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满变数的经贸活动领域，中美双方彼此都有各自的立场和对对方的要求，以期最大限度控制双边经济活动中的变数，在这一过程中，检验中美两国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信任。

在经贸领域，美国对中国的希望是进一步扩大自由贸易，货币金融政策更加市场化以及对美资企业提供透明、平等可预期的营运环境，而中国则希望美方进一步开放投资市场、进一步扩大尖端技术的合作、政治与经济脱钩。《十三五规划》中的对外经贸战略将对中美经贸关系构成直接影响。

扩大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的领域将会进一步加深和扩大，双方的贸易互补将会进一步显现。《规划》建议“加快对外贸易优化升级，从外贸大国迈向贸易强国。完善对外贸易布局，创新外贸发展模式，加强营销和售后服务网络建设，提高传统优势产品竞争力，巩固出口市场份额，推动外贸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转变，壮大装备制造等新的出口主导产业。发展服务贸易。”中美之间的商品交易，如果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的方向发展，美国国内将进一步享受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字，随着中国商品的增多，美国商品的零售价出现下降，例如家电价格每年下降9%，运动器械价格每年下降3%，以原价49.9美元的平底煎锅为例，随着中国向美国厨房用品出口的增加，三年间价格跌至29.99美元。由此可以预测发展服务贸易，将会带去更多便利。当然，比起传统的“美国是终极消费者”“中国是终极生产者”的“相互依赖症”，《规划》指出“实行积极的进口政策，向全球扩大市场开放。”一方面中国需要美国提供的技术、知识和品牌，另一方面也在消化国内储蓄，例如，去年中国服务业规模就首次超过制造业。

《规划》对中美贸易还有一定的隐性影响，比如双边自由贸易需要人员往来和交流的便利。《规划》提出“争取同更多国家互免或简化签证手续。”在2014年11月美国政府宣布：为前往美国从事商务和旅游活动的中国公民颁发有效期最长为10年的多次入境签证，为赴美留学的中国公民颁发有效期最长为5年的多次入境签证。据白宫发布的数据，2013年共有180万中国旅行者访问美国，为美国经济做出211亿美元贡献，帮助美国增加了10.9万个就业岗位。白宫预计，实施更加宽松的签证政策后，2021年将有730万中国旅行者来到美国，为美国经济贡献850亿美元，帮助美国增加44万个就业岗位。

优化营商环境

可以期待一个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一个利于合作共赢并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美国的一些政府官员和媒体评论，一直希望中国实施更多的金融改革措施，如外汇、货币政策等等。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操纵论和人民币低估论一直是争议的焦点。对于美国这样一个长期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来说，其需要大量的海外资本流入来支持其金融和货币体系，显然，中国在经济放缓、向海外进行资产多样化之际，既支持金融市场自由化又希望人民币汇率走强。有争议就意味着需要规范。因此《规划》强调“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转变外汇管理和使用方式，从正面清单转变为负面清单。放宽境外投资汇兑限制，放宽企业和个人外汇管理要求，放宽跨国公司资金境外运作限制。加强国际收支监测，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改进并逐步取消境内外投资额度限制。”这表明在未来五年中，中国将加速开放资本市场并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既是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纳入SDR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履行承诺的实际行动。中国希望用实际行动换得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支持，也同时对世界释放出改革的积极信号，中国愿意容忍经济增速进一步缓慢来实现经济的结构改革，并在全球经济中承担应有的责任，成为负责任的大国。

以往，中国政府为跨国公司处理了许多社会问题。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形成了完整的利益相关者的国内生态系统，包括消费者、供应商、员工、政府部门和社区居民等，并加入对企业道德和社会责任的监督。这些利益相关者从跨国公司优待政策的优待者乃至提供者，变成为投诉者、竞争者、监管者。因此跨国公司面临规范化和法治化的转变。对于垄断行为，窃取商业秘密、侵犯知识产权、搞坑蒙拐骗、假冒伪劣 、商业贿赂的违法行为要彻底杜绝。为此《规定》明确提出“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促进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完善境外投资管理，健全对外投资促进政策和服务体系。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扩大银行、保险、证券、养老等市场准入。推动同更多国家签署高标准双边投资协定、司法协助协定，争取同更多国家互免或简化签证手续。”

促进投资互补

透明、安全、公正的企业投资环境将促进相互间投资互补。就中美间的投资而言，双边投资协定(BIT)的谈判可以期待有大的进展。BIT谈判在实行“负面清单”管理的条件下，全面的对外开放，对两国两国一些行业的利益会有短期的损害，还涉及到国家安全、基础设施、技术转让、国企身份等问题。 规范》明确提出“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说明中国有决心克服一些结构性、制度性方面的问题，来推动贸易的公正和透明。因此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预测认为，如果中美BIT能在奥巴马任期内签署，未来五年美资有望在中国新开辟一个2000亿美元的“美国投资市场”，若再加上该市场带来的关联交易，则有望使投资规模达到4000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则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展开：截至2014年，中国企业已覆盖美国44个州，2015年，中国企业投资达157亿美元。

市场领域不仅仅只有竞争，也会带来国际的合作。例如美国在非洲推行“电力非洲”的计划，与中国推行的“一带一路”战略共同开发了第三国投资市场，2015年国机集团与通用电气(GE)公司在京签署战略协议，联手推动凯佩托风电项目，共同致力于非洲地区的清洁能源工程。既造福了第三方地区，又拓展了投资运作的空间。类似的项目如果能在全球拓展，对全球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将起到很好的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的特殊作用

最后，“一带一路”的战略，在某种意义上能对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进行弥补，“丝路”经济带，穿过中亚，经过阿拉伯地区，对这一区域的经济能起促进作用。例如，美国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不等伊拉克局势稳定，就撤离，造成伊拉克局势动荡，ISIS崛起。芝加哥大学的米尔斯海默教授就认为，美国的作为为恐怖主义提供温床，要对伊拉克的乱局负主要责任。假设一带一路的战略能切实在这地区发挥作用，恐怖主义的基础也将大大削弱。这不是简单的牵强附会，美国历史学家梯加特在《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曾这样描述：每当中国西域地方政局平和，牧歌悠扬，各部族向汉朝廷称臣纳贡、驼队马帮西去东来之时，西亚及欧洲境内大多宁静无事，罗马帝国与四邻蛮夷也相安无事;一旦天山南北发生动荡，东西交通阻断，帕西亚的骚乱便随之而起，继而便在罗马史家笔下记载了一系列的战争和蛮族入侵事件。

大国的关系有合作有竞争有磕碰，关键是信任，这种信任应该是建立在不断深入交往的基础上，有别于结盟和约束。所谓信任，举个例子说，你认为对方是坏人，则对方做的任何事都是有敌对的意思，而如果对方是可信赖的人，即使有磕碰竞争也是可以协商的。如《规划》所说“秉持亲诚惠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完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以企业为主体，实行市场化运作，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正是互信打造的基础。

杨晖：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