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的华侨华人
李 英
澳大利亚现在有56万华人，其中一半在悉尼。
新移民的生活
澳大利亚地广人稀，物产丰富，风光优美，但是工业和制造业并不发达，市场也不大。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下子涌进大量的以读书为名实际是来“扒分”的人，工作十分难找。
一些文化人，他们对于移民生活、中西文化碰撞可能比一般新移民更敏感、强烈。文学评论家朱先生谈到一些新移民在移居澳大利亚前就已经是职业作家，他们企图在澳大利亚继续保持那种写下成熟风格作品的生活方式，而且正沉浸在话语的空前快乐之中，却完全丧失了遭到有效倾听的机遇。对于英语读者，他们的作品是一堆根本无法解读的符号；而对于具有强烈金钱欲的唐人街居民来说，它们只是一些多余、可笑、毫无实用价值的废物。
在一些俱乐部和华人社团的活动中，常常能听到一些熟悉而亲切的歌声，而且感觉还很专业水平。知情者说，这些人中不少原先是中央级艺术团体的大腕，当时以什么名曲“火”了大江南北。但现在有的则明显底气不足，唱来唱去还是两首老歌，艺术生命就这样断送了。还有的是刚刚打完工赶来，有这种热情就算不错了，还能苛求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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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尼唐人街上一华人小女孩与妈妈 |
一位来自中国南方某重点大学的高材生到澳大利亚已有6个年头，仍然没有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一直在餐馆、菜园、洗衣店、油漆加工厂打黑工，直到90年代末才获得身份，找到一份较为稳定的超市送货员的工作。他不无感慨地说，悉尼郊外住着数万名像他这样“洋插队”的打工仔，并且大都有大学毕业文凭。他们有的转行搞服装、开杂货店、开出租车，以自己的劳动养家糊口；有的半工半读，过了语言关，学了一技之长，做到生活无忧，但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无法排遣的淡淡忧郁。而有的固守中华文化的衣钵，对于融入主流社会，甚至英语持排斥态度，生活更是艰辛，成了名副其实的“边缘人”。
最近几年来澳大利亚实施招才纳财的政策，华人新移民比起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留学生、新移民，从总体上来说，他们钱多了，适应社会需求的技能高了。特别是一批晋入“雅皮士”一族的华人，他们不像众多老前辈那样，历经熬身份、打苦工的艰难时世，相对而言过着比较轻松的生活。
当然，更多的是由留学生身份转变为新移民，由临时居住变为永居，并在这块陌生的土地站稳脚跟，安居乐业。他们大多有一个较稳定的工作和小生意。他们吃亏在于语言而非智力。但他们用自己的辛苦所得，买房子、换新车，以及调整自己喜爱的工作。同时，他们还注重对子女用中华文化进行教育，吸收中西方教育的长处，有望实现自己未了的梦想。
悉尼唐人街2005年换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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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尼唐人街牌楼上写着：《四海一家》 |
新南威尔士州华裔上议员曾筱龙不久前在悉尼表示，澳大利亚主流社会有做新年计划的传统，华人社区也应该考虑在新的一年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华人在做好自己的生意和改善生活的同时，也要改善社区整体环境，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扩大唐人街计划。
悉尼唐人街是公认的澳大利亚最佳唐人街，这不仅因为她地处悉尼市中心，靠近著名的达令港、星港城赌场、动力博物馆等旅游景点，有众多的食肆和商店，而且还因为她的悠久历史以及文化遗产所蕴涵的人文精神，正是移民历史和多元文化的集中反映。唐人街牌楼上的“四海一�"几个大字，将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凝聚在一起，相互包容，和谐共处。
今天的唐人街，是不断发展的结果。最早的悉尼唐人街是在岩石区，和市内的码头相连，在北佐治街有许多商店，这里就是事实上最早的唐人街。当时，许多华人也开始移向金宝街和贝尔街，接近菜市场，方便居住和经商、种菜园、养鱼、从事手工制造业。之后，唐人街向北延伸至莎瑟街，并和海港街及德信街组成现代唐人街。至1900年，绝大多数华人认为喜市场是他们的居住范围。1920年代，德信街真正成为华人活动的中心区域。至此，唐人街最终形成。
曾筱龙说，悉尼唐人街和悉尼市政厅历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市政府拥有大部分唐人街的物业，后来市场搬到费来明敦，华人开始购买唐人街的物业，市政府因此要经常和唐人街的业主和商人打交道，特别是保护卫生。1971年，悉尼市政府和华人社区合作，成立了美化德信街华人委员会，1980年新的唐人街步行街形成，唐人街开始蓬勃发展。
曾筱龙指出，从狭义上来讲，现在的唐人街是从喜街到高宾街的德信街步行街，曾筱龙和一些华人社区领袖谈论过，他们都希望将唐人街沿德信街延伸至利物浦街，并建一个新的牌楼，种植绿树，增加夜市，和现在的唐人街连成一体，使更多商家进入这一地段经营商店，扩大和繁荣唐人街的商业和文化生活。
从广义上来讲，唐人街范围北面与悉尼市商业中心、达令港毗邻，南面连接娱乐中心、悉尼科技大学、中央火车站。唐人街步行街是通往这些重要地点的绿色信道，扩大和美化的唐人街将把悉尼的重要商业区和旅游点连成一片，游客可以从唐人街一直步行至环形码头、植物园和悉尼歌剧院。这种变化将增强唐人街对亚洲游客和澳大利亚本国游客的吸引力，带动唐人街的生意和社会繁荣。因此，扩大唐人街的工作值得华人社区去做。
目前，位于高宾街和德信街的旧工会大楼正进行改建，装修后会有更多社团搬进来，今后的华人社会活动会更加丰富多彩。
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子女
澳大利亚的华人孩子每天在校、在家使用两种语言，受到两种文化的熏染。如果说，他们的父辈来澳大利亚后虽经努力奋斗仍不免常有“边缘人”的感觉，这些孩子却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别无选择”地成为两种文化的结晶。
父亲打儿子，儿子叫警察
中国的传统教育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主张父母严格管教子女。很多中国人移民海外后，依然保持了这种教育观念，王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8岁的儿子在澳大利亚的小学上了半年学后，一天又惹王先生生气了，正当他准备揍儿子一顿以示惩罚时，儿子理直气壮地说：“你敢打我，我就叫警察！”原来，王先生儿子所在的学校告诉孩子们，父母不可以随便打骂子女。
王先生的朋友告诉他，如果孩子真把警察叫来，他将面临一系列的麻烦，孩子可能要被带走监护起来，他要接受检查，社区的心理医生要对他进行辅导，教他如何教育孩子等等。
按照中国人的观念，自己的孩子无论怎样打骂、管教都是家事，别人管不著。但在西方人看来，孩子是与成人平等的个体，父母应该尊重孩子，随便打骂孩子的家长可能会因虐待罪而受到处罚。
腼腆女儿卖巧克力
由于人口不多，高等教育又很发达，澳大利亚中小学教育系统的设计不考虑升大学，课程轻松，也没有家庭作业。孩子们的很多时间都消耗在板球、足球、游泳等体育活动上了。
学习上，老师也不督促，是否努力，全凭自觉。但是澳大利亚教育非常重视能力的培养，中小学的不少课程就是为提高实用技能和动手能力而设计的。
张先生经过一番奋斗，在澳大利亚一所大学谋得一个讲师的位置，生活安定下来后，也把家里人接过来。女儿在中国国内上小学时成绩中上，到了这里的学校，成绩却非常突出，尤其是数学，学校还特许她跳级。
他非常满意女儿的听话和用功。但是有一天，学校老师委婉地提醒他，孩子太内向，过于腼腆，家长应鼓励她接触社会。不久学校批发给每个学生一些巧克力，让他们自己去卖。老师特意多给张先生的女儿一些，还叮嘱张先生一定帮助孩子卖掉巧克力。随著时间的推移，张先生发现女儿变得越来越开朗、自信和健谈了。
学英文不忘讲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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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邱维廉先生在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致辞，表达对邓小平的崇敬和怀念 |
华侨华人在海外除了要为生存而奋斗，还面临更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在与当地社会相融和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找到平衡。
绝大多数在澳大利亚的华侨华人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通晓中、英两种语言，要求孩子在家里能讲汉语。在许多社区里，都有中文学校，周末学校的教室里坐满了在澳大利亚生长而愿意学习中文的孩子。
金先生是个事业成功的生意人，有一儿一女，14岁的女儿汉语、英语讲得都非常流利，常常为父亲的中澳生意伙伴做翻译。原来女儿刚上小学，就被他送回国内读了几年书，汉语很流利了才回到澳大利亚。
现在他正考虑让已上小学的儿子也回国几年，学习汉语。金先生说他基本每年都要带孩子们回中国，不仅让他们有个语言环境，也让他们感受祖国的变化，不要忘记自己的根。
李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在出国学语言的热潮中来到澳大利亚。他在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之后，开始认真培养孩子。澳大利亚的中小学是义务教育，家长不用为孩子掏学费，而中文学校却是收费的，但李先生还是坚持让孩子上中文学校。孩子上高中后，他还专门请在澳大利亚大学教中文的教师教孩子古汉语和中文写作。
现在，如果有人问他的儿子将来想干什么，他都直言相告，要做一名外交官。对此，他常对朋友们幽默地说，他们两代人最明显的差异就是——他当年为求在澳大利亚立足，只能去学最易找到工作来养家的专业；而他的儿子却可以凭自己的兴趣，去构想、实现新一代华侨华人对生活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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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大批中国人（以广东人为主）以契约华工身份移居澳大利亚，最多时达3.8万人左右。80%以上在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及昆士兰各州的金矿区以淘金为生，少数人从事小商小贩、牧羊工、渔业工人及家庭佣工等工作。19世纪末叶金矿逐渐枯竭后，主要以种植蔬菜水果，从事其他农业及中小商业维持生计，少数经营进出口业。广东中山人马应彪、郭乐兄弟、刘锡基、李敏周及蔡昌兄弟于20世纪初先后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创办先施、永安、新新及大新四大百货公司，以经营百货为主，兼营酒楼、金融、保险及纺织厂等。20世纪70年代末，来自各国各地区的新华人移民急剧增加，华人经济获得较快发展。20世纪90年代实力的情况大致如下：大部分人经营中小商业，如杂货店、珠宝店、电器商行、五金店、药房等等。据1996年初资料，澳大利亚华资杂货商店贸易公司约有5600家。较大的贸易公司是许景河创立的基伯贸易公司和潘俊义创立的潘氏企业公司，均经营向台湾地区出口澳大利亚优质牛肉等业务。1992年，华商傅显达创立裕丰有限公司，拥有坎农山购物中心和Sunnybank广场购物中心等大型商场。华资经营的餐馆约有8600家，以中餐馆占绝大多数，亦有少数西餐馆、外卖店等。营业规模不大，每家资本额自5万澳元至100万澳元不等。电器、汽车零件、家具、钟表、眼镜及首饰店等60余家，报馆4家。服务行业（夜总会、酒吧、电影院等）35家。书店、影印店、照相馆60家。金融保险38家。旅行社数家。食品加工厂29家。纺织厂、成衣厂60家。电子厂38家。有1万多人种菜或经营果菜种植园。有1/3左右华人从事专业（会计师、律师、教师、工程师及医师等）及行政工作，少数资金雄厚者从事房地产、银行、进出口、酒店、冶炼、超级市场等业，资本达数千万至上亿元。较著名并列入当地富豪榜的华人企业家有陈秉达（陈百纳）、邱德拔、胡仙、李明治、陈锡恩（陈大年）、谢豪华、蔡氏家族及王氏家族等。其中一些为东南亚国家及香港的移民。
华资房地产开发业发展迅速，约有420家。东南亚大型华资企业集团亦在澳大利亚投资开发或收购房地产。1993年，马来西亚郭鹤年兄弟集团在悉尼等地收购大量房地产，并改建为大型住宅区。马来西亚陈振南家族拥有的怡保花园集团亦在悉尼兴建大型商场、酒店、办公大厦等。这些房屋的购买者多为当地华商和台湾的厂商及新移民。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澳大利亚华资经营的旅馆、旅行社、纪念品商店等增至1300多家。投资者多为新加坡华商，占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由于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新移民日益增多，中医诊所已增加到1000家以上，也有马来西亚华商创立护理公司和私人医院等。相应的服务行业如洗衣店、理发店、移民顾问公司等也增至530多家。
华资经营的工业以食品加工业、纺织及成衣业、化工业等为主。鱼、肉、蔬菜、水果的冷冻加工厂有320多家，成衣厂商有220家。华商陈锡家族经营的纺织成衣厂规模最大，资产总值约9000万澳元。台湾的宏基电脑公司、东元电机公司、台湾糖业公司等大企业都有在澳大利亚设立装配厂和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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