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国将作为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主办杭州峰会。美丽的西子湖畔将迎来众多重量级的领导人与会。目前，世界的目光已经聚焦中国，希望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两大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力。

中国被寄予厚望

中国主办今年的G20峰会是2014年G20布里斯班峰会决定的，之所以决定由中国而不是日本来主办，主要是希望中国能牵头协调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金融政策，以推动世界经济的持续复苏和增长;另一方面是寄希望于中国能在G20的转型与改革上发挥引领作用，以适应世界力量对比的消长，即从应对危机机制转为全球经济治理、解决世界经济难题的最高机制;同时，希望中国有效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防止金融危机再次发生。

回顾2015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提升了在传统国际机制中的代表性，并在新国际机制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主要指多边国际组织、国际规则等国际机制和安排，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传统的国际机制，也包括G20、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新的多边磋商与协调机制。

2015年11月30日，IMF执董会批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这显然有利于提高SDR作为储备资产的多元化和代表性，提高SDR吸引力。12月，美国国会终于批准了IMF份额改革方案，标志着意义深远的IMF治理改革有望牵引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进程。同时，WTO成员首次承诺全面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并就出口融资支持、棉花、国际粮食援助等达成新的多边规则。这对提高发展中国家农民收入意义重大。中国还在同期成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新股东，为落实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中欧金融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和新支撑。

这些改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要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格局、解决全球经济难题，须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继续深化改革，更具活力和执行力。

就中国而言，要利用好G20这个全球治理的首要平台，加强与各成员国协商求解世界经济的难题，促进可持续发展。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需要身体力行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特别是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转型与改革，以提高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进而推动国际关系进一步民主化和世界经济秩序更加公正、公平、合理。

重要性和挑战并存

中国需要以召开G20峰会为契机，带领G20迎接挑战，克服G20影响力下降、内部分化严重等困难，使之恢复2008-2009年当初有效应对危机的“活力”。这同时也是对中国的严峻考验。

G20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对话与协调机制重要性日益凸现。

全球治理离不开G20，世界也离不开G20。在全球化推动下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G20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积极作用有目共睹，在全球治理中地位凸显。自从2009年取代G8+5以来，G20是当今世界唯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领导人平等对话的最高机制。

此外，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确实需要G20进行宏观经济层面的政策协调，国际机制性安排中没有更好的选择。而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和G20轮值主席可以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发挥重要作用。IMF最近评估认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由中国主办峰会，牵头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虽然困难不小，却是众望所归。

目前看，G20是完善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国际体系平稳转型的理想平台。西方国家对新兴经济体集体崛起心存较大疑虑，担心他们会“另起炉灶”推翻现存国际体系，希望利用现有国际体系和规则来约束新兴经济体以渐进的方式实现全球治理的调整和转型。只要新兴大国按“现有规则”办事，西方国家认为放弃一些国际制度权力也是值得的。同时，新兴大国已经从全球化进程以及现有体系和规则中获益，并不想推倒重来，只是希望逐步变成体系的“规则制定者”。而G20 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可以满足双方需要的合作平台。

不过，G20机制也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部分有历史延续因素，还有一些涉及G20机制的根本。

首先是G20的“合法性”。G20自成立之初就遇到“合法性”问题，不管G20成员占全球GDP份额有多大，如何合法地代表整个“国际社会”是需要进行精心的制度设计的，因此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在法理上如何衔接亟需解决。

其次，G20在决策与执行方面缺乏效率，往往“议而不决”、“决而不动”。

G20要从危机应对机制转向长期全球治理、解决全球经济金融难题的主要平台，致命的“硬伤”是决策效率与执行能力问题。这一问题源自G20的“非正式性”与“论坛”定位，也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碎片化”有关。

“非正式性”的结果是G20决定缺乏法律执行力，口号多于行动。G7原来之所以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一定作用，是因为G7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来贯彻其决策。而G20尚未正式确立与IMF等国际机构的隶属关系和联动机制。效率不高的另一个障碍是G20的内部分化与矛盾。美欧日依然希望通过G7来影响和操控G20议程设置。G20目前内部分为G7、金砖国家和MITKA(墨、印尼、土耳其、韩、澳)三个组合，相互的协调就会比较困难、复杂。

再则就是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制约了G20决策所必需的协调和共识。

G20囊括了世界主要大国。这是好事也是难事。大国之间近年来地缘政治博弈不是减少而是加剧了，无论是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冲突，还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都对大国协调一致产生各种影响，包括负面的影响，而大国团结一致恰恰是G20有效决策和有力执行的基础。

杭州峰会受到瞩目

中国今年的杭州峰会世人瞩目。需要紧密结合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和全球经济治理现状，在以创新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更加重视发展议程等几个方面着手，努力开成一个承前启后、具有历史开拓意义的峰会。

首先，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是“牛鼻子”，也是各国关心的核心议题。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的发展新理念和在经济新常态下推动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对G20和其他国家都有借鉴意义，可以体现在杭州峰会的议程和设计中。

促进经济增长很重要的一条是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的协调，其实协调的核心是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把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放在重要位置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按照IMF的量化评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将达30-40%。同时，G20需要在创新发展议题上增加沟通与协调，提出世界经济创新发展的新思路、新模式。

其次，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重点可放在确保G20有序转型。针对G20效率不高、执行力差等问题，尽可能商定今后若干年G20转型的主要路径、优先顺序和时间表，以加强计划性和可操作性。

可以考虑在未来5年按照优先顺序做好以下事情：

一是理顺和确定G20优先议题，突出解决发展议程的短板，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和粮食等大宗商品供给安全等发展中国家关心的问题，同时兼顾竞争中型原则和气候变化融资等发达国家关心的议题。一经确定便持之以恒地向前推进，争取取得实际成果。

二是尽早建立G20秘书处，以提升G20研究问题、提出议题、制定政策和执行决定的能力。目前G20以非正式的部长级会议和首脑峰会的形式运行，虽然采纳了“三驾马车”的机制，但并没有常设秘书处，主席采取轮换制。要想真正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没有常设机构不可持续。因此，从全球治理长远目标效看，G20建立常设秘书处是必要的。

三是以IMF改革为牵引，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考虑把重点放在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扩大SDR作用等，远期目标是建立“新的多极货币体系”。

四是解决“合法性”问题。可以法律文书的方式逐步确立与联合国的关系，把IMF、世行、WTO、FSB等转为G20的执行机构，在联合国改革的框架内完善G20本身的治理架构，确立G20的全球治理法理地位。

(三)加强主要大国和集团之间的协调与沟通，特别注意与美国的协调，以确保峰会成功。

中美协商一致是G20做出决定并得以落实的核心因素之一。这一点在2008/2009年应对金融危机时已有印证。中国并不认同G2的设想，但中美的协调是G20获得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

春风吹绿了西子湖畔，相信在G20各国紧密合作下，中国主办的杭州峰会定能取得成功。

何亚非：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前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