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国将以二十国集团(G20)主席国身份主办峰会，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希望中国带领G20推动世界经济的持久增长，实现G20的转型，并继续进行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

我是G20首任中国协调人，亲身经历了G20的发展成长，体会了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在G20舞台上“长袖善舞”，为遏制世界金融危机、管理世界经济金融事务、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所发挥的重要关键性作用。

有两件事情印象深刻，至今难以忘怀。

一、2008年11月中旬，G20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首次峰会，这是大国协商一致的结果，结束了几十年来美国和七国集团(G7)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反映了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的历史性转折。华盛顿峰会的主要成果是主要经济体同舟共济，共同采取经济和财政刺激措施，以提振市场信心，遏制金融危机“咄咄逼人”的蔓延势头。

但是，由于此轮金融危机空前严峻，来势汹汹，不少国家出现“破产”迹象。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金融风险传导迅速，很可能引发全球金融体系的崩塌，国际社会对此忧心忡忡。于是，G20计划在2009年4月初在伦敦召开第二次峰会，重点是如何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筹集足够的救助资金，以防最后一道“金融大堤”决口。当时，英国作为峰会主办国，计划筹集5000亿美元的资金，并为此与G20成员开展了密集的外交磋商，但许多国家经济陷入困境，囊中羞涩，一开始反应并不积极。

英国非常希望中国能发挥带头作用，出资提高IMF的救助资金盘子。时任英国首相布朗不断与中国领导人通电话，恳切希望中国出手。英国还派出特使来华与中方协调人磋商，做中国的工作。

中国进入新世纪后发展迅速，综合实力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不断提高，外汇储备居世界首位。在2009年，中国虽然也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经济恢复最快，发展势头依然强劲。2008年金融危机是中国自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遭遇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在中国经济深深融入全球生产链和价值链的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和金融的相互依存日益增大，已经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

中国从全球主义的胸怀出发，认识到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全球性大国，帮助扩大IMF的救助能力，使一些受金融危机冲击濒于崩溃的国家免于破产，既是救了这些国家，也是挽救世界经济和金融于狂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有利。就是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中国毅然决定，承诺以购买IMF债券的方式，出资不高于英国设想的总数的10%，即500亿美元。中国的榜样迅速带动G20其他成员纷纷出资，最后伦敦峰会总共承诺了1.1万亿美元的IMF救助资金，成功地实现了提振全球市场信心、防止金融危机蔓延的预期目标。所以，说中国在G20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此语毫不为过。

二、中国在确立G20替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历史性转折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

2008年以前几十年里，世界经济和金融事务或者说全球经济治理，主要由以美国为首的G7所垄断。这就是全球治理的“西方治理”。随着新世纪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世界力量对比出现了西方学者称之为“大趋同”(Great Convergence)现象，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力量对比差距在缩小。到金融危机爆发时，G7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已经下降到50%左右。但是，“大趋同”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并未转化为相应的经济规则制定权、话语权和决策权。

2003年出现过第一次转变。当时，法国在其与瑞士共有的日内瓦湖畔的“依云”(Evian)小镇主持召开G8(G7+俄罗斯)峰会，邀请了五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墨西哥)领导人出席与G8的磋商，自此建立了“8+5”机制，使主要发达国家与部分发展中大国第一次可以面对面坐下来，讨论协商世界经济金融面临的问题。

经过几年的运转，“8+5”机制的弊端，特别是其内含的不平等，开始暴露出来。因为，就五个发展中国家而言，“8+5”是在G8/G7召开峰会期间，五国与八国(实际上是西方七国)只有一次磋商，形式多于内容，并不是平等对话、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有效平台。

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美国、英国、法国等意识到G7已经无法应对危机，需要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参与。于是，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建立财政部长/央行行长论坛得到各方的青睐，大家一致同意把G20升格为峰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密切合作，共同应对空前严峻的世界金融危机。

2008年底G20华盛顿峰会和2009年4月初伦敦峰会，为遏制金融危机蔓延、提振市场信心、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G20 成员同舟共济的合作精神使国际社会看到了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的希望和实践中的可行性。当时，G20开始考虑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是把G20变成全球治理峰会机制并固定下来，还是恢复原来以G7为主、发展中国家为辅的全球治理格局?这是个涉及全球化利益再分配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大问题。

法国、日本等不少发达国家自然希望回到原有轨道，G7继续“统领天下”，保持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然而，“一江春水向东流”，世界大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要回到“西方治理”的老路，已经不可能了。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中国提出把G20做强、做实，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因为G20是当今世界唯一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组成平衡、双方最高层可以平等对话协商的国际机制。G20伦敦峰会后，中方就与美、英开始接触，研究中国方案的可行性。美国的态度很关键，毕竟它是G7和西方国家的核心和“领头羊”。

2008年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G20内外积极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杰出表现，凸现了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美、英等对此已有深刻的认识，意识到今后世界经济金融体系中需要给予中国一些话语权和决策权，而G20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和渠道。世界金融危机中美国遭受重大打击，中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和紧密联系使得中国经济发展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几经磋商，美国最早表示将与中国一起推动G20取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随后英、法、德等都表示愿意支持。最终，这一表述被G20领导人纳入2009年9月美国匹茨堡峰会的宣言。G20也就完成了从部长级磋商机制到峰会机制和全球治理最重要平台的角色转换。

世界需要G20，G20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G20。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也就此拉开了序幕。

何亚非: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前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