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埃及伊斯梅利亚市，由中国公司修复的苏伊士运河平旋桥6月5日完成对接试验。（新华社图） 

　　随着中国与非洲国家合作日益加深，西方国家对所谓“新殖民主义”表示担忧。他们把中国借给非洲国家用以发展的借贷无端描述成“债务陷阱外交”。但分析中国借债给非洲国家用于发展的事实来看，西方国家的论断与事实不符。 

　　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接受《中国与非洲》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些国家由于无法实现经济增长，也不能通过出口创汇清偿债务，从而陷入债务危机。但是，究竟是谁让非洲落入了债务陷阱呢？ 　  

　　非洲债务危机的背后 

　　美国一直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表示担忧。恰在此时，所谓中国“债务陷阱外交”论调应运而生，西方国家记者、学者和政客纷纷跟风炒作。美国政府也乘机利用这一论调企图削弱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联系。 

　　林毅夫强调，与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相关的讨论绝大多数是基于西方国家的想象，而非事实。一些非洲国家的确在偿还债务上遇到一些困难，但稍做研究就会发现，这些面临债务危机的国家，他们的债务绝大部分来自西方国家。 

　　“即使是债务最高的国家，他们借中国的债也只占他们未偿债务的20%。如果说他们陷入了债务陷阱，诱其下井的，应该是西方债权人，而非中国。”林毅夫说。 

　　林毅夫的论断也可以从英国慈善机构“债务正义”7月11日发布的一个报告中得到证实。报告指出，非洲政府欠西方国家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石油交易商的债务是来自中国贷款的3倍，而且他们的利息也是中国的2倍。 

　　“债务正义”报告显示，只有12%的非洲债务来自中国，利息为2.7%。然而，西方债权人坐拥非洲35%的外部债务，其利息高达5%，几乎是中国利息的2倍之多。 　　  

　　西方的弱肉强食法则 

　　世界银行报告称，非洲国家向私人债权人所借的外债（不包括中国的债权人）达2470亿美元，其中，429亿美元来自包含38个国家在内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其余债务（约2041亿美元）为外部债券，99%都是按照英美法律管辖。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些债务缠身的国家试图申请债务减免的时候，就会遇到困难，这些组织的律师会让申请无效。值得一提的是，95%的外部债券来自美国、英国、欧盟和瑞士的私人公司。 

　　上述债权人向非洲国家发放了数量最多的债务，他们却并未执行用以缓解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债务和经济危机的“债务服务暂停倡议”，而中国在2021年2月按照“债务服务暂停倡议”向十余个非洲国家实行了债务减免。 

　　由于几乎所有的国际债务合同都由美国法律管辖，大多数债券合同由英国法律管辖，西方国家政府需要立法，鼓励私人债权人参与债务重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高领导人呼吁英国和美国对私人债权人进行管理，以便继续重组深陷债务危机国家的外债。 　  

　　消费性债务与生产性债务 

　　林毅夫指出了中国对非债务的几个重要特点。他认为，非洲国家没有必要对他们的债务数量太过担心，债务的重点在于是否用在促进经济发展和鼓励出口创汇。 

　　“中国的贷款和其他国家的贷款有明显的区别。中国借出去的贷款大部分用于支持投资，鼓励增长；而其他国家的贷款一般用来支持政府预算花费。当然，这些贷款初衷是好的，但它们主要用于支持消费，而不是支持生产。”林毅夫说。 

　　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那些放贷支持消费的西方国家，反过头来用“债务陷阱”的说辞来指责中国。这些说辞并非为了非洲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西方国家的一己私利。然而， 由于西方国家掌握了全球媒体的话语权，它们很容易在全球范围内挑起话题。 

　　中国非洲项目总编辑埃里克·奥兰德认为应该聚焦数字本身，而不是轻信各类诸如“中国将要接管非洲国家”等充满幻想的说辞或故事。“仅凭4%到10%的债务，一个国家不可能接管另一个国家的。”奥兰德指出。 

　　如前所述，这些国家绝大多数不可持续的债务都不是来自中国，来自中国的贷款主要用来开发资源，推动增长、生产、就业和对外贸易。区分消费性债务和生产性债务是很重要的。 

　　“问题不在于债务水平，而是在于债务向GDP的转化率。当一个国家经济停滞不再增长，或者不能通过出口创汇来清偿债务，债务问题就跟随之而来了。”林毅夫说。 

　　他举例说，一个国家的债务向GDP转化率为70%，那么，高速经济增长以及大量货物出口可以很好地帮助该国偿清债务（包括利息和本金）。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债务向GDP转化率是10%，那么该国缺乏经济增长和出口能力，它们在偿还债务的时候就会遇到问题。 

　　若要发展经济，国家首先要根据其自身的竞争优势选择发展行业，比如农业、矿业和工业。竞争优势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林毅夫认为，非洲需要大量基础设施和工业转型，这些都需要贷款。 

　　“因此，如果中国能够带来资金，改善电力供应、公路互联，即使这些项目都需要贷款，非洲国家也能够提高生产率，从而创造财富。”林毅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