人工耳蜗正式纳入浙江省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如今患者只需4万多元就能重获新生。

　　除了保障低价，诺尔康一直积极参与慈善，捐赠人工耳蜗，并加入到国家救助项目中来。

　　1985年出生的苏珍原本在浙江一家外贸公司上班，样貌清秀、工作顺利，本应幸福的生活却在20岁这年被打破了。2005年，苏珍发现听力下降，经医院诊断患上神经性耳聋，2016年底听力完全消失。工作无法继续下去，丈夫也选择了逃离，苏珍遭受巨大打击，整整一年闭门不出。2018年，当地一位副县长了解到苏珍的情况，推荐她做国家项目，由国家负担手术费，为她免费佩戴人工耳蜗。自此，苏珍的命运和诺尔康连接到了一起。

　　“很高兴能得到这样一个机会，但我当时对手术完全不了解，有些恐惧。”顾虑重重的苏珍翻阅了很多资料，最终在大家的鼓励下决定植入诺尔康人工耳蜗。2018年2月9日进行手术，3月13号耳蜗开机。“带上人工耳蜗后感觉跟普通人没有区别，对日常生活没有影响，”苏珍说着拿下了头上戴着的，类似耳机一样的轻巧设备，“洗澡的时候只要把外机摘下来就可以，植入头皮的芯片不会损坏。”重新恢复听力的喜悦不言而喻，更大的惊喜是，李方平了解到苏珍所学专业正好符合公司用人需求，聘用她成为了诺尔康一员。“人工耳蜗改变了我的命运，如果没有诺尔康，现在经历的肯定是另一番人生。”

　　海南一个16岁的孩子因为父亲去世患上压力性耳聋，山西一个3岁和一个6岁的孩子等国家项目等了很多年，一个巴西孩子因原本耳蜗配件损坏无力更换上网求助……李方平深深记得孩子们听到声音那一刻的表情。他说，只要有消息传过来的我都帮，这不仅是帮助一个人，而是帮助了一个家庭。诺尔康一直积极参与浙江残联、浙商总会、公益基金会等组织的各项爱心活动，迄今为止已捐赠500多套产品，价值超过3500万元人民币。

　　如今，诺尔康的产品已经销往欧洲、南美、东南亚等地的15个国家，不久前，俄罗斯和印度政府也相继投来橄榄枝，希望引进诺尔康技术。

　　李方平透露，公司在人工视觉领域的研发已经成功，马上进入临床阶段，失明人群恢复视力的梦不再遥远。李方平说，他这辈子的目标是要做成三件事，让听不见的人听得见，让看不到的人看得见，让站不起来的人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