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 心

1980年后、甚至90年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工已经步入社会，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接近城市文明的同时，也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困惑。

目的地：城市

1980年代后出生的进城务工的农民，已经成为中国1.3亿农民工的主体。

尽管成长在农村，他们对于土地没有长辈们的依恋，有些甚至连农活都没有干过。他们是独生子女一代，尽管不少农村家庭有不止一个孩子，他们有着更好的生长环境，尤其是男孩自小便得到整个家庭的宠爱。与前辈民工相比，他们有了更高的教育程度，大多是初、高中毕业。电视的普及让他们对城市的生活方式耳濡目染，迅速普及的网络更是让他们掌握着和城市年轻人几乎同步的信息。2007年农村网民规模年增长率超过100%，农村网民数量达到5200余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在精神上，他们对城市不陌生，甚至较之农村更为亲近。而且，农村的现实状况和中国城市化的进程，都使得这代人中的绝大多数要到城市谋生活。到城市打工对于农村青年甚至具有“成人礼”的意味，很多人初中或高中一毕业就离开家乡到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谋生。二代民工中还有一部分从小随打工的父母在城市长大。

与前辈们在城市打工只是作为谋生手段，积攒足够的钱仍要回到农村不同，他们希望能够长期居住在城市，成为城市市民。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刘传江认为，二代民工退回农村，做不了合格的农民；融入城市，很难逾越横亘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墙。

城乡碰撞

有一技之长的年轻人更容易在城市中谋生，在湖北省罗田县每年大约有3000人从职业技术学校毕业，95%的毕业生都被外面的大企业、大公司“抢购”一空。曾经是第一代民工的田中海认为自己的儿子23岁的田兵赶上了好时代，“没种过田、下过地，初中毕业进县里读技术中专，再到深圳打工，有文凭有技术，一个月轻轻松松拿4000多元，顶得上自己辛苦几个月。”金融危机下，电子产品出口受影响，但儿子现在在大厂，又有技术，年终奖都没少拿1分。现在刚谈了个朋友，两人一起奋斗，还准备在深圳买个小房子，也许有一天他们真的就成城里人了。

然而，新生代民工中有一技之长的却很有限，据杭州市外来劳动力市场的数据显示，在其提供的岗位中30%-40%需要一定的技能，但求职的农民工中80%没有任何技能。

苏州的一项社会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现实。在苏州的外地打工者多达500万人，占苏州整个劳动力市场的2/3强，其中80%为新生代民工。一项针对在电子、机电、纺织和服装等行业就业的500名25岁以下的民工的调查显示，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超过2/3的人只接受了9年以下的义务教育(初中或小学毕业)。其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9.7%，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8.4%，高中文化程度占21.9%。受访者中除个别人参加过技术讲座外，没有一人接受过企业提供的职业培训。因此，他们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薪水低的工作。

调查显示，新生代民工迫切希望通过文化学习和职业培训提高技能和素质，改变现状和命运。48.4%的人表示愿意参加“各种学习培训”，31.4%的人“想学习但不知道学什么”，只有20.3%表示“不愿意参加学习培训”。也就是说，79.8%的人意识到后续学习的重要。在职业技能学习方面，93.5%的人选择与岗位相关的课堂培训，其“职业兴趣”排名分别为：电脑维修78%、机电维修56.6%、驾驶50.3%、汽车修理36.8%、美发按摩28.4%等。

被调查者对“业余时间的理解”，出乎意料的理性。有67%的人认为，“业余生活不仅是休闲，还应该用于学习”；81.5%的人意识到，“业余生活的有效与否将决定自己的未来”，并选择和认同“有计划的业余学习”。

主持此次调查的苏州科技学院社会学系高钟教授认为，二代民工后续学习的动机更强烈和更自觉，这源于他们对城市生活的认同和尽早融入城市的紧迫感。

与前辈民工相比，新生代民工对薪酬待遇、社会保障、劳动条件、自身价值的实现和未来发展，都有着更高的要求和期望。专家指出，他们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工作耐受力低。广东省开平市从事制衣行业的张毅生说：新一代民工不仅对工资要求高，而且对工作环境、住宿条件的要求都提高了。去年，在工人要求和国际订单的压力下，他的工厂全面引入SA8000国际劳工标准。企业成本为此增加了30%。他认为，工人权利意识的增强，具有促进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就自然完成的作用。

在广州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接近70%的市民赞成给农民工“落户”，但却不愿意与他们结亲。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吴鲁平教授说。“他们遭遇到城市难以改变的偏见和排斥，工作收入低且不稳定，权益受侵害的现象比较严重。由于处在城市社会的文化边缘，又面临着较大的文化冲突。”

未来：多重选择

金融危机再次让农民工的问题受到关注，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农村问题权威专家陈锡文的最新披露：“在全国1.3亿外出农民工中，大约有15.3%的农民工因全球金融危机而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找到工作。据此推算，全国大约有20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

如何帮助他们实现关于城市的梦想，如何帮助他们重新找到工作，如何让他们在家乡解决就业，甚至创业，帮助他们拥有更好的生存状态，是政府，也是每一个城市市民的责任。因为，新生代民工群体以“自身的生存方式，在不断地缩小着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差异，在中国的社会变迁中他们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

中国著名的媒体《南方周末》建议，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让进城务工的人们分享财富，转化成城市人口，并通过公平的教育缩小甚至填平了下一代的差距。例如，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户籍制度，成人教育体系，工厂培训体系等，消除身份歧视，才能为解决这一问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简新华教授认为，第二代民工的市民化是以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提升为基础的。这需要政府的强力推动，“不能消极坐等经济回升”。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非常关注返乡农民工就业问题，频频出台措施帮助就业，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资助返乡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

同时，国家对于农业和农村不断加大的投入，也为农村就业是市场展现了广阔的图景。西南交大公共管理学院戴宾教授认为，中国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职业转移先于地域转移，客观上就为农民工返乡留下了一个空间。也有意见认为，二代农民工年富力强、见多识广，属于“农村精英”行列。如果能够引导一部分人参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乡村自治和社会组织的建设，新农村建设的局面将可望焕然一新。

在中央2月出台的一号文件中，政府把鼓励农民民工创业作为重点工作，并提出：提供免费的创业培训，提高农民工创业能力，增强创业意识；创新金融服务，为农民工创业提供创业资本；强化创业服务，尽可能降低创业门槛；进行财税扶持，使农民工创业成本最小化；创建各类创业园区，营造农民工创业的良好小环境；调整政府目标体系，把就业和创业作为政府第一工作目标等六项措施切实解决农民工就业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著名经济学家辜胜阻评价说，政府用鼓励农民创业带动就业，主动引导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次创业浪潮，让更多的劳动者变成创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