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小城的“弯道超车”

　　江西新余，一座“因钢立市”的中部小城，也是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天工开物》的成书之地。

　　如今，这里锂盐年产能超30万吨，氢氧化锂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过半，锂电池年产能超45 GWh，集聚了70多家锂电上下游企业，基本打通“锂矿采选—锂盐制备—电池制造—梯次回收利用”全产业链。在介桥古村和分宜天工开物主题馆，外宾们看到的是中华科技文明的传承；在新钢集团和赣锋锂业的车间里，他们看到的则是这种传承在当代的创新体现。

　　英国前议员、工人党领袖乔治·加洛韦表示，新钢集团生产的0.08毫米高端“手撕钢”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那里生产的钢材特别薄，一个人用手就能把它撕开。”他补充道，“中国在很多工业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甚至可以说是几乎难以超越的领先。”

新钢集团硅钢展示现场

　　加洛韦表示，此行让他感触颇深。他从开普敦出发，途经约翰内斯堡、亚的斯亚贝巴、莫斯科，整整旅行了一个月。“我目睹了冲突与动荡，也看到了大规模的贫困与绝望。然后我来到中国，看到了未来。”在他看来，欧洲多国正经历社会混乱或政府更迭，而中国是当前全球少有的稳定繁荣之地；西方将中国的出口商品称为“产能过剩”并设置关税壁垒，实质是保护主义，背离了自由贸易原则。

　　“全球经济指标”分析平台创始人、国际关系专家瑞恩·帕金斯是第一次到访新余。他表示，此行让他注意到一个现象：一些在中国以外并不太为人所知的中小城市，实际上正处于全球竞争的前沿，特别是在可再生能源等将塑造未来的关键行业。“以新余和温州为代表的中国制造，通过整合复杂而精密的供应链，不仅能够提供尖端技术，更重要的是能够降低成本，让全球南方国家用得起，进而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工业化能力和民生改善。”

　　一座“因钢立市”的城市，把钢铁做成了超薄硅钢，让锂电迈向下一代，让中小企业借数字化改造降本增效。中国经济的韧性，不在“再快一点”，而在“换赛道还能活、还能打”。

　　“万亿之城”的经济活力

　　浙江温州，刚刚迈入“万亿之城”。这里是“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的温商故里，也是民营经济参与全球合作的前沿。在这里，外宾们走进当地企业，观摩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产业链供应链建设，切身感受民营经济的活力，并参加了2026温商发展对话暨浙江省“一带一路”智库论坛。

　　“温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我想不出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能与之相比。”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理查德·卡普兰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表示，一个如此重视创业精神的城市，其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支持与开放的政策取向，都令人印象深刻。

　　针对欧洲所谓“中国外溢论”或“产能过剩论”的说法，卡普兰认为，中国正通过技术转移、投资与合作为全球增长作出贡献。“部分国家视中国增长为阻碍，但无论这些论点是否成立，建设性的回应都至关重要。”

　　

　　帕金斯对温州的观察横跨了近三十年。“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98年，那时候温州以生产普通日常生活用品而闻名；如今，温州以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前沿技术而闻名。”他说，这充分展示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快速崛起的势头。“我听见有人在讨论企业‘走出去’，但在我看来，中国企业已经‘走出去’了—中国工业发展的很大一部分已经与其海外网络紧密相连。”

　　温州民企的全球化路径，对欧洲中小制造商而言究竟是挤压还是补链？加洛韦的反问直指要害：“中国正在以非常优惠的价格生产出色的产品，为什么西方政府总是试图阻止这些产品进入消费者手中？”

　　数字也在说话：“十四五”期间，浙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项目超过2400个。在温州商学院，海外专家与青年学子围绕中国制造业出海、全球治理等议题面对面交流。加洛韦感叹，这里的学生“拥有先进的教学质量和设备”，这座城市“干净、宽敞、绿色、美丽”，他甚至认真考虑在此定居。

　　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从何而来

　　在北京的对话现场，嘉宾们试图回答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经济的韧性究竟从何而来？

　　新西兰前总理珍妮·希普利将其归因于长远规划与战略定力。她表示，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得益于坚持长远规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调整战略。“任何在过去10—15年关注过中国发展的人都会发现，中国为迎接人工智能时代不断完善自己的基础设施。”在她看来，中国能够聚焦战略、集中资源并及时作出方向性调整，这是过去二十年中非常积极的现象；在新能源汽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中国将持续发挥引领作用。

　　埃塞俄比亚前总统穆拉图·特肖梅认为，韧性不仅意味着抵御风险，更意味着在变化中不断适应、发展壮大。中国在绿色技术、先进制造业和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创新，不仅推动了自身的转型升级，也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动能，为非洲等发展中地区拓展贸易渠道、促进产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教授拉迪卡·德赛从金融视角给出了解释：中国模式将储蓄和信贷引向生产性扩张，其基础是“耐心资本”，有助于经济稳定；而西方模式高度金融化，侧重消费、投机和短期波动，容易引发金融危机。

　　美国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执行所长维杰·普拉萨德则把目光投向全球南方。“人们认为只有欧洲和北美才能生产先进技术，但中国打破了这一假设。”他说，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电力，而全球南方许多地区仍严重缺电，电气化是从人工智能浪潮中受益的前提；全球南方不能只做原材料供应者，必须向价值链上游迈进，成为技术的使用者和推动者。

　　把中国视为发展机遇，而不是拒之门外

　　如果把同样的问题抛给布鲁塞尔、柏林、巴黎的政策制定者—那么是把中国这个“增长锚”变成自己的机遇，还是继续用“去风险”把自己锁在门外？

　　挪威东南大学教授格伦·迪森指出，随着霸权衰落，过去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正加速被“新重商主义”取代，技术封锁、金融制裁与关键走廊管控已被武器化。要重建对供应链与金融架构的信任，必须依靠多极化与多边主义；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正成为推动全球多元平衡与多边合作的关键力量。

　　帕金斯也直言，现有国际机构在投票权分配、地理位置和资金来源上存在结构性偏向西方的问题：短期内需要推动结构性改革，中期则须加快开发替代性的贸易结算与金融基础设施。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温州商学院校长王文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具有超越西方化的逻辑，强调与世界各地建立多元化连接；过去十年仅是初期阶段，未来会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从新余的锂电池，到温州的民营企业，再到北京的战略对话，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并非抽象口号。它体现在可以用手撕开的超薄钢材里，体现在全球低空飞行器企业采购的固态电池材料里，也体现在温州商人遍布海外的商业网络中。“中国经济见顶论”，可能低估了中国经济换赛道的能力；“中国威胁论”，则可能误读了全球南方和欧洲中小企业对性价比、绿色技术和供应链稳定的真实需求。

　　世界正处在变局之中。与其在“见顶”的叙事里自我设限，不如在“韧性”的事实中寻找合作。对中国而言，高质量发展仍在路上；对世界而言，中国这根“增长锚”，仍值得被认真对待。

　　中国经济的故事仍在续写。对远道而来的外宾而言，这趟实地走访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或许正如加洛韦所说—“我看到了未来”。而这个未来，属于愿意合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