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它与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它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使国家综合国力大提高，它在世界经济位次跃居第7位。对这场深刻改变中国命运的革命，本刊始终以最大的热情给予关注，在每一发展阶段都有文章与读者见面。许多国外读者正是从本刊了解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包产到户

陈启信一家人在"包产"的田里插秧。

7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大包干”，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正是农村的改革，使中国的经济逐步走上健康、快速的发展轨道。当时，本刊即派记者深入最早开始大包干的安徽省采访，向国内外传达中国改革的信息。

“你问现在实行包干到户以后队长如何当，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想跟你说以前的队长是如何当的。”老陈说，“那时候，别的且不说，就拿安排每天的农活和叫社员下地干活这件事，就够你头疼的了。第二天哪个社员干什么活，头天晚上就得想好，否则第二天就会砸锅。早上出工，别的生产队吹哨子，我们队是敲钟。有时候真是烦死人，敲两遍还看不见人影……

“现在不用再敲钟了吧？”我问。

“现在不用了。每天干什么农活是每家每户的事了，社员们自己做主，再也用不着我这个当队长的操心费神了。” “那么生产队长还有什么用呢？” ……

他接着说：“现在队长的主要职责是：年初，跟每户社员签定好当年的包干合同；收割后或到一定的时候，督促社员完成国家规定的粮、棉、油、猪、蛋、禽的征购和派购任务；平时，政府的指示经由队长传达给社员，社员们的意见和要求经队长集中反映给大队转报政府；还要合理安排用水、用牛；指导社员开展科学种田；帮助困难户搞好生产；安排社员出杂工；还要处理家庭纠纷和邻里纠纷、推行计划生育等等。”

——摘自《来自安徽农村的报告（二）》刊于1981年第11期

生活的变迁

两个失去配偶的中年人重建家庭，并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

周恩来总理为本刊确定的报道思想是：以社会主义建设为范围，以生活为内容。50年来，本刊始终恪守这一办刊思想，形成了从生活角度报道社会经济问题的特色。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本刊推出了“人生之旅”系列报道，记述了24位普通人从出生、童年到入学、青年、中年和老年的不同经历，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这里选取的是沈苏儒先生写的文章中的一小节。

两个破碎的家要重新组合成一个家庭，在任何社会都不是一桩容易的事，在中国社会更是如此。家庭纽带的牢固导致家庭成员间相对独立性的减少，互相制约和干预被认为是维护家庭的必要手段，老少两代在婚姻问题上也是如此。

因此，在结婚之前，我们考虑到双方孩子们可能有思想障碍，所以商量好两条：一条是仍保持两个家庭的形式，孩子分住，我们轮流住；一条是双方孩子都不用改称呼。在中国社会里，不像西方社会，家庭成员之间，亲戚之间，“称呼”被认为是一件大事。一般规矩，继子女要称呼继父母为“爸”、“妈”，但我们打破这个规矩，她的孩子仍称我“伯伯”，我的孩子仍称她“姨”。

——摘自《重建人生》刊于1989年8期

堪与“人生之旅”称为姊妹篇的系列报道“北京人一天生活的开始”也同样受到了读者的赞赏。如伊朗一读者在来信中所说的：“1986年第一期关于日常生活的文章，非常吸引人，这说明你刊努力成为反映真实情况的一面镜子。”这组报道由5篇文章组成，下面选取一位退休老工人的一段，看是不是既写出了退休后的乐趣，又充满了京味？

我们三十多个退休的老人要算是最早到这儿的。老哥儿们见了照常是北京的老规矩，一声“来了您哪”，或者“早呵您哪”，算是见过礼了。

临退休那阵子，我心里打过鼓：人老了，就要离开火热的工作岗位和相处多年的同事了。虽说我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儿子、儿媳、小孙子对我都亲热，可由于住房不足，我们不能同住在一块儿。我担心和老伴整天蹲在家里，该多孤单啊。没想到退休之后，在这个小花园里，我又找到了生活的新天地，结识了很多新朋友。

——摘自《闹市里的小“绿洲”》，作者饶九林，1986年第1期

改革系列报道

本刊从20世纪80年代未到90年代初，推出了“长江”系列和“省区市”系列，系统地把中国内地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当时重庆尚未设直辖市）和长江系列对外报道了一遍。“省区市”报道的内容大体包括基本情况、该省（区、市）的特点、经济发展的情况、旅游资源等等。报道发出去之后，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一些外商按图索骥，找到这些省（区、市）去投资办实业了。 在1998年，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本刊推出了系列报道，较为全面回顾了这场变革。下面这段文字就选自这次报道中的一篇文章。

（刘桂仙：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18年前，当属于她自己的饭馆终于开业的时候，连她也没想到，一下子就成了改革开放后北京第一个从事餐饮业的个体户。如今，这样的饭馆已经到处都是了。）

我办餐馆，房，就用自家的住房，一房两用：工，也用的是自家人。那时候办餐馆，不比现在，难呀！首先就是没钱，为了餐厅开张，东挪西借了几百元钱，对我们来说这可是天文数字，想想要是当初餐厅赔了……真是后怕呀！其次是没东西，现在想要什么，拿钱去买就是了，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东西都是定量供应，有钱也不能卖给你。开餐馆要的是肉、蛋、菜、鱼，要想买到，就得出北京。我每天常常四五点钟就起床，来回折腾半天，买到的东西也只够餐厅的一顿晚餐。 不过当第一也是有好处，引来不少国内外记者，他们的好奇给我招来了不少生意，大约有74个国家的大使、参赞来过，当年要在我这里吃一顿饭可不容易，最长的一次是提前48天预订的。

18年了，如今家大业大……我今年65岁了，还有一个没实现的愿望就是买个送餐车，谁想吃饭就给谁送去，让顾客不用花很多的钱就能美美地吃上一顿。

——摘自《我的故事》，刊于1998年第12期

记录班禅

西藏是中国一个省级行政单位，同其他省级单位本来没有什么两样。然而由于它特殊的历史，特殊的地理位置，多少年来，西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本刊自创刊以来，对西藏的报道，也注入了极大的热情。每次重大活动，重大事件，本刊都作出了反应，如平定西藏上层集团的叛乱，西藏民主改革40年，西藏和平解放50年以及西藏人民在经济、文化生活方面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对班禅大师的跟踪报道，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它们是：在西藏访班禅、在北京访班禅、班禅大师的康藏之行、班禅谈所谓“西藏独立”、班禅大师的宗教活动、举国痛悼班禅大师圆寂、六岁灵童继任11世班禅。下面是十世班禅通过本刊发表的谈话。

我愿告诉那些专门在外国制造“西藏问题”舆论的人，你们所说的那些问题，有些根本不存在，有些是不同程度地在西藏发生过，但现在已纠正，或正在纠正。现在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策是好的，群众是满意的。大家正在忙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这些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少指责，多帮助。西藏是个穷底子。从1952年到现在，单是中央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即达120亿人民币。为加快经济发展，我同阿沛副委员长成立了一个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你们对西藏如果真有感情，那就多帮助一点不是挺好吗？我对一些海外藏胞讲过，你们不是说在国外培养了许多大学生吗，要是真正热爱自己的家乡，那就请他们回来参加家乡的建设嘛。虽然西藏已有四所大学，每年培养出数百名大学生，但仍不够用。欢迎国外大学生回来。但要说明，我们这里没有高薪。回来了，同这里的藏汉知识分子一样，拿普通工资，吃糌粑，住普通房子。人家在西藏高原辛辛苦苦搞建设，你住在外国洋楼上，肉吃饱了，酒喝足了，上街搞游行，写文章造谣骂人，这叫没有出息！藏族同胞会说你是“达磨忘达查查”。

——摘自《班禅说“所谓西藏独立”》，刊于1988年第1期

见证港澳回归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正式提出："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

19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通过鸦片腐蚀中国人民的肌体，毒化中国人民的灵魂，运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国门，并一步步地侵占了整个香港地区。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届政府概不承认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自英国殖民主义者占领香港之日起，就一直为收复香港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以雪洗民族耻辱，实现国家的统一。但在旧中国，这只能是梦想。1997年7月1日，中华民族为奋斗了150多年的香港回归，终于得以实现。百年国耻，一朝洗雪。多年来，本刊一直关注香港的变化，发出了大量报道。仅1997年，就刊出许多有分量的文章，并开辟了一个“香港史话”专栏，通俗地介绍香港问题由来等读者感兴趣的话题。

《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仪式，总共只花了15分钟，但它的谈判是漫长且艰苦的。本刊记者目睹了整个签字仪式，并发回了《历史性的十五分钟》的现场报道。现摘取一段刊载如下。

1984年12月19日，将是一个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日子载入世界史册。下午五点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笑容满面地来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参加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赵紫阳和撒切尔夫人分别坐在铺着墨绿色绒布的长桌后面，他们面前插有中英两国国旗。两位政府首脑签字的时候，会场一片肃静，只听到几十名中外记者不停地按动相机快门的咔嚓声。他们不只是在报道新闻而是在记录历史。签字完毕，专程来北京观礼的一百零一位香港各界人士，热烈地鼓起掌来。两位首脑站起来，互换了签字文本，然后热烈握手，互敬香槟酒，表示祝贺。联合声明圆满地解决了中国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问题，也为香港长期繁荣和稳定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中英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揭开了新篇章。

——摘自《历史性的十五分钟》 刊于1985年第3期

首都各界举行庆祝澳门回归万人集会。

与英国开展香港问题谈判不久，澳门问题也提上了日程。澳门问题与香港问题不完全一样，葡萄牙通过逐步占领的方式最终占据了澳门，但中国对澳门始终拥有完整的主权。本刊始终关注澳门问题，在它回归之前，回归两周年，以及回归庆典，都派出记者到澳门实地采访，刊出了大量有关澳门的报道。

（1999年12月）20日凌晨，掠过澳门的海风，吹去的是4个多世纪的历史风尘。澳门因此而沸腾。笔者所到之处，满眼是国旗、区旗，满眼是“回归燕”和灯笼，欢颜和歌声。??妈阁庙东侧的海事博物馆就是当年葡人的登陆地，笔者看见几个工人正忙着更换门口的旧徽章。??澳门今夜无眠，笔者是其中的一个。

--摘自《澳门回归现场亲历》 刊于2000年第1期

关注民主进程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权建设也迈出了大步，人大、政协的作用进一步得到发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充分行使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并加快了民主化的进程。本刊记者采访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这里摘录的是1988年第6期部分文字。

没有民主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人们业已注意到，在实现现代化中的中国民主化的列车已经启动，正沿着既定的轨道缓慢前进。……

以往人大开会，通过什么决议、决定，几乎都是“一致通过”、“一致赞成”。今年则爆了一个大“冷门”，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决议或决定是一致通过的，当选的领导人也没有一个是得全票的，甚至在表决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时，都有人投反对票或弃权票。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3月28日，七届人大会议要通过七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前面的四个委员会尽管有反对票，但气氛仍较平静。当要投票通过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时，由于台湾省代表黄顺兴第一个即席发言，骤然间使会议的气氛热烈起来。他慷慨陈词，认为从干部年轻化的要求来看，担任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人选年纪太大，应让较年轻的人担任。话音刚落，另一名代表又站起来发言，要求这个委员会应增加医务人员的人选。结果，这个委员会虽然获得了法定的多数通过，但它是在8票反对、69票弃权的情况下通过的。……

叶选平，63岁，已故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元帅之子。1980年开始任广东省副省长，现为广东省省长。他说：在我这样的岗位上，不要怕被人讲坏话，不要怕批评。通过批评建议，政府领导就能更多地了解人民在想什么；只要领导讲实话，不但不会因为某些缺点而损坏形象，反而会得到人民的理解和信任。通过讨论，人们对政策的看法，终究会趋于一致。

这次人大比以往民主，气氛也活跃多了。当然，在某些具体做法上，如选举程序上，不能说已经做得很好了，但确实是在向民主化方向发展，我们应予以支持。

--摘自《民主化的进程》 刊于1988年第6期

痛斥腐败

腐败，一种顽症，古已有之。中国共产党人从不放纵腐败，一直都在与腐败作斗争，为此制定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并与之作斗争取得了成果。但腐败仍在滋生，仍有土壤。本刊同人对腐败深恶痛绝，多次发表文章予以讨伐，尤其是费孝通教授精辟入里的分析，今天看来更觉富有预见性。

有人把腐败现象都归之于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乍看起来似乎也不无道理。自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以来，过去一段时期，特别是50和60年代，中国很少像今天有这么多人毫不掩饰地追求物质财富，甚至“一切向钱看”。而现在这一切，恰恰是出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新政策之后。

但是，费孝通认为，这样的结论未免过于简单化了。这位习惯于从历史角度分析问题的社会学家认为：“出现这种现象，应该说是，植根于中国绵长封建历史土壤中的腐败内因，在特定的外部条件的诱发下起了作用。”

他认为，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这类事情，在两千多年封建时期的旧中国是普遍现象，“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已成为当时老百姓的口头禅。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新政权确实带来了一代新风。50年代盛行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奉公的社会风气，至今让人念念不忘。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坏风气的根子已经从土壤拔除，其实只不过暂时受到抑制而已。长期闭关锁国给人们带来的是对外部世界愚昧无知，“文革”10年动乱更给人们造成思想混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一旦对外开放，人们思想所受到冲击波之强烈是可想而知的。再加上改革中制度还不够完善，思想教育未能紧紧跟上，腐败的沉滓又重新泛起，于是就出现了许许多多不正之风。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足为怪的。

费孝通还认为，不可忽视中国传统的世袭制思想仍在支配着许多人。中国当父母的很少不为儿女打算。目前一些高干子弟陷入经济犯罪，往往与其父母错误思想有关，此类事，理所当然激起了极大的民愤。 76岁的费孝通认为，一切腐败都应反对，但是想把几千年的积垢在几天内打扫干净，是不现实的。他说：“海外有些偏见者借此大做文章攻击中国，是意料中的事，无足轻重。对于当前的腐败现象，我们既不可掉以轻心，也大可不必杞人忧天。改革与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显著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主流，何况纠正不正之风的组织措施和思想教育已在全面进行。如果因为出现腐败现象而中止改革与开放，那才真正会造成历史的倒退。”

——摘自《虎威驱邪 吉星高照——说中国向腐败现象作斗争》，作者依旭，刊于1986年第6期

本刊专家走西部

黄河岸边的沙坡头，成功治理了荒沙，也成为闻名的旅游景区。

20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国政府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西部。西部占中国半数以上的国土面积，资源极为丰富，是国家建设的后备资源库，但由于种种原因，西部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东部，甚至中部地区。如果西部长期发展不起来，不但西部的人民富裕不起来，而且整个国家的发展也会受到制约。因此，中央政府决定开发西部。为让国外的读者了解西部，本刊加强了西部的报道。前往采访的有我们自己的记者，也有来华帮助我们工作的外国专家。下面是本刊阿拉伯文版的埃及专家侯赛因访问宁夏的文章片断，他曾荣获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

在我得知宁夏之行的日期时，我想起了我同蒂丽之间的一次谈话。她是一个美国青年，4年多来，一直在宁夏大学担任教学工作。她和我谈到在宁夏的生活，她说，同北京相比，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银川还缺少很多东西，一个外国人在那里生活，特别是一个美国人，不是很方便。我问她：“那你为什么不换到另一个城市工作呢，比如北京？”她却说，你最好留在那里，因为宁静的大自然把人们带回了失去的世界，使你远离城市奢靡的物质生活，她还说你会在和宁夏人的相处感受到快乐，最使她坚持在宁夏工作的原因就是那里的人们。 在宁夏，你可以看到不同民族的人，但是他们团结友爱，共同的家园使他们拥有同样的心灵。陪同我们这个访问团的张隽华先生是回族人，朱鹏云女士是满族人，张怀武先生是汉族人。宁夏是复杂历史的交合点──西夏王朝曾在这里建立，成吉思汗征服过这里，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也来到了这里。在宁夏，你可以从不同的人所用的语言中寻出他们的根源。

宁夏回族自治区也是神奇自然的融合之地──这里有宁夏平原、腾格里沙漠和贺兰山。在融合了人类、历史与自然的宁夏，人民被视为最宝贵的财富。

我在归途的列车上问每一个同行的伙伴：“宁夏回族自治区给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大家一致的回答是“宁夏人”。

——摘自《宁夏：成就、梦想、困难》，作者侯赛因，刊于1998年年第9期

庆祝共和国五十华诞

庆祝国庆五十周年庆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一个新的纪元开始。用毛泽东的话来表述，就是：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对此重大事件，本刊编辑部早在一年前就进行了策划，专门开辟了一个共和国同龄人的栏目，并在第10期推出国庆专集。10月1日白天的盛大游行和晚上的大联欢，本刊都派出了记者到现场采访。下面选取的是本刊名誉总编辑撰写的《我与新中国》的一段文字，看看这位经历了新旧两个中国的老人自身感受。

中国在经济、技术、人民生活方面的前进速度和广度实在是引人注目。在我成长的旧中国，几乎没有一件钢铁制品是由国内制造的。就连钢笔尖和图订都得从英国或德国进口。被中国称为“洋油”的石油及其产品也主要是从国外进口的，甚至火柴也被叫作“洋火”。今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钢铁、煤、粮食、纺织品生产国，包括石油化工制品在内的多项产品的产量名列世界10名。特别是实行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的20年来，人民生活尤其家用电器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视、洗衣机、冰箱、电话、空调……以前被极少数人拥有，现在已走进成千上万的城镇家庭。印象中的电视大多是黑白的，大屏幕彩电数量日增。现在90%的城镇家庭拥有洗衣机，76%的城镇家庭有冰箱，64%的城镇家庭拥有曾被当作地位和影响力象征的私人电话，20%的城镇家庭拥有空调。虽然只有4%的城镇家庭拥有电脑，但其数量在日益激增。有小汽车家庭仍然很少，但呈增长势头。这些高档消费品都是用激增的储蓄购买的，而且“中国制造”是流行标志。有些耐用品牌已打入外国市场。

以上成就只是列举了中国所取得的众多成就中的几个典型事例。当然，中国也面临着问题和困难：腐败，理想、道德观念下滑，技术发展使部分工人失业，福利体系的调整使部分人生活困难，以及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环境问题。外国主要媒体往往单单强调这些问题和困难，而忽视了中国人民为解决问题和克服困难所做的努力。

——摘自《我与新中国》，作者爱泼斯坦，刊于1999年第10期

迎接入世成功

入世，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是中国社会发展又一个新的转折点。与所有中国人一样，我们关注入世。

中国的入世谈判历时15年，在最后的阶段，人们对入世后中国人将受到的影响和应尽的义务的认识已经大不同前期那么“小儿科"。一段时期以来，专家学者开始对中国入世后在政策环境、法律环境、市场环境及人才环境的变化表示关注，同时建议在这几方面中国应作好更充分的准备，以适应入世后的需要。可以说，现在中国人，尤其是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的心态已经摆脱了初期的简单想象，而开始进行脚踏实际的思考。

——摘自《中国为加入WTO做准备》 刊于2001年第11期

注：摘录文章除署名外，作者均为本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