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高风
就在即将离京赴利马参会联合国气候大会之际，11月25日，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高风在外交部的会客室里，接受了中国外文局利马气候大会报道小组的集体采访，就中国政府的谈判立场、对推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作出的贡献、开展的国际合作等问题回答了提问。
自2000年以来，高风参加了几乎每一次次缔约方会议，有的是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或副团长参会，有的是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法律部主任的身份参会。
中国是气候谈判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
高风首先介绍说，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经历20多年，可以说，中方一贯以积极和建设性态度参与气候变化谈判进程，为推动气候变化谈判取得进展和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中国在谈判中坚定代表发展中国家立场，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声、争取利益，为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制做出了应有贡献。
高风举例说，作为国际气候谈判的一个重要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一道提出来的、中国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在之后的谈判中，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坚定地维护这个原则，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敦促发达国家履行义务。
除此之外，中国为推动国际气候谈判还贡献了很多智慧：“气候谈判中很多重要的原则，都和中国的贡献有关”;“谈判之初，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协议的方案，也是在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基础之上做出来的”;“2002年第8次缔约方会议，中国为德里宣言贡献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中国贡献，已有14年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高风信手拈来，如数家珍。
当谈判遇到阻力时，中国总能发挥积极作用，既讲原则，又有解决困难的能力，推动谈判取得进展。最令高风印象深刻的是，在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谈判最困难的关头，也是中国发挥了非常积极、重要的作用，避免了哥本哈根大会无果而终。
谈判桌之外，中国也在发挥带头作用。“十一·五”的时候，中国提出了第一个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行动方案，5年期间中国能源强度下降20%。“这在发展中国家里是第一个。在中国提出了国家方案之后，发展中国家比如墨西哥、印尼、巴西、印度等纷纷跟进，为2007年的巴厘大会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气氛，促进了巴厘路线图的产生。”高风说。
“最近，中国再次发挥了带头作用。”高风这里说的是近日中美两国一起宣布的各自2020年后行动目标。他认为，中美联合声明发出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是坚定的，行动是有力的。二是国际社会只有加强合作，才能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包括谈成2015年新协议。
“此举为气候谈判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公约执秘菲格里斯、多国政府、媒体等对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以及发挥的表率作用做出了积极评价。可以说，中国政府不仅是气候谈判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还用一系列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在气候变化方面高度负责的态度。”高风表示。
中国的减排努力得到广泛认可
中国不仅在国际谈判中发挥积极作用，更用实际努力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
为此，高风列举了三个最能说明中国减排力度的百分比数字：28.5%、58%、20%，并对每一个数字进行了解释：
28.5%是指2013年与2005年相比，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28.5%，相当于少排放二氧化碳25亿吨;
58%则是1991年至2010年的20年里，中国累计节能量占全球节能量的58%，这是世行2013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里指出的，可见中国对全世界的节能贡献之大;
20%则是不久前中美一起宣布的各自2020年后气候行动目标里的一项内容，中国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提高到20%左右。“对此美国布鲁斯金学会评价说，中国到2030年要实现非化石能源占到整个能源的20%的目标，这相当于目前美国的总发电量”。高风认为这等于在未来的16年期间用绿色能源再造一个美国发电量，将会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这些在国际上有目共睹、得到广泛认可的成绩，反映出气候变化问题不仅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且成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不仅提出了2020年前行动目标，即2020年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在今年9月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张高丽副总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使，还郑重宣布中国将尽早提出2020年后行动目标，碳排放强度要显著下降，非化石能源比重要显著提高，森林蓄积量要显著增加，努力争取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尽早达到峰值。“我们将来做得将更多”，高风说。
高风还从自身的感受说，自己刚接手气候变化谈判的时候，国内还没有几个人知道气候变化是怎么回事。而现在“不仅国家重视、提出了诸如能源革命一类的口号，老百姓认识也提高多了，企业、媒体方方面面也都动起来了。看到这个局面我感到非常高兴。”
与国际社会广泛开展交流合作
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合作应对。而中国同很多国家都开展了气候变化政策交流和务实合作。
高风代表介绍说，中国在“基础四国”、“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以及“77集团”等框架下加强与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仅‘基础四国’一年就举行4次会晤商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高风补充说。
其次，中国与美国、欧盟、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建立了气候变化双边磋商机制，定期沟通气候变化谈判立场和国内政策，同时加强与这些国家在清洁能源、建筑节能、电动汽车、绿色交通等很多领域的务实合作。
中国还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2011年以来累计安排了2.7亿元人民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培训了近2000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官员和技术人员。目前已与14个国家签署了对外赠送气候变化物资谅解备忘录，并面向发展中国家举办了多项气候变化培训班，取得了良好成效。
今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中方宣布将现有资金翻一番，并成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同时将捐赠600万美元，支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未来中国还将继续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共同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即使在APEC、G20这些场合，中国与其它国家领导人的会晤都少不了谈气候问题，像中国设立的400亿美元丝绸之路基金，以及中国参与的金砖银行、中非基金等，也都可能涉及有关气候变化的项目。
利马会议将有三大焦点
对于即将召开的利马会议乃至明年的巴黎会议中国所持立场、以及利马大会的焦点这些外界关注的问题，高风代表也给予了详尽的解释。
高风表示，在9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中方已就2015年新协议谈判提出了几点具体主张，一是坚持公约框架，遵循公约原则。2015年协议必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二是兑现各自承诺，巩固互信基础。各方要落实已达成的共识，特别是发达国家要提高减排力度，落实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的承诺。三是强化未来行动，提高应对能力。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研究提出2020年后的行动目标，采取更加有力的应对措施。
中方认为利马会议是2015年巴黎会议达成新协议之前的重要一站，应为巴黎会议如期达成协议打好基础。利马会议应按照联合国气候峰会确定的政治方向，根据华沙会议的授权，围绕“细化协议要素”、“明确贡献信息”、“加强行动实施”三个核心议题展开磋商。
中方将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以积极和建设性态度参与新协议谈判，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制。
中方对会议有以下期待：一是确定未来协议草案的要素，为协议准备好相关条款;二是落实各方已经做出的2020年前承诺和达成的共识;三是提高2020年前行动力度，发达国家应尽快切实兑现《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减排指标，进一步提高减排力度。
至于利马大会的重点，是各国代表要提供一份明年协议谈判草案。围绕这一任务，高风预测会议焦点有三个：
一是明年上半年各国都要提交一份自己国家的自主贡献计划即NDC，而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哪些信息，则由利马大会来决定。
“无疑这会是会议最大的一个焦点”，高风说。发达国家认为各国提交的信息都应该是一样的，而且主要内容就是减排，中国则认为根据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各国提交的信息应该有差别，减排、适应、信息透明度、技术、资金、能力建设六个要素要平衡反映，一个都不能少：发达国家的信息包括发达国家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内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信息则要包含资金、技术、适应等方面的具体需求。
“最不发达国家电都用不上，要求他们还要和发达国家一样写上什么时候达到峰值简直就是开玩笑。”高风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能力不同，没有发达国家资金技术的支持，发展中国家减排是很难的。
二是2020年之前，发达国家如何提高行动力度?“现在看来前景很不明朗，要在会上进一步磋商”。
第三则是老生常谈的老大难问题资金问题。哥本哈根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这些承诺需尽快落实，2010年成立的绿色气候基金至今落实的资金仍然不到100亿美元。发达国家应该考虑自己的政治信誉，希望能尽快给一个资金落实的路线图、时间表!” 高风代表说。
不过，高风最后还是表示，从今年纽约气候峰会的形势看要好一些了，紧接着欧盟宣布了到2030年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国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40%的目标，而中美又通过联合声明发表了各自的减排目标，“有了这些令人鼓舞的信息，利马大会的形势与以往将会有所不同。”高风乐观地预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