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中国在未来5年的“十三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率要保持在6.5%以上，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为做好“十三五”规划开局第一年的工作，李克强总理还提出了今年要重点做好的八个方面的主要工作目标。其中，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李总理特别强调了要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及扩大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中国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打造中国制造金字品牌。
中国的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中国推行的供给侧改革和发展现代农业、网络经济等转型升级的新思路，给非洲和中非合作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一带一路”对接非洲共同发展
中国刚刚推出的十三五规划特别强调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共同建设国际经济合作走廊。
作为一种对外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的理念和倡议，“一带一路”这一旨在整合欧亚大陆经济发展的大战略同样包含了与非洲共同发展的内容。如“一带”中所指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就是要从海上联通欧亚非三个大陆，由此形成和“一路”(陆上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相通的一个海上、陆地的闭环。近年来，无论是习近平主席2013年访非时提出中国与非洲共同打造“中非利益共同体”，还是李克强总理2014年访非时提出帮助非洲建设铁路网、公路网以及非洲区域航空网络等“三大网”建设，以及习近平主席2015年底参加中非约翰内斯堡峰会时提出的“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其要义都是助推非洲大陆自身的互联互通、加强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互联互通，以及推动实现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两个对接”：一是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非洲工业化发展的产业对接;二是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与非洲复兴和发展战略的对接。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致力于实现互联互通，其实也是为实现“两个对接”创造条件。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助力。
众所周知，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非洲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交通运输业的不发达、糟糕的路况、电力供应不足等不仅使非洲国家间的区域贸易以及一国内的国内贸易成本高昂，而且阻碍了外资投资非洲的步伐。
和中国人民拥有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一样，非洲人民也希望实现减贫和发展的“非洲梦”。而实现非洲的互联互通和工业化即是实现“非洲梦”的必要条件和必经道路。为此，非洲国家以及非洲联盟已先后出台了包括《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the 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 – NEPAD，2001年发布)、《加速非洲工业化发展行动计划》(2008年发布)、《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宣言》(2013年发布)以及《非洲2063愿景》(Agenda 2063，2013年发布)等重要发展战略文件，希望通过工业化、经济融合和一体化将21世纪打造为非洲发展的世纪。因此，“一带一路”战略与非洲21世纪的发展战略可谓琴瑟相通，不仅可为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增添新动力，也可为南南合作开辟一条新道路。
事实上，中非间的这一战略对接不仅得到了非洲国家的响应，而且已经行走在路上。2014年底，埃及总统塞西访华时，强调埃及要摆脱经济困境的首要任务便是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并对中方建立丝绸之路和21世纪海上丝路经济带倡议表示支持，愿意发展与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双边合作。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时，中埃又签署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以及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经贸、能源、金融、航空航天、文化、新闻、科技、气候变化等领域多项双边的合作文件，将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两大抓手，将埃及打造成“一带一路”沿线支点国家。
此外，中国与非盟还于2015年1月27日签署了中非关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根据备忘录,中国将在“非洲2063年愿景”战略框架内，加强与非洲国家在铁路､公路､区域航空及工业化领域的合作，促进非洲国家一体化进程。如今，中国企业已经在埃塞俄比亚､吉布提､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等国开始了铁路､机场､工业园区和港口等项目的建设，用行动在谱写和实践中非发展蓝图的对接。
中非产能合作助推中非关系
中国经济在经过了过去持续30多年高速发展的长周期后，近两年来进入了以调整经济结构和消化过剩产能为主要目标的中高速增长“新常态”阶段。因此，在2015年12月中非约翰内斯堡峰会召开前夕，国际上有不少悲观的预测认为中国因自身经济增速下降、钱袋子收紧，恐怕将无法推出对非合作的大举措，甚至以前承诺的一些大项目都将受到波及。
然而，中国在约翰内斯堡中非峰会上推出了总额达600亿美元的超强度升级版“十大中非合作计划”。“新常态”下的中非合作逆势而上表明的不仅仅是中国推动非洲发展以及中非团结共度时艰的决心，而且也是互补型的新时代中非经贸关系发展的需要。
相比过去高速增长对原材料的强劲需求，虽然中国现今对原材料以及油气等大宗商品的需求有所下降，但凭借长期以来在工业化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成熟适用的技术和性价比很高的装备，以及傲居世界第一的充裕外汇储备，中国经济在对内调整结构的同时，对外经济合作也在从以往的“商品输出时代”向更为高级版的“资本输出时代”转型升级。近年来，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并购势头强劲，对外投资总量2014年已突破1000亿美元。中国从贸易大国向投资大国转型有利于中非经贸合作关系的结构调整，中非经济合作也有望从以往的原材料与工业制成品间的贸易互补关系升级为制造业和新能源、新环保产品开发、海洋经济开发等产业结构互补互助型的经济合作关系。
中国的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完善中国对外开放区域布局，深入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中非产能合作符合中非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具备发展的强大基础。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到了工业化中后期，产生了大量产能富余，而大多数非洲国家则处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对钢铁、水泥等产品需求旺盛，基本全部依赖进口，因此渴望引进这些产能，加快工业化步伐。非洲有丰富的人力和自然资源，中国则拥有资金、设备、技术、管理经验。中非产能合作历史性对接的条件已经成熟。
事实上，诚如“危机”这一中国名词中所蕴含的双重含义一样，“新常态”下的中非合作是“危(危险)”中有“机(机遇)”。虽然中国、非洲的经济增速相比过去均有下调，但不仅高于世界经济增速的平均水平，而且亚洲和非洲仍是世界经济增速最快的两大地区。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未来五年将使中国经济增速保持在6.5%-7%的中高速水平。考虑到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奠定起来的强大基数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规模，6.5%-7%的中高速经济增长完全足以支撑并推动中非经贸关系的继续发展。
根据十三五规划，未来五年中国要围绕结构深度调整、振兴实体经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以及拓展网络信息经济空间。这也势必给非洲地区和国家的发展带来一系列发展和合作机遇。从2015年底中非约翰内斯堡峰会公布的“十大合作计划”中可以看出，“新常态”并未制约中国加快走入非洲的步伐。在中非工业化合作、农业现代化合作、基础设施合作、金融合作、绿色发展合作、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合作、减贫惠民合作、公共卫生合作、人文合作、和平与安全合作等10大合作计划中，摆在首要和突出位置的就是中非工业化合作，即中非产能合作和推进非洲的工业化进程。为顺利推动这一举措，“十大合作计划”中专门设立了首批100亿美元资金的“中非产能合作基金”，并为中非发展基金和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各增资50亿美元。并拟与非洲合作新建或升级一批工业园区，设立一批区域职业教育中心和若干能力建设学院，为非洲培训20万名职业技术人才，提供4万个来华培训名额。
与非洲国家共享发展机遇
开放发展是十三五规划提出的中国五个重要的发展理念之一，中国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具体而言，规划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协同推进战略互信、投资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深入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加快对外贸易优化升级。同时，中国还要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扩大对外援助规模，完善对外援助方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免费的人力资源、发展规划、经济政策等方面咨询培训，扩大科技教育、医疗卫生、防灾减灾、环境治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减贫等领域对外合作和援助。这一理念及其指导下的对外开放举措，都将为非洲地区和国家发展带来利好。
可以预见的是，引领未来中非合作的旗舰项目将更多是跨国、跨地区的非洲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带动非洲制造业发展的工业化项目。另外，与以往主要由中国大型国企投资于非洲的能源矿业领域并承接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形成有益补充的是，未来中非产能合作的大军中将出现更多中国私营企业的身影。特别是中国私营企业在轻工业领域的丰富生产经验和较高技术水平将使其成为中国轻工业“走出去”的主要力量。
事实上，中非产能合作已经颇有成果。如在坦桑尼亚，该国作为第一批加入中国国际产能合作进程的非洲国家，已于2015年4月28日由中国国家发改委与坦总理府草签了关于产能合作的框架协议。坦正在制定的5年规划的核心也是工业化，以便与中国的产能合作相对接。从2009年起，坦桑尼亚开始启动出口加工区的建设，希望通过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达到吸引外资、扩大出口、增加就业、提高生产技术和经济管理水平的目的。目前已有来自中国的12家企业入住其出口加工区。中国民营企业“河北壮大玻璃公司”，在坦桑尼亚多多马市建设了年产60万重量箱玻璃项目，预计今年将投产。
总之，面对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格局的深刻变化，不仅“十三五”期间中国国内经济面临提质增效升级的迫切需要，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同样需要提质、增效和升级。唯如此，才能为中非关系发展增添新动力、开创新局面。
贺文萍：察哈尔学会(The Charhar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