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过去两年多来，从“三期叠加”到“新常态”、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呈现出的是一个大国走向强国所不断探索、深化认识和破解难题的现代国家治理进程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

2月29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援引IMF数据称，不计中国在内，2015年新兴市场整体GDP增速仅有1.92%，低于发达国家1.98%的整体增速，为1999年以来首次增速落后于发达国家。考虑到新兴市场国家的人口增长更快，若以人均GDP计算，两大阵营经济体的差距更大。

这似乎暗示着全球新兴经济体加速“追赶”发达国家的“经济竞赛”前景堪忧。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不是逐渐趋近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而是越来越落后。在发展中国家过去十多年的这轮“赶超运动”中，中国可能是唯一有望越过发展“陷阱”、迈进更高端发展水平的新兴经济体。

跨越“陷阱”的国策创新

即便如此，目前中国经济承受的压力和风险之复杂艰巨，仍然使所展开的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发展跨越，存在着风险不可低估的挑战。

一方面，宏观经济依旧保持稳健增长态势。消费方面，2015年中国消费规模超过4.8万亿美元，继续保持了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投资方面，反映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力的资本形成率为43.8%，近一倍于22.2%的世界平均水平;外贸方面，中国外贸总额达到近4万亿美元，稳固了全球第一大贸易国。

另一方面，经济结构不合理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适应能力和灵活性。比如，投资增长乏力，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严重，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地区和行业走势分化，财政收支矛盾突出，金融等领域存在风险隐患，使得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风险进一步显现，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

这意味着，潜能巨大的需求力仍然在轰鸣推进，结构失调老化的供给力却日渐笨拙迟钝，由此相互交织形成“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新旧动能转换”的“三期叠加”为特征的“新常态”，成为中国“十三五”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强劲挑战。

正如权威人士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所讲，“对于中国这样GDP超过10万亿美元的巨型经济体而言，如果动力问题解决不好，要在2020年实现经济规模和居民收入两个翻番的‘超级中国’，是难以做到的。”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一个月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再次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

权威人士就此告诉本刊记者，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化“怎么看”和“怎么干”基础上，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战略意义就在于，为“十三五”时期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指明了主攻方向、总体思路和工作重点。

供给侧改革的中国要义

“现在，我们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经济学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权威人士认为，这是准确认识和把握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义的基本前提。

20世纪70～80年代，美、英相继陷入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泥潭”。在此背景下，西方经济学兴起了“供给学派”，开出的“药方”形成了后来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即分别采用减税和私有化等措施企图将两国经济拖出衰退的困境。其与我国供给侧改革有手段相似的地方，本质却大相径庭，至少有四方面根本性差异：

一是供给学派当时面对的问题是失业和滞胀，而中国当前需要解决的是供需不匹配，更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

二是供给学派给出的“药方”是私有化、减税、紧缩货币等，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则是全面改革，比如推进国企改革的目的是提高企业效率而非私有化;

三是中国政府提出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包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社会保险费、财务成本、物流成本等，比西方政府只着眼于减税，内容丰富得多;

四是供给学派只注重供给而忽视需求，只注重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中国供给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关注和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于当前又立足于长远。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不能忘了‘结构性’三字。”权威人士解释说，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要纠缠于供给与需求孰优孰劣，而是强调经济发展应该注重供给侧效率的持续提升，“这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引领新常态的“关键一招”

“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给《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具体解读说：

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几乎包括所有重要的改革，如行政管理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价格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生态制度改革等。可以说，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相当于从“政府调控侧”转向“全面改革侧”。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比如，我国一些行业和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国内庞大市场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中。”权威人士说。

2015年我国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左右，一些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已经超过10000美元，甚至超过15000美元，中高收入消费人群正在聚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中高收入的阶层超过1亿人。

与此同时，2015年我国出境人数达到1.2亿人次，境外消费额1.5万亿元，其中至少有7000亿～8000亿元用于购物，所购商品从奢侈高档品牌逐渐转向电饭煲、马桶盖、奶粉、奶瓶等普通消费品。这进一步说明，我国具有大量购买力支撑的消费需求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供给的尴尬事实，使得消费者只能将大把钞票花费在出境购物、海淘购物上。

事实证明，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

比如，我国提供的商品种类仅有二三十万种，而发达国家某一知名超市的商品种类就超过70万种。再比如就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DP比重而言，美国为8.5%、巴西为11.6%、印度为13%、全球平均水平为10%，而我国高达15.2%，接近发达国家一倍。

今年全国两会记者问答会上，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就婴幼儿产品举例说，我国今后每年大体出生1700万以上新生儿，0～6岁就有1亿多人口，“如果我们能够生产更多安全的、物美价廉、健康、标准很高、质量很好的产品，包括奶粉，包括服装、玩具、童车等等产品，这个产业都是以千亿万亿计的总量需求。”

毫无疑问，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推进供给侧改革，是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关键一招”。

重归全球竞争“第一起跑线”

从国际上看，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信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和俄罗斯、中东、拉美提供能源资源的全球经济大循环，国际市场正在重整并积聚新动能。这意味着，近现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在创造、引领和规则全球有效需求的发展“制高点”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

这一背景下，从供给侧发力，精准定位世界供给市场需求，成为影响“十三五”最深远的战略机遇。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工信部赛迪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李燕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如果我们能够全力以赴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新动能异军突起和传统动能转型的新的“双引擎”，由低水平供需平衡跃升到高水平供需平衡，将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跃上新台阶。

2月18日，韩国主流媒体Money Today网站发表了题为《中国“馨厨”互联网冰箱抢占生态制高点》的文章，引发了全球冰箱行业的震动。去年10月份，这款由海尔冰箱开发成功的全球冰箱行业首款基于物联网的“馨厨”互联网冰箱，以人脸识别、全语音交互、食物识别、QQ物联、杀菌可视化5项交互技术率先进入“超智能时代”。

但很难想象，这款正在催动行业巨变的创新产品，最初来源于海尔用户在网上一句“不爱做饭”的抱怨。全国人大代表、海尔集团轮值总裁周云杰告诉本刊记者，海尔冰箱的设计师们把“什么样的冰箱会让人爱上厨房?”的疑问放在了交互平台，一石激起千层浪，最后参与“馨厨”冰箱创意讨论的竟有137万网友，形成了叹为观止的众筹众创，“这也是为什么‘馨厨’冰箱使用起来如此全能，因为汇集了来自各个年龄阶段、职业领域、喜好圈层用户的想法。”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委书记尤权则讲述了福建莆田华峰工贸的供给侧创新故事。这个身在产能过剩的传统纺织行业的地方企业，每年投入科研资金超亿元，在全球拥有超过120人的设计与开发团队，拥有国内外专利50多项，通过创新带动工艺和技术不断升级，成为国内唯一一家同时获得世界前三大著名鞋类运动品牌(阿迪达斯、NB、耐克)认证的面料供应商，产品订单已排到2017年后，其中自主知识产权产品Haptic签约订单排到2020年。

本刊记者采访中获知的另一个小人物故事，则折射出当前中国制造业地火涌动的创新热潮。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介绍说，在国人抢购日本电饭煲事件的刺激下，格力一位名叫孔进喜的研发人员，为了开发大松IH智能电饭煲，过去三年内不断做饭，用了四吨半、20多种不同品牌的大米，最终做出了最佳口感的水米配比方案。在她看来，这就是中国制造业当前最需要的“耐得住寂寞的工匠精神”。

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对此充满了信心，“从根本上说，发展的不竭力量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9亿多劳动力、1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是我们最大的资源和优势。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发展转向更多依靠人力人才资源和科技创新，既是一个伴随阵痛的调整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升级过程。只要闯过这个关口，中国经济就一定能够浴火重生、再创辉煌。”

改革涅槃“超级中国”

“从国际经济看，一个国家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一次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一次次生产力提升，产生难以想象的供给能力。”

权威人士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的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掘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简言之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降成本的“三去一补一降”。

他解释说，这“五大重点任务”是一个系统设计，从长期看，各项任务都有利于增强发展动力;从短期看，不同任务之间又具有对冲作用。因此，“五大重点任务”必须全面推进。当然，落实到一个地区，又会有所侧重，关键在于把握好度。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是事物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性原则的要求，要敢于和善于进行这种‘创造性创新’。”权威人士深有感触地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阵痛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阵痛是一朝分娩的阵痛，是新的生命诞生和充满希望的阵痛，是新陈代谢、是凤凰涅槃，这是值得的。”

而这份值得，就是未来五年中国即将冲顶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那一刻的“超级中国”：按照“十三五”规划目标，届时我国经济总量超过90万亿元，全员劳动生产率从人均8.7万元提高到12万元以上，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拉长历史视野算了一笔国际比较的“发展大账”：按不变价格计算，到2020年，全国GDP总量相当于1978年的42倍，相当于“一五”计划开始前的1952年的204倍，人均GDP相当于1978年的29.6倍，相当于1952年的83倍，大大超过了12个西欧国家用了180年(1820～2000年)的GDP增长倍数(为45.8倍)、人均GDP增长倍数(16.2倍)。

他意味深长地说，到时这将真正验证1962年毛泽东所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