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位于中国浙江省中部，在长达2000年的城市史中，一直是一个农业县。由于贫瘠的土壤和多山的地形，这里曾是浙江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20世纪80年代，义乌开始大力发展市场，经济随之腾飞。 

　　2005年，义乌被联合国、世界银行与摩根士丹利等机构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从中国最贫穷的农业县之一到富裕的商贸城市，义乌用了30年。支撑这一转变的，是有效的城市治理和富有活力的市场——它们持续吸引着来自国内外的青年，保持了义乌作为“世界超市”的竞争力。 

　　2026年7月6日，浙江义乌，很多外籍学生来到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进行学习和提升。（摄影：董宁） 

“管得住”也“放得开”：城市治理的义乌实践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义乌面临的治理挑战是空前的。伴随着市场的崛起，来自国内外的人口快速涌入这座小城寻觅机会。据《义乌市志》记载，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义乌的常住人口数量增加了一倍，从91.3万人上升到123.4万人。到2025年，进一步增加到194.3万人。外籍人士的快速增长对地方治理体系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1989年入境义乌的外国商人仅27人次，义乌国际商贸城一期市场于2002年投入使用后，入境人次迅猛增长，2002至2008年，义乌入境人次翻了8.5倍，达到26.6万人次，2025年更是攀升至68.1万，创下历史新高。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地的人员汇聚义乌，人们操着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从事不同职业，传统的治理模式在面对如此纷繁的多样性时捉襟见肘。面对这一考验，义乌的答案是以数字治理、基层自治、社会组织参与等激发各方力量参与城市管理，并共享治理成果。 

2026年7月9日，浙江义乌，外籍志愿者在鸡鸣山社区为路人准备了清凉解暑的饮料。（摄影：董宁）

　　走进义乌国际贸易服务中心，可以看到与外籍人士相关的所有政府职能和服务柜台，包括结汇、工商登记、签证、公共服务等都在此集中，实现一站式服务。该中心于2012年成立，如此便利的背后是一整套数字化治理系统。在义乌，几乎每一位外商都有一张“外籍商友卡”，这张卡从2016年7月开始发放，至今已累计发放超过30万张，被外商亲切地称为在义乌的“身份证”。这张卡不仅能够帮助外商在公交乘坐、自行车租赁、图书借阅、城市泊车、就医就学等25个场景享受“居民待遇”，而且基于这张卡，各部门打破数据隔离，将分散的服务整合到一个平台。2024年5月上线的“义境”App集成了政务、商务、生活领域的126个服务事项，外商能够在线处理各类涉外事务，一站式获取个性化的生活服务。“人不跑，数据跑”是义乌兼顾秩序与活力的技术方法论。 

　　数字化只是工具，治理的核心在于人。在义乌，有来自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2万余名外籍居民在此长期生活，这里还是中国少数齐聚了56个民族的地区，截至2026年初，有32.3万少数民族群众在此扎根。为此，义乌政府在治理过程中与民众保持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比如，义乌创新推出了“以外治外、以外调外”的方式。在街头、在社区，常能见到外国志愿者的身影，他们是热衷公共事务的代表，熟悉本国文化和商业习惯，能在外商之间发生纠纷时充当“润滑剂”。2003年起，义乌市人大每年邀请热心公益的外商旁听人代会、座谈建言，不少建议迅速落地。外商们在治理进程中的深度参与实质上转化为了他们便利的工作生活环境，进一步提高了参与热情。 

义乌国际商贸城被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摄影：董宁）

　　活跃的社会组织在义乌的治理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义乌人的一天非常丰富，除了正常的工作生活，还会参与各类组织的活动，这些活动的发起方包括商人之家、志愿者小组、社工组织、球队、读书会、商会、老乡会等民间力量。义乌的社会组织极为活跃，这使得民众参与社会事务的渠道非常多样。人们不仅在各类社会组织中交朋友、找乐子，还由此参与行业自律、能力提升、慈善事业乃至政企沟通等具有广泛公共效益的事务。许多促进中外民间交流的组织如采购商服务中心、世界商人之家俱乐部等都邀请外商担任负责人，为社会力量与政府的有效合作提供了平台，成为公共服务的重要补充。 

“进得来”也“留得住”：青年选择义乌的理由

　　青年时期往往是人生中外部支持最少、资本拥有量最为稀薄的阶段。因此，对青年而言，“可负担的发展”至为关键。与大都市以高薪酬、大平台争夺高端人才不同，义乌走出了一条差异化的引人路径，即用极低的就业创业门槛、完善的服务生态和可控的生活成本，为充满梦想但资源不足的创业者，尤其是青年创业者打开一扇门。 

　　在遍布义乌的各类创业园或专业街上，随处可遇正在紧张忙碌的年轻人。支撑他们远道而来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义乌较低的“试错成本”。截至2026年，义乌在册市场主体已超110万户。按当地常住人口计算，平均约每两人中就有一个“老板”。在这里，缺乏资本的年轻人可以先打工，用业余时间去市场批发货物，拿去夜市摆摊，许多人用这种方法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被誉为“中国网店第一村”的青岩刘村，第一批入驻者中许多是来自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他们用摆摊赚到的钱开设网店，一些人在毕业时就已身价不菲。 

义乌国际商贸城吸引众多国外客户 （摄影：董宁）

　　与大城市不同，义乌少有封闭式的单元社区，这里遍布各处的是6层左右的小楼房，每一栋楼房的一楼是门面或仓库，二楼以上则是性价比极高的租赁公寓。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是市场。外乡人能够轻松驻留，并开启人生的第一次创业。这一点，令许多从武汉、广州迁居而来的外国商人印象深刻。他们自述在义乌，不必再担心长距离的通勤和高昂的生活成本，可以将更多时间用来交友、学习和尝试。 

　　之所以能实现这些，不仅是因为小城市特有的低成本优势，还在于义乌完备的服务业生态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在义乌，即便不懂外语，借助完善的产业链服务商，也能够轻松参与国际贸易。在各类电商产业园，密布着大大小小的培训机构以及供应链、物流、报关、翻译等企业。同时，政府通过“最多跑一趟”“无证明城市”建设等改革提供了便捷的政务服务，无论中外青年，创业均无需复杂手续。外商们常津津乐道的是，注册外资企业或个体户时免于提交房产证明，实行住所申报承诺制，省去了极大的麻烦。 

2026年7月8日，浙江义乌，利用暑假前来义乌参观学习的研学团。（摄影：董宁）

　　据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UNECA）数据，过去20年，非洲年均城市增长率为3.5%，是发展中国家中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这一趋势预计将持续到2050年，届时非洲的城市人口将翻一番，从7亿增至14亿，城市化率升至60%，成为仅次于亚洲的第二大城市人口大陆。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得加速就业创造与经济增长迫在眉睫，2025年世界银行分析指出，非洲每年有高达1200万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但仅创造约300万个正式岗位。如何在城市快速扩张的过程中兼顾秩序与活力，并为大量涌入的青年提供新的发展机会？义乌的实践为这一命题提供了一个可供观察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