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维廉：在东西方文学架桥

本刊记者 徐晓燕

叶维廉这个名字对中国大陆读者已不再陌生，文学界知道他在国际比较文学界的重要地位。美国当代重要诗人罗登堡（Jerome Rothenberg，1931－）在对叶维廉的中西两大文化背景进行分析之后指出：“他是学者、游子、现代主义的旗手、记者、散文家；而纵使他具有多重身份，仍一直与其时代、地域、运动血脉相连。”1978年他被台湾入选为“中国现代十大杰出诗人”。不久前，从美国专程来参加第十三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叶维廉先生在北京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文学之旅

他作为学者的身份也很著名：曾任美国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几十年之久，并协助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北京大学等建立发展了比较文学。然而，这些身份之外，叶维廉觉得自己首先是个诗人，诗对他而言是最重要的。

“诗在我心里是第一位的，我一直未忘保留诗人的本能。诗歌是我的心灵中最重要的东西，有一段时间，我决定每个暑假只写诗，而写论文等其他什么事都不再干。” 在诗歌创作方面，叶维廉早期与亚弦、洛夫等人从事新诗前卫思潮与技巧的推动，影响颇深。他的《中国台湾现代小说的风貌》更是第一本探讨台湾现代小说美学理论基源的书。

据叶先生回忆，20世纪80年代，他曾应邀赴北京讲诗与文学理论，在北大演讲时，听众多达数千人。

叶维廉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和影响，诗人亚弦在《六十年代诗选》序上评价说“叶维廉是我们诗坛一向缺乏的具有处理伟大题材能力的诗人。在中国，我们期待‘广博’似较期待‘精致’更来得迫切。”

“北风／我还能忍受这一年吗／冷街上、墙上，烦忧摇窗而至／带来边城的故事；呵气无常的大地／草木的耐性，山岩的沉没，投下了／胡马的长嘶……”

这是叶维廉 21岁写的诗《赋格》。叶先生回忆起了写作此诗的背景：他十几岁就去了香港，当时正处于战乱年代，他一下子跳到一个陌生的大都市，受尽了都市的冷漠。

“那时，我感到自己站在过去与将来的夹缝里——对过去游离不定，充满忧虑，对将来无法把握，不晓得它会通向哪里。我希望通过捕捉这些碎片，排遣内心的苦闷与彷徨。”从那时起，叶先生开始写诗，通过碎片重新组织一个理想的艺术王国。

叶先生说，他很多诗的意象是古典的，结构却是现代的，比如《赋格》，用的是交响乐的结构，把东西方的艺术形式融合到了一起。

1961年叶先生自台湾师大英语研究所毕业并于同年与廖慈美女士结婚，回到了香港。对于叶先生来说，“结婚是一种定力，在我身上、诗中都有显著的痕迹。”叶先生出版的书大半都是献给夫人慈美的，“当然是献给慈美的”，“给在艰辛岁月中持护我的慈美”，“给陪伴我数十年来穿越苦难与危机的慈美”。叶先生对于慈美女士的恩爱之情，洋溢于这字里行间。

20世纪60年代，叶先生去了美国留学，先在爱荷华大学读美学硕士，后又去普林斯顿大学读比较文学博士，然后到加州大学任教至今，用他的话来说，“把自己放逐到外国去，人生再一次错位”，从他后来写的《愁渡》等诗集里都可以看出漂泊四十年曲折孤独的心路历程。

“非常巧合，从《赋格》到《愁渡》，两首诗的最后都写了雨这个象征愁绪的意象，现在我自己剖析，觉得从中国香港到美国，尽管时光流转了，我仍然一直没有走出心中的郁结。”

诗人写散文，文中有诗，诗中有文，此已高常人一筹。但出自学者兼诗人叶维廉之手的散文还有一些别具一格的气韵。他的散文、诗、评论都属于文学的不同面貌，但飞动在“其中的内在生命与气韵是一致的”（诗人洛夫语），我们可以从他的多本散文集中发现其光辉，他的散文可谓丰且美、亮且实；或回归于自然，或放逐于哲思，或徜徉于艺术画廊，或沉浸于故旧情怀。话题广博，意境深远；浓妆淡抹，总为相宜。

他不仅写诗，还以研究诗为终生的职业，且成为比较诗学领域的翘楚。“我之所以分析诗的时候角度能比较新，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写诗，每天都在推敲诗句的语言、结构。”为了回馈读者，他写了《中国诗学》、《比较诗学》等专著。

在美学与文艺的研究与批评领域耕耘了半个世纪的叶维廉可谓厚积薄发、成果卓著。他涉猎领域之博深，在青年时代已显端倪。

2004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9册《叶维廉文集》。

寻找中西文化的异同

叶维廉先生是著名的翻译家，台湾省最早的艾略特《荒原》中译本，就是叶先生翻译的。此外，他又翻译介绍欧洲和拉丁美洲现代诗人的诗歌（见其《众树唱歌》），对诗歌视野和技巧的开拓，助益良多。

在采访叶先生的过程中，听他谈的最多的是“没有框限的道家美学”，“中国的山水诗呈现的就是没有框限的美学意境”。

叶先生的一些诗歌是用英文写成的。“有一次我在日记里写诗，怎么也写不出来，忽然改用英语写，结果却写得很好，因为正好那首诗是叙事性的，说明性的内容比较多。而中国语法有中国语法的意境，西方汉学家不大了解中国诗的意境，不懂得中国美学里的东西，甚至歪曲了中国美学的理念。”　

“中国诗让人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把原真的状态呈现出来，比如说这句‘鸡声茅店月’，‘鸡声’、‘茅店’、‘月’，运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好像山水画一样，有远有近，层次错落。不像英文诗歌，出现‘我’，中国的诗歌语法灵活，‘我’是隐藏着的，三个名词组合在一起，呈现出一个未受规范和约束的本真世界，万物浑然一体，‘我’已经融入这个世界当中。山水画也是如此，它不定下透视的方向，规定给人看的角度，讲究浮动透视，山水空灵，不论看哪个方向、哪个层次，都是独立的艺术空间。人隐匿在山水画中，渺小的人和背景的山水是和谐的。中国诗的语言和意境，正如道家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它并不像儒家文化里那样‘君臣父子’地规定下来，而是恢复了生命中活泼、本真的东西。框限是违反人性的，人的审美不应被锁死。假如不能活进活出，就不能理解那种境界。”

正是对中国文化中那种境界美的发现，促使叶维廉翻译了从《诗经》到元曲的许多古典作品。“翻译的时候，我总是采用最少的语法干预，但外国人会说，你这么翻译把英文‘破’了，其实，实践证明在创作上这是可行的，外国的读者非常喜欢这样译过去的古诗。”

也正因为这些发现，叶先生写出了专著《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西方的目的论很清楚，看到树就想到可以做木材，而道家美学可以培养开阔的胸怀，在生活上让人得到很多调整。”

叶维廉教授中英文著作丰富：他近年在学术上贡献最突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首推东西比较文学方法的提供与发明。从《东西比较文学模子的运用》开始，到《比较诗学》一书，他根源性地质疑与结合西方新旧文学理论应用到中国文学研究上的可行性及危机！他通过“异同全识并用”的阐明，肯定中国古典美学特质，并通过中西文学模子的“互照互省”，试图寻求更合理的文学共同规律，来建立多方面的理论架构。

对民族文化的责任感

叶维廉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表现在他的诗中，散文中。他更将对中国文化的责任感付之行动。

叶维廉一直以来潜心研究道家美学和积极提倡的道家精神，正是他对美轮仑美奂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努力，在感受和体验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尤其是近年来目睹由第一世界后工业高科技地缘政治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到中国文化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以及对第三世界国家精英分子对西方全球化经济部署的内在化的无批判性的危险感到忧虑。他“不愿意我们独有的生命情调，独有的文化空间在这狂潮中消溶化灭到面目不存，我才踌躇寻索。几年前我提到西方思想中潜藏的困境；那就是本质上无法做到道家不断去语障。”

脚跨东西方，在反复比较分析后，叶先生看到了西方文化中诸多弱点，认为我们的艺术家和诗人不应该做出文化的弃权，应该抗拒西方工具理性对人性的切割，他发出这样的质疑：“我们能够容忍一个民族独有的文化消融淡化吗？我们可以容忍全球化的消费文化横扫一切吗？我们能够默默容忍文化走向全盘的商品化吗……”　

如何在这个全球化大潮中避免被边缘化的结局，叶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真正的独立必须是经济与文化同时的独立。这，必须要期待中介的精英分子，受过外来教育的知识分子的反思，……而且这个反思又必须要认识到外来思想体系里根源性的问题和困境，以及自己传统中根源性的解困能力……”　　

叶维廉说：“我冥冥之中有这种感觉，有一种力量推动我去做；虽然很多人放弃了，可是我始终没有。我想这还是因为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的关系，我不愿意失去它，虽然现在看来已经疲乏衰退，但我始终相信可以把它恢复起来，相信他可以替现代解困，这个信念我一直都有，这也是为什么我花这么多时间把中国传统中的哲学重新提出，让大家知道这里面的真实力量。”这段话表明了他对这么多年来热心介绍中国文化经典与投身于比较文学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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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维廉 1937年生于广东中山，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师大英语研究所，并获美国爱荷华大学美学硕士及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比较文学资深教授。集著名学者、翻译家、诗人、散文家于一身的叶维廉，一度被美国当代重要诗人罗登堡（Jerome Rothenberg）称为“美国（庞德系列的）现代主义与中国诗艺传统的汇通者”。对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有突破性的贡献。

代表作有《赋格》、《愁渡》、《三十年诗》、《网一把星》等4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