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冀平与《天下第一楼》

李冰

北京东总部胡同一个略显苍旧但仍不乏威仪的院落，何冀平远远地笑着走了过来，那是有着良好家庭与教育背景的女人才会具备的笑容。去之前看过她的照片，是一张用在书的封面上的侧面照，温文尔雅的目光中带着无形的距离感，明明是没有攻击性的，你却不敢随意走近她。眼前的何冀平白衣黑裤，一架扁框眼镜，一条款式别致的白金项链，她比想像中要年轻得多。

吃出来的剧本 忘不了的打麦
话题从热播中的《天下第一楼》开始。问及该剧被大家一致看好，其“看点”究竟何在？何冀平说：“首先是题材好，写一个烤鸭店肯定比写一个钢铁厂要有看点，为什么？食文化本身就非常吸引人，在中国更有特殊的魅力，比如在庆典或其他心情愉快的场合，人们往往会想到要吃一顿，所以要说好看也沾了吃的光；另外剧中的人物命运还是比较曲折的，也就是说我让故事尽量不一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吸引眼球的作用。虽然有很多写老字号的各种作品，我自认为《天下第一楼》还是新鲜热辣的。”

因为剧中的饭庄以烤鸭为特色，又叫“福聚德”，不少观众猜测说其实“第下第一楼”就是写的全聚德。何冀平说，“这个剧90%以上都是杜撰的，我是到全聚德体验过生活，可其中二者连百分之几的相似都不到。历史上全聚德只有一点是与剧中相似的，那就是在全聚德衰败时曾请过一个叫李子明的人来主持。”
《天下第一楼》剧本最初写于1985年，作为一个大人眼中文静秀气且颇有些才气的女孩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部话剧？

何冀平说：“我很爱美食，从小就经常有机会和大人们出席一些吃饭的场合。在五六十年代，上一次饭馆还是挺大的一件事。我记得最早在前门的全聚德我就去过，记忆中那鸭汤又白又浓又香，比现在好喝多了。另外，当时的‘康乐’有一种菜叫‘桃花泛’，名字就非常诗意雅致，其实就是锅巴浇上酸酸甜甜的汁，颜色粉红像桃花一样漂亮，而在协和医院附近的和平餐厅里我们常遇到林巧稚等人……总之那些饭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像，我对饮食文化就有了独特的兴趣。后来我去陕西一个特别贫穷的地方插队，饿得上顿不接下顿，躺在炕上大家就听我背诵名著中那些写吃的场景解馋。”

何冀平说想到写烤鸭时她早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分配在了人艺当编剧。因为常陪海外的亲友去吃烤鸭，却没人知道烤鸭的加工工艺，她就萌生了写这样一个选题的想法。

作为一部已经上演了16年来的经典剧目，除导演、演员外，每次上演变化最大的也就是布景、服装、个别京味儿语言，而对剧本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当年的何冀平初出茅庐究竟有哪些优势条件来把握剧本？
对此何冀平自信地接口道：“除了刚才说的我对美食的情有独钟外，我还受过四年中央戏剧学院的熏陶，另外从天分上讲我可能比较适合从事这一行。”

事实上，她从中学毕业到陕北农村插队时就开始写戏了，她的第一个舞台是在打麦场上挂上油灯的简陋演出场。“当时在农村又编又演，农民们看着我写的戏笑，我看着他们笑，感觉不到什么成就感，纯粹是发自内心的快乐。”尽管她的戏后来在香港和日本的许多大舞台都演出过，但她从没忘记那个打麦场给她留下的深深记忆。

《天下第一楼》轰动剧坛

“我喜欢香港城，喜欢北京人”
何冀平兄弟姐妹全都在香港，小冀平与外婆在北京长大。1989年她带着六岁的儿子移居到了香港与家人团聚。

最初离开北京到香港时也有人为她惋惜，说她离开了本土文化不利于创作。可何冀平一点也不这么想，反倒认为如果她当初不去香港的话根本就不会写这么多作品。“刚到香港时挺可怜的，在内地随着《好运大厦》《天下第一楼》的上演，我在话剧界还是有些名气的，可到了香港根本就没人知道我是谁。即使约你写，人家也会边打量你边想一个内地人能写什么东西？那时心里真的有些酸楚，对自己能否在香港成功一点底气都没有，完全是异乡异地的没有根基的感觉。我甚至有点儿后悔，但一投身到工作中去就忘了那些。”何冀平的儿子如今在澳大利亚读国际政治。“我是主张年轻人到外面去看看的，观念的转变对一生都有好处。许多大的文学家都去过国外，那并没有影响他们对中国的感情或作品的质量，相反，他们作品的包容性很强。”

何冀平常说自己是“一本书主义”，在香港开始写武侠也和《天下第一楼》有关：1991年人艺去香港演出《天下第一楼》，当时徐克去看了，看完了找两样东西，一是烤鸭，一是何冀平。

徐克找到她后要她编两个剧本，一个是《新龙门客栈》，一个是《满汉全席》，她就先接了《新龙门客栈》，其实之前她连金庸的小说都没看过，也不喜欢武侠，没想到的是写完上映后好评如潮。

何冀平说：“冥冥中我感觉上天是眷顾我的，我感觉自己太幸运了。我的创作是从陕北那片最贫瘠的黄土地开始的，一路走来，到了北京和香港，几乎所有的剧目都卖得很好，这一切都不是我事先想好要怎样的，用广东话讲叫‘好彩’。”事实上何冀平也克服了当地人不需要面对的许多障碍，包括与徐克的交流，“他讲粤语我根本听不懂。我就拿小录音机把与别人的对话录下来回家慢慢听。”

今年何冀平和徐克又要续拍《新龙门客栈2》。除了感觉自己很幸运，何冀平也坦言与自己的性格有关，“我这人是不会认输的，我认为好样的到哪儿都是好样的，我不相信北京人承认的东西香港人就不承认，香港人承认的东西日本人就不承认。香港是个承认成就的地方，这一点我很感动。在香港的剧团里，不同的圈子我两眼一抹黑可没有人排斥我，在1998年，我的《德龄与慈禧》一下得了五个奖，我不认识一个评委。”
何冀平同时说自己“并不是很自信的人，写剧本时我都会写一个小本，把写作的全过程都写来，希望对下次有所借鉴，但下次都没用上，因为面对的都是全新的东西。只有观众认可了我才感觉到是成功了”。
2001年，香港又出现了评论界所谓的“何冀平现象”：当年她有三部戏上演：《天下第一楼》、《德龄与慈禧》、《明月何曾是两乡》，一年内共演了150场，而且都是在主流剧场上演。最令她感动的是有一次演出结束后主创人员与观众现场对话，香港一个很有名的小学校长说：“何冀平的戏，我敢带全家来看。”

《偷心》不会随便拍
在香港生活多年，回头再看京味儿文化，她说：“表面上的风俗习惯外，我更看重北京人的谦逊多礼的处世态度，比如两家各有一个孩子，双方家长见了面肯定都是夸对方的孩子好，为的是尊重对方，给对方面子，而南方人或者香港人则会说，‘我的孩子好，你的不行啊！'在香港这么久我还是喜欢北京人那种温暖人心的感觉，那其实是一种可贵的传统美德。我也把这种感觉写在了《天下第一楼》里，你看剧中常贵对人的态度，在当今好多饭馆都找不到了。”

比较香港和北京，何冀平说自己分得很清楚，她喜欢香港的城市，因为它非常便利，即使三天足不出户也能生活得很好，不熟悉的人更是可以通过各种路牌找到要去的所有地方。而北京在这方面就差一些。但她喜欢北京的人，那种浓浓的人情味儿是香港无法比拟的，“并非我是半路到香港才有这种感觉，香港许多土生土长的人最大的通病就是孤独。”

香港红星张国荣和何冀平是圈中较好的朋友，他曾想当导演而请何冀平为其写作电影剧本《偷心》，未能如愿的他却于去年4月1日绝红尘而去。

“2002年1月张国荣通过朋友找到我，说他想做导演，'我的第一个剧本希望你来写。'之前他看过我的戏，与我也互相认识，但没什么交往。我答应了他，并开始去青岛等地体验生活。当时演员都想好了，胡军、葛优、斯琴高娃、陶红、肥肥等，许多角色我们都是按这些演员写的。剧本写好了，最后却没拍成，有人说是因为投资的问题，我个人猜测不可能简单地归结于钱的原因，毕竟当导演是国荣的一个梦想。后来我们常通电话，我也常去他家聊天，我感觉他很难过。去年春天我打电话给他我要到内地去拍《天下第一楼》了，他特别惋惜地说，‘你真的要走啊？’我说我还会回来，你有事也可找我。不久就听到了他出事的消息，当时我特别难过，甚至感觉自己对不起他，我想如果他的戏拍成了，做了导演的他，一定不会轻易走那条路的。我好长时间不敢相信那是真的，因为国荣太热爱生活了……”

剧本《偷心》如今尚继续闲置着，难道不想将自己的本子拍出来吗？何冀平说：“也有人来找我说想拍，可我不会把它交给一个想利用这个片子出名的人，不管对方给我多少钱，我和国荣有这点情谊，不能对不起他。真是要做的话我也会和唐先生（张国荣的男友）商量。”

作为程思远的儿媳，自己也出身于高干之家，何冀平却非常喜欢普通主妇的生活，“得到肯定的同时我也付出了很多代价，我也是个喜欢SHOPPING、有家庭和孩子的女人，尤其在香港这样一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城市，像我这样困坐愁城是要有相当大的克制力的。我特别喜欢煲汤，把一大锅汤慢慢煮着，我在一边写东西，等写出些文字来了，汤也煲好了，那种感觉太舒服了。”

资料：
何冀平小传
生于北京，1982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后，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创作话剧《好运大厦》，演出近百场；作品《天下第一楼》被誉为当代现实主义剧作精品。
1989年移居香港从事电影电视创作，影视作品有《新龙门客栈》、《新白娘子传奇》等。
1997年任香港话剧团编剧，创作有《德龄与慈禧》、《开市大吉》、《烟雨红船》、《明月何曾是两乡》。她的作品曾先后获得中国首届文华奖、北京市优秀剧作奖、中国戏剧曹禺奖，两度获得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电视剧《天下第一楼》剧情简介
故事发生在1917年至1926年间。出身贫寒的卢孟实受老掌柜唐德源临终之托，掌管“福聚德”。卢孟实胸怀做京城名掌柜、盖第一所饮庄大楼的远大抱负。他精明干练，善用心机，在御厨刘金锭和红颜知己玉雏儿的倾心协助下，成功地化解了张勋御宴、张作霖战场军宴、吴佩孚帅府夜宴的危机，终将“福聚德”做成名噪京城的大饭庄子。
正在“福聚德”大楼落成，卢孟实志得意满，欲大展身手时，不想却被气量狭窄的两位少东家以老掌柜临终一纸遗言为由无情地辞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