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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立柏:用拉丁文为东西方“搭桥”

2017-08-07 13:13:00 来源:今日中国 作者:本刊记者 张 洪 【关闭】 【打印】

    在中国,一提起拉丁文,总绕不开一个名字—雷立柏(Leopold Leeb)。他来自奥地利,在北京生活了22年,执教拉丁文等古典语言。作为“人大”教授,他最近推出了自己的新作《我的灵都》。书中,雷立柏与北京这个东方古都有着“切肤之亲”,在这里,他奉献了自己的三个“爱人”—拉丁语、古希腊语、希伯来语。对于透彻了解西方文明,他给出的诀窍是“往根上学”。

 

  他乡成故乡

  雷立柏的窗口正对着“人大”校园一大片绿地,骄阳下,望出去一片葱茏。他的办公室简朴到没有任何装饰,铺着格布的书桌摞着常用的教科书,黑板上,“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几个小字颇似他本人的写照。

  在中国,拉丁文是很“小众”的学科,雷立柏出版的著作多半跟这一学科有关,显然不会“大卖”。不过,他坚信拉丁文在中国“有潜力”,他的著书立说并不问“前程”。

  在新作《我的灵都》中,雷立柏记述了他在北京的林林总总,以及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感想。在与他本人的互动中,“北京”二字前被他不自觉地加上了“我的”,听起来真性流露,毫不矫情。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雷立柏

  在异域工作是“雷”家的传统。雷立柏的父母曾经在非洲做过3年义工,爸爸是建筑工人,妈妈从医。受父母影响,他从小就对生活在遥远地区的人们充满向往,18岁时,也曾立志要去非洲当义工奉献自己的价值。

  然而命运之神却把雷立柏牵到了东方。21岁时,他只身来到台湾,“接触到一个繁体字的中国”,从此跟中文结下缘分。3年后回到奥地利,拿到硕士学位后,像翩翩飞鸿一样,他再次回到中国。

  也许是一种宿缘,中国语言、哲学让雷立柏着迷。他喜欢孔子,熟读《论语》,经常引经据典。他坦言对北京培养了一些“不是建立在燕京啤酒、北京烤鸭之上的感情”,这些感情,更多的是“神交”。

  在北京大学,雷立柏师从一代大家汤一介教授学习中国哲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有人建议他在北京教自己的母语—德语,他却选择了更具挑战性的西方古典语言—拉丁文。

  雷立柏从小就对外语“来电”,高中时就接触到英语、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后来在台湾又学了汉语,甚至还懂日语。面对人们经常流露的赞叹,雷立柏心下却有一份谦逊,“在西方,一个历史学家至少要懂5-7门外语。”

  谈起东西方文化,雷立柏说,“我们永远不是很好的世界公民,因为总会偏重于某一领域,没人可以绝对公平、无所不包地了解这些传统。”

  对于自己的关注点—古典语言的传播,雷立柏下足了功夫。拉丁语传入中国700多年,由于跟英语关系密切,有很多共同词汇,这门语言在中国有着比另一种源头文字—“梵文”更大的学习优势。

  梁启超当年曾建议中国的知识分子先学拉丁文,后学英文,他说这样会事半功倍。在雷立柏看来,“不学古典语言,英语不会非常好,因为你没有分析能力,不知道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西方古典语言的价值,通过学习这些语言,透彻了解西方和西学,比照后,更深入地反观中国文化。

 

  借助古典语言触摸西方脉络

  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中国如何走入现代世界?如何与西方对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最深的差别(或相通之处)在哪里?这些都是雷立柏关注的话题。他津津乐道于犹如桥梁般连接中西的人物—利玛窦、郎世宁、丁韪良,他把400年前在两种文化间“搭桥铺路”的利玛窦称作第一个汉学家。

  “外国人了解中国历史、哲学就是从利玛窦开始。他最早把古希腊著作译成汉语,不但把西方介绍给中国,也把中国介绍给西方。”

雷立柏出版的著作《拉丁语汉语简明词典》

  利玛窦开启的中西文明交流持续至今,作为后人,雷立柏也跻身其中。他在“人大”开设了古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三门课程,它们是西方古典文化的三个代表性语言,简称“三个代表”。拉丁语代表西方的法律文明;希腊语代表文学、历史和科学;希伯来语则代表西方的传统信仰。

  雷立柏认为,通过古典语言可以真正进入全球思想史,“因为大部分现代思想概念都来自这个根源”。比如人们常说的“母语”(mother tongue)一词就诞生于拉丁语,公元400年,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首次使用了这个词汇。

  在雷立柏看来,欧洲带给中国的最突出的就是“法”,无论是“立法”、“语法”或“法律”。“今天我们讲依法治国,在法律方面,中国文化资源相对贫乏,没有形成像古罗马那样的学科,因此要向拉丁语传统学习。”

  10年前,关于西方中世纪的历史书在中国很难有销量,“但是今天有更多人希望了解西方现代社会的主体结构、法治概念以及法学院如何在欧洲中世纪出现。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感在成长,人们渴求看到更完整、更客观的世界。”雷立柏说。

  对于东西方两大系统的异同,雷立柏认为,两大系统拥有很多共同价值,比如共同向往知识、博爱、公平、正义……“美国一个学者甚至发现,墨子和耶稣有很多相似之处。”

  雷立柏心目中的汉语是一种世界语言,它接纳创造了很多概念。“中国150年以来翻译了很多西方著作,我们的语言实际上是共同语言。中国人虽然看的是汉语书,但是却在参与世界对话。”

  迄今为止,雷立柏总共培养了2000多名拉丁文人才,他们有的在做编辑,有的当了老师,有的继续去国外深造。教材厚了,标准高了,借助词典、语法表和新出版的各类书籍,雷立柏的课程也越来越有“规模”。他感慨于拉丁文书籍在中国的不断丰富,“不但有直接或间接跟拉丁文有关的书籍出版,最近还出了拉丁文书法!”

 

  汉学家太少,要加油

  在《我的灵都》序言中,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称,在雷立柏身上,他看到了古人的遗风。

  孙郁写道,“因为雷立柏,我们知道了许多湮灭的故事。”比如第一个写欧洲游记的中国人樊守义,第一个留学欧洲的中国人郑玛诺,以及最早的西文图书馆……“他特别关注游走于世界各地的人们,也为中国人没有深深关注这些历史深深遗憾。”

迄今为止,雷立柏已经出版了40多本著作

  “汉学家我认为太少,还不够。”这是雷立柏的切肤之叹。有人曾经预言,“他可能是20年以后欧洲最好的汉学家”,不过,“但行好事”的雷立柏却并不在意这些。有一次,“人大”副校长杨慧林去意大利访问,有朋友希望他能留在罗马大学任教两年,因为自己不能成行,杨慧林便答应推荐一位“西文比自己好,中文也不差”的学者,对方欣然应允。没想到,当他推荐雷立柏时,他的回复却是,“我非常高兴你能把我作为中国学者推荐给欧洲,不过我还是宁愿留在北京。”

  作为两大文明之间的搭桥人,雷立柏把北京称为“东方的罗马”。在这里,他没有社交,没有娱乐,甚至没有家庭。孙郁说,雷立柏的文字刻着他的忘我精神,他舍弃了凡世的欲求,把大半生的经历献给中国,献给北京,对于一个外国人而言,乃一种大爱的精神,说他有一种殉道意识也不为过。

  如今,雷立柏已经出版了40多本著作,在他办公室的一隅,这些书立在书架上,看起来有实打实的成就感。目前他跟新星出版社合作,正在完成《中国的景教》、《从明末到19世纪》等四本书的翻译。他还想把《中国基督宗教史辞典》中文版译成英文,他说,“在国外,关于这段历史,至今没有一本好的工具书。”

雷立柏的著作《我的灵都》《别了,北平》

  检索当当网,雷立柏名下有拉得很长的书单。他所撰写的《别了,北平:奥地利修士画家白立鼐在1949》介绍了一位被遗忘的奥地利修士画家。这本书由奥地利驻华大使亲自作序。他还翻译了德国学者费希尔的《传教士韩宁镐与近代中国》,把这位传教士在华53年的岁月介绍给世人。

  雷立柏说,他来自一个小国。确实,奥地利很小,面积仅有中国的1%。从雷立柏的家乡往北走30公里就是捷克,再200公里是波兰。但在中国,走3000公里还是中国。他曾经骑自行车不断往返于北京市区和通州之间,大概有1000次之多。这样的举动似乎在丈量北京的距离—地理的、精神的。

  “大部分中国人觉得大就是好,越大越好,中国人通常关心全国的情况。”这让雷立柏感到不可思议。“从地理上我就觉得消化不了中国,中国的一个省就比我们整个国家大10倍。”

  经常有人对雷立柏说,老师你很懂中国。他却打趣道,“我连北京都懂不了,因为北京也那么大。人民大学的校园我比较熟悉。”

  谈起北京,雷立柏忍不住动情,“她是那么古老,又是那么有魅力的一个母亲!”而他称北京已经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我的脚还记得我爬过的山”。

  雷立柏说他是一个很快乐的北京人,或者说是一个快乐的外国人在北京。他感谢北京成为他的精神净土,他研究这里的历史、文化,并被深深吸引。“我就是喜欢北京,我得到收获和恩典比我所给予的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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