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这是《圣经·创世纪》对挪亚方舟故事结局的交待。世界上很多民族虽然不一定有挪亚方舟的故事，但往往都有共同祖先共历患难，然后分散到世界各地的传说。有时还会有“巴别塔”式的故事，讲述人们分开后语言和生活方式差异加大，隔阂就此出现。中国也有一个“巴别塔”式的故事，所不同的是“图腾柱”由“巴别塔”换成了一棵树：七百多年前，明朝政府曾几次迁移山西省居民到其他省份居住，这些人共同的记忆是山西洪洞县的一棵大槐树。据说今天中国有多达一千多个姓氏的人称他们的祖先来自山西大槐树下。
世界各地的人类似乎都是从最初少数几块共同聚居地逐渐发展开来的。随着人口增加，隔阂也逐渐增大。当科技使我们的行动和交往如此便利，以至于天涯若比邻，地球如同我们祖先共同聚居的村落时，当初的和谐却不存在了。如果相聚与共事意味着更多冲突和混乱，那显然是人类的悲哀，这是我们的祖先不希望看到的，更非我们的愿望。所以人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秩序渴望。
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在对外政策中积极提出主张、付诸行动，世界开始日益关注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特别是担心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引发大国争霸战争。
中国向来有重视秩序的传统。《论语》记载，孔子有一天因为一段舞蹈而非常愤怒。原因是他了解到鲁国诸侯属下的一位大臣家里竟然组织了8行8列的集体舞(即“八佾”)。按当时的规矩，只有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宫廷里才能组织8行8列的舞蹈，诸侯6行6列，那位大臣庭院里应该只能有4行4列的舞蹈才对。孔子为什么这样小题大做呢?原因是他认为不讲规矩会形成越来越大的传导效应，百姓见大臣家舞不讲规矩就可能跟着挑战治安，君臣从家舞不讲规矩就会进一步演变成不尊重诸侯和国王，最终将是整个秩序的彻底崩溃。
这种重视秩序的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今天每个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与中国官员、商人谈几句话，都会了解到在中国做事要非常注意“讲规矩”。这种凡事要有规矩的意识放大到国际社会，就是中国认为今天的世界不是规则太多，而是缺乏规则以及对规则的平等遵循。中国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特别注意发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的作用，在国际治理体系改革中也特别注意维护这些机构的权威。反而是其他一些“守成国家”有绕开这些国际机构自行其是、另组小团体发声、做事的倾向。
一些国家近年来经常炒作南海问题，以此指责中国挑战国际秩序，这是不了解情况或出于地缘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有意歪曲实情。中国在南海相关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权益是有充分历史依据的，现在是这些岛礁被一些国家占去42处。尽管如此，中国还是想通过“双轨思路”和平协商解决。即：一方面，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另一方面，南海的和平稳定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双轨思路”是要坐下来谈出个规矩，在缺乏秩序的地方由直接相关方协商出一个秩序。因此中国积极推动南海各方商谈《南海行为准则》，而不赞同在谈判手段尚未用尽时，就把问题交到国际仲裁庭上去，认为这不是寻求秩序之道。使更多行为体加入纷争，只会把清水搅混。把矛盾放到更大的舞台上和话筒前，它只会变成更大的矛盾，而不会是秩序。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是秩序寻求者，但这不意味着中国要牺牲本国合法权益。中方在本国一些岛礁上进行了陆域吹填加固，在几处建设灯塔、跑道等设施，这既是主权国家正常的建设开发行为，也能给相关国家在南海自由航行时提供便利和帮助。所有这些既不妨害南海航行自由，也与中国致力于维护国际秩序的政策并不相违。
中国认为国际秩序应当变革
维护秩序并不是死守秩序。中国人虽然自古重秩序，但同时也特别重变革。孔子以《易经》来传授他的弟子，《易经》就是讲变化规律的。既推崇秩序的保持，又推动秩序的变化，这也许要放到社会文化的成长过程中去理解：中国文化形成和发展于漫长的农耕时代。一方面，种植所需灌溉工程和大面积连片农田的生产条件等决定了中国古代劳动多协作，农耕与人际相处经验极其重要，慢慢积累出的准则不容挑战，破坏它就意味着可能会遭遇减产、灾荒的饥饿危险或脱离人群孤立无助的风险。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条件如天气总在变化，旱涝、河流改道等经常超出预期，人们必须时刻调整自己的生产生活去适应。所以对中国人来说，时时尊重规矩与因时因地改变自己去适应现实毫不矛盾并融为一体。
理解中国人在现实面前作适应性调整的习惯，有助于理解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中国人总体上是愿意在新环境中去适应，去遵守规矩的。中国亿万年轻人在短短几年内从乡村进入城市，就迅速改变了吃饭穿衣交谈方式。近些年，中国很多走出去的企业、游客也在经历过初到国外的尴尬和不适后，逐渐变得更能融入异乡，学会以当地风俗习惯与大家相处，企业社会贡献与游客文明程度都在明显改观。
所以最好从适应变化而非挑战现实的角度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人毕竟在最近一些年才开始大量走向世界，许多东西仍在学习中。与其指责年轻人、秩序后来者不讲规矩，不如多看看他们是不是愿意适应和改变。现实是中国人学习能力很强，适应很快。
中国在认为自己应该改变、适应国际秩序的同时，认为国际秩序也应改变、适应国际现实。今天的世界有秩序，但是秩序不合理。今天的世界有活力，但是活力不足。今天的世界有沟通，但是沟通不够。从几年前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今天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抗议浪潮等，都反映出人们对现行秩序的不满意。所以中国在变革国际秩序方面并不孤立，大家都想变革。中国与世界一样，认为人类需要更“好”的秩序。“好”秩序应该是我们身处其中时，有规则可循、不必担心别人不守规则;有活力可分享，不必担心守规则而死板;有充分的交流并且真能在交流后有收获，达成信任与合作。
国际秩序的变革应是自身与世界一体改变
中国在维护秩序中寻求秩序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因此是国际秩序的建设性改革者。中国认为当今国际秩序既不能推倒重来，也不能原地踏步。国际秩序变革应是交响乐，既不是一家独奏，也不是大家齐奏，而是各国人民本着善意和基本共识，立足自身定位积极演奏，最终形成一曲和谐壮美乐章。因此中国的方案是自己与世界在共同前进中一体变革。
第一，中国自己要持续深化改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良好秩序建设要从自身开始，然后逐渐扩大，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个过程中，“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种以内省、提升自己境界来推动世界变化的思维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功夫论”。它的影响是深远的，比如中国在企业改革中提倡“练内功”，在地方发展中屡屡强调发挥自身区位优势等等，都是以内生动力推动改革发展的思路。中国刚刚发布了“十三五”规划，要在未来五年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发展，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些任务。可以说每一项都是对自身“动手术”的举动，这是很需要勇气和担当的。中国自身改革的勇气和担当同时也是为着国际秩序的合理化。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健康、有力、可持续的贡献者。中国越是强健，越是有利于为国际秩序变革提供正能量。
第二，中国提倡世界一起努力变革。中国既通过自身改革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一个重要推动者，也努力通过倡议与合作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一个重要引领者。中国给国际秩序变革提出的路径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目标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重点推动的战略领域是：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第三，中国积极为国际秩序变革提供公共产品。既包括物质产品，也包括思想产品。中国深知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不是幻想或空谈出来的。近年来，中国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等，向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更加均衡化，国际关系更加民主化。在思想产品方面，中国通过联合国、APEC、金砖国家、G20、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以及博鳌亚洲论坛等各类多边场合不断发出号召，促进国际社会在加强合作、形成更好的国际秩序方面更多形成共识。
在中国由内而外追寻理想世界的道路上，还始终在深层并行着可称为“叶落归根”的终极关怀。比孔子稍早的另一位思想家老子说“归根曰静，静曰复命”——万物最终要回归本真，发展变化根本上要合于自然。如果把“地球村”现实与大槐树传说联系起来，可以看出，中国的国际秩序主张最终是要渐进推动世界“前进到过去”、“远行到家园”，复归于和谐的共同体。
寇立研：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