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卡蒂接受记者采访（摄影 张巍）

　　9月30日，2026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颁奖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爱尔兰籍国际法学家安东尼·卡蒂（Anthony Carty）是本年度获奖者之一。卡蒂长期致力于国际法哲学与历史研究，近年更以一部引发广泛关注的《南海的历史与主权》，为中国的主权主张提供了来自西方国际法学理的有力支撑。 

　　在北京，卡蒂接受了《今日中国》记者专访。他以在华生活十余年的切身感悟，为我们理解中欧关系、全球治理以及文明未来提供了深刻洞见。 

　　真实的中国：一个“正常”而有深厚底蕴的社会 

　　“2009年我从欧洲到香港时，有同行提醒我，中国内地是‘另一个世界，另一种心态’。”卡蒂教授回忆道。然而，这种预设的隔阂，在他与内地学生的深入交流和此后十余年的内地工作生活中，逐渐消解了。 

　　“我没有看到中国人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之间有什么本质差别，”他坦言，“他们是正常、平和、知足的普通人。”在他看来，真正发生巨变的，并非中国人的“心态”，而是中国的发展成就以及世界看待中国的视角。“今天世界面对的，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发展成就显著的国家。这种体量本身，就对传统西方国家带来心理适应压力。” 

　　超越物质层面的发展，卡蒂更敏锐地捕捉到中国社会的精神“底色”。他发现，他接触到的许多初次来华的西方学者都与他有同感：中国民众普遍拥有一种内在的平静与满足感。他认为，这种社会性的从容，或许源自一种深植于历史的文化自信。 

　　他正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行探讨“文明”的中文意涵，并追溯至《易经》，认为“文明”在中文语境中指向一种“内在生命的成熟”。这种植根于数千年历史的文化向心力，塑造了社会的坚韧与和谐，但在许多西方观察家的分析模型中，这些“软实力”往往是“不可见”的。 

　　诊断欧洲的“双重困境”：内部焦虑与外部误读 

　　近年来，随着欧洲制造业竞争力承压、中国新能源产业迅速发展，中欧经贸关系进入新的调整期，竞争与摩擦时有发生。在谈及欧洲对华政策的摇摆与矛盾时，卡蒂教授作出一番学术诊断。他认为，欧洲正面临一场“双重困境”：一是源于内部的社会经济危机，二是由此衍生的、看待外部世界的方法论缺陷。 

　　他指出，新自由主义模式的长期主导，使得经济逻辑凌驾于社会伦理之上，加上过度个人主义对传统社群的侵蚀，导致许多欧洲社会内部弥漫着一种持久的焦虑。“不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职场中的长期不安全感，让人们失去了平和的心态。” 

　　这种内部的深层困境，加剧了政治上的“领导力流失”。“欧洲在面对复杂国际局势时，往往难以发出独立、统一且有力的声音。”卡蒂教授援引法国学者伊曼纽尔·托德（Emmanuel Todd）在其著作《西方的失败》中的观点，指出欧洲部分群体中甚至出现了一种“虚无主义”倾向——对自身文明的未来丧失了信心。 

　　在卡蒂看来，当一个社会内部充满问题时，它便倾向于向外寻找威胁和“替罪羊”，这或许是理解当前部分欧洲对华“认知偏差”的心理根源。他进一步剖析道，这种心理偏见，又通过一套被他视为有缺陷的分析方法——即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被“学术化”和“合理化”。 

　　卡蒂批评了那种只关注冰冷指标的分析范式。他认为，当西方分析中国时，往往痴迷于GDP增长率等物质化数据，并由此构建出一个充满威胁的抽象“他者”。而在他眼中，这种视角恰恰忽略了最关键的真实图景：一个由14亿鲜活个体组成的、致力于追求美好生活的社会。卡蒂强调，正是这种简化的、非历史的视角，构成了误读与对抗情绪的重要根源。 

　　由此，他给出一个更尖锐的判断：“欧洲的问题不只是在世界上不再提供领导，它还到处看到威胁与危险，而这些危险大多在它自己内部。” 

安东尼·卡蒂所著《南海的历史与主权》多语种版本。该书由中国外文局新星出版社出版（新星出版社 供图）

　　超越西方叙事：“实效治理”的中国探索与世界启示 

　　当西方内部面临困境，外部世界又该何去何从？面对全球性的领导力赤字与治理危机，卡蒂教授认为，东西方古典智慧中或许蕴藏着共同的答案。在与简·尼基曼（Janne Nijman）合著的《统治者的道德和责任》一书中，他强调，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还是孔子的君子之道，都指向一个核心——良序社会需要由具备高度道德责任感的贤能者来引导。 

　　“世界需要冷静、成熟的领导者。”他观察到，部分西方的选举政治日益沦为短视的利益博弈，忽视了对国家和历史的长远责任。他借用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思路提醒道，法律条文总能被聪明的律师找到漏洞，真正可靠的是治理者内在的道德感与责任心。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治理实践为世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卡蒂教授认为，中国治理模式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国家能够有效引导和规范资本，使其服务于长远的国家战略与社会福祉，而不是被短期利益集团所绑架。 

　　“这使得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等需要长期投入的全球挑战时，能够展现出强大的战略定力和执行力。”他分享了一个细节：当欧洲代表团对中国的商业竞争力表达担忧时，中方领导人的回应是，欧洲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应为世界提供愿景和领导力，共同应对挑战，而非沉溺于抱怨。“这正是超越短期利益、着眼于全球责任的‘大国风范’。”卡蒂评论道。 

　　在专访的最后，谈及如何打破中西方的隔阂，卡蒂教授给出了一个朴素的建议：“相比于充满偏见的媒体，那些真正在中国有实际生活和经商体验的西方人，是沟通中外最好的桥梁。” 

　　他期待，一个更加自信、开放的中国，能以其独特的文明智慧与治理实践，为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理性和和谐的力量。