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　文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自1952年成立之初，即担负起国家盛大典礼的演奏和国家对外交往司礼等重要使命，成为赫赫有名的国家第一司礼乐团。现任该团团长的国家一级指挥于海，自1971年参加这支乐团以来，先后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几代国家领导人和许多重大对外国事活动演奏、指挥过，并担任了国庆50周年阅兵庆典乐团总指挥。他伴随着这支司礼乐团走过了30多个难忘的岁月。

毛泽东曾说：“天安门广场有这么大，应该成立一支千人的军乐团才相称。”

1949年开国大典和以后两年的国庆典礼上，担负演奏国歌和乐曲的，是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区乐队抽调组成的联合军乐团。1951年国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广场上的演奏队列，忽有所感，便对阅兵总指挥聂荣臻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天安门广场又这么大，应该成立一支千人军乐团才相称。”此后，国家正式建立一支大型正规军乐团的设想便开始实施。

1952年7月10日，军乐团正式成立，全称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军乐团”，人员共1000多人。中央政府专门批了80万元组建乐团费用，其中一半用来购买乐器，一半用来筹建营地。第一任团长便是指挥过开国大典奏乐的著名指挥家罗浪。

罗浪清楚地记得：在讨论开国大典阅兵式选用的音乐曲目时，曾有人说选用德国的，认为德国乐曲是阅兵乐曲的主要流派；也有人说选用苏联的；但罗浪认为我们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应该选用我们自己的乐曲。于是他拟订了一份曲目单，选了《八路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团结就是力量》《军队进行曲》等。这份曲目单送给国家领导人阅审，毛泽东亲自做出批示：“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

这期间，曾有人向毛泽东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建议，认为中国的国乐是民乐，每年国庆典礼上应演奏民族器乐，建议重组一个千人民乐团，担负司礼庆典演奏，而应摈弃演奏西洋管乐的“千人乐团”。后来，这个大型民乐团果真组织起来了，但他们并没有取代军乐团，而是组成了一个方队，穿插在走过天安门的游行队伍中间。

毛泽东对此发表了意见，他说：“咱们的军乐队，还是用西洋乐器，不必敲锣打鼓吹喇叭。”正是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新中国建立了第一支正规的军乐司礼乐团，同时也保持了军乐应有的特色。

五十至六十年代，军乐团除主要担任每年五一、十一两次庆典游行的演奏任务外，还承担许多大型活动和庆典演出，国家的外事司礼演出。后来，随着军队乐团编制的大裁减，这支千人大乐团，减到了两三百人，此后一直保持了这个规模。

半个世纪以来，军乐团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培养出了一批批中国乐坛一流的演奏家和作曲家、指挥家。特别是在管乐、打击乐领域卓荦冠群的人物。如著名小号演奏家朱尧洲，著名长号、圆号演奏家李复、关大方，黑管演奏家鲁济生，打击乐演奏家刘光泗等。其中刘光泗还被特聘为中央音乐学院打击乐教授。

60年代，一曲悠扬的“麦浪滚滚闪金光”旋律曾在全国家喻户晓，这就是曾荣获国家音乐大奖的、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团体操主题曲《丰收歌》，其作者就是军乐团著名作曲家付晶。付晶还创作了脍炙人口的进行曲《团结友谊进行曲》，至今仍是中国国宴上保留的祝酒曲目。

西哈努克亲王拉着于海的手说：“把我创作歌曲时的内心感情完全表达出来了！”

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建团后的一项最常规任务，就是在外国元首来访的迎宾仪式、欢迎宴会上演奏。在于海的指挥生涯中，经历的这种场合也是最多的。

在这种场合，乐队演奏的乐曲，往往是宾主交谈的主要话题之一。一首乐曲或一段优美的旋律，有时能使一些复杂严峻的话题变得轻松愉悦，有时能把友谊融洽的气氛渲染得更加浓郁。

在于海珍藏的相册中，有各国来宾与中国领导人与他交谈、举杯问候的照片。例如新加坡两任总理李光耀和吴作栋，韩国总统卢泰愚和金泳三，还有日本首相铃木善幸、竹下登、海部俊树、细川户熙等等。

最令于海难忘的，是他与西哈努克亲王的情谊。1983年12月，西哈努克亲王率柬埔寨代表团来华访问。15日晚，中国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欢迎亲王及其代表团。于海指挥军乐团演奏了亲王作词谱曲的《怀念中国》之后，西哈努克亲王激动异常，随即举杯来到于海面前敬酒。他握着于海的手说：“你和你的乐队演奏得太出色了，把我创作歌曲时的内心感情完全表达出来了！”

当时主持宴会的国家主席李先念低声对于海说：“亲王动情了，你能不能把这首乐曲再演奏一遍？”于是《怀念中国》的旋律又起，把宴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从那以后，于海多次为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演奏指挥。每次演奏之后，亲王都要和他拥抱，向他祝酒。亲王在北京过生日，也要邀请于海带小乐队到他下榻的寓所演奏助兴。动人心弦的乐曲，每每使得亲王抑不住激情引吭高歌。

在西哈努克亲王70岁生日的晚宴上，于海再次应邀前往指挥演奏。西哈努克亲王为了感谢于海带给他的音乐享受，请莫尼列王后邀请于海共舞。于是在于海的相册里，又保存了一张与莫尼列王后共舞的珍贵留影。

1992年时逢中日建交20周年，日本天皇明仁应邀来华访问。这是日本天皇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国土，中方为保障日本天皇的安全，进行了严密的部署安排。甚至取消了欢迎晚宴上，按惯例来宾为乐队演奏祝酒的程式。然而，军乐团在于海指挥下的精湛表演，深深打动了天皇和皇后，每当一曲终了，他们便从坐席上起立鼓掌。特别是听了《合欢树》乐曲后，宾客更为兴奋，一再要求当面向演奏者们表达感谢与赞叹。接待部门只好改变了事先安排，允许天皇夫妇与军乐队成员会面。皇后美智子握着于海的手说：“您指挥得太精彩了，谢谢您。”

1998年，军乐团在江泽民主持的欢迎奥地利总统托马斯克莱斯蒂尔的宴会上演奏《拉德斯基进行曲》

1998年9月18日，江泽民主席主持的欢迎奥地利总统托马斯·克莱斯蒂尔的宴会上，于海指挥着军乐团为宴会演奏助兴。优美的旋律，使来自世界音乐之都的托马斯·克莱斯蒂尔总统陶醉。演奏到最后一首约翰·施特劳斯作曲的《拉德斯基进行曲》时，高潮出现了。托马斯·克莱斯蒂尔总统高兴地从坐位上站起来，指挥与宴的宾主们，大家随着进行曲的节奏鼓掌。

一曲终了，江泽民主席和托马斯·克莱斯蒂尔总统一同来到演奏家们之间，江主席说：“托马斯·克莱斯蒂尔总统非常欣赏你们的演奏，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想请你们再为总统和奥地利贵宾们演奏一曲《蓝色的多瑙河》。

于是，乐队在于海的指挥下，再度演奏了这首有130年历史的，极富感染力的世界经典圆舞曲，伴随着欢快的旋律，在场的人们轻声吟唱，鼓掌合拍。江泽民主席情不自禁地带起身边的中方翻译，翩翩起舞。紧接着，奥地利的翻译，也邀托马斯·克莱斯蒂尔总统跳了起来……在场的人都为他们热烈鼓掌，友好融洽的气氛，在宴会大厅里荡漾。

芬兰国际军乐节上，组委会秘书长将象征军乐节最高荣誉和褒奖的会旗，赠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

自9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便以中国一流专业音乐团体的资格，逐渐走上国际舞台。他们代表中国参加了多届“国际军乐节”，不仅展示了中国军乐的风采，也传递了与各个国家和军队的友谊。

1994年6月，于海带团参加了在芬兰哈米那市举办的“国际军乐节”。

在那次军乐节上，先行亮相的是曾连获两届军乐节第一名的美国欧洲军团军乐队，接着是俄罗斯圣彼得堡海军军乐队。他们精湛的演出技艺，以及对爵士、摇滚、民族风格的把握，似乎都无可挑剔。

然而于海自信地认为，这些名乐团固然优秀，但中国军乐团一定能表现出自己的优势。当中国军乐团开始演奏《芬兰颂》时，场内十分安静。《芬兰颂》是芬兰最著名的作曲家简·西贝柳斯的代表作，创作于1899年。它充分表现了芬兰人民反抗沙俄殖民独裁统治，热爱独立和平和自由的精神，被誉为芬兰的“第二国歌”。

军乐团参加1994年芬兰国际军乐节

随着于海手中银棒的起落，《芬兰颂》在铜管合奏中进行，粗犷、强烈而沉重的旋律表达出受禁锢的人民所蕴藏的反抗力量和对自由的渴望，继而音乐突然加快，铜管乐和定音鼓带出了强烈刺激的节奏，仿佛是紧张激烈的战斗场面，最后，乐曲逐渐烘托出了颂歌主题，曲调庄严舒缓，抒发了芬兰人民热爱祖国的崇高而神圣的感情。

或许由于中国与芬兰都有过相似的民族劫难的经历，或许由于身临其境的特别感悟，中国军乐团在演奏这首芬兰著名乐曲时发挥得特别出色，他们对音乐内涵、情绪的处理和表现，深深打动了芬兰的听众。许多人热泪沾襟，对演奏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演奏完毕，当翻译向在场观看的芬兰哈米那市女议长介绍于海，称赞他是非常优秀的指挥时，这位女议长在一连说了几个“不”字后说：“不是非常好，是最好！只有世界上最好的指挥，才能将我们的《芬兰颂》把握得这样准确、深刻！”她特意请于海在她的前衣襟上签名留念，并在尔后中国军乐团的几场演出中，场场亲自出席。

此届国际军乐节，中国军乐团成为最受欢迎的乐团之一。俄罗斯军乐团的指挥专门为中国乐团送来了礼品，并真诚地说：“没想到中国管乐发展得这么快！”瑞典军乐团团长兼指挥也对于海说：“下一次我们一定要邀请你们到瑞典，我们也希望去你们的国家演出。”

军乐节组委会秘书长破天荒地把中国军乐团邀至家中盛情款待，他由衷地说：“我们固然希望东道主芬兰第一，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理所当然的第一是中国，芬兰人民都这样评价。”军乐节闭幕时，组委会秘书长将会旗赠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这等于是军乐节最高的荣誉和褒奖。

中国驻芬兰大使和武官，对中国军乐团在芬兰引起的轰动也激情难抑，他们说：“你们的出色演奏，使中国在芬兰的声誉大大提高了！”“你们这次成功亮相，比我们以往的许多工作更有成效。”此时此刻，于海又一次深深感到，他们演奏的军乐，不仅代表了国家的荣誉，也在向世界传播了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作者为传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